子的行为，必将受到严惩。反过来，如果后者无法使前者服从，则等于连衣服都不会穿，同样是没有面子的事。所以，“怕老婆”是可笑的，而“怕丈夫”则被视为理所当然，不会成为笑柄。在中国的任何笑话集中，都决找不到一则“怕丈夫”的故事，因为中国人并不觉得那有什么可笑。
依附的对象并不限于某个人（父母、丈夫、长官、皇帝等），也可以是某个群体（家庭、家族、团体、单位、组织、政府等）。直到现在，中国人如果有了什么“问题”，也仍然习惯于找“单位上”去“解决”；有了什么“想法”，也仍然习惯于找“组织上”去“谈心”。中国人似乎很少想到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成就某一事业，事实上认真做起来也有诸多困难，当然还是“依靠上面”来得便当。即便失误，也会有人替你担待，至少不必担心被“抓辫子”、“扣帽子”和“穿小鞋”。辫子、帽子和小鞋，都是特殊的“服饰”，过来人无不知道它们的分量。当然，有了成绩，也首先归功于领导和群众，自己则不过只是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情。结果，是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和各级部门像中国这样责任重大，任务繁多。不但每个人的吃喝拉撒睡、生老病死退，都要责无旁贷的管起来（管得不好群众还要“骂娘”），而且一旦为了改革而“断奶”，还得教会大家如何去“自谋生路”。
依附的对象，甚至还可以是古人、洋人，是某种思想或某一学派。中国人说话写文章，过去是开口闭口子曰诗云，后来是必先引用马恩列斯，时下则言必称弗洛伊德或海德格尔等等，只可惜老外并无“关怀”咱们的义务，所以也不见这样引用有什么好处。好在咱们这么说，这么写，主要还是一种心理需求。不这么说这么写，别人看了“不顺眼”（好像衣服没穿对），自己心里也“不踏实”（好像脚下没穿鞋）。反正靠他人也好，靠组织也好，靠古人也好，靠洋人也好，总得“靠”着什么：“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大海航行靠舵手”，自己和个人是“靠不住”的。甚至就连上级，有时候也得靠下级。在中国，会做领导的，总是要在群众中发现和寻找“可靠分子”，以为“依靠对象”，否则便会变成“孤家寡人”，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于是，一旦依靠对象发生问题，便不知“何去何从”。何去，是“上哪去”；何从，则是“跟谁走”。跟着谁，就朝谁的方向走。所以“何去”取决于“何从”。“从”这个字，简化得实在好：一个人跟着另一个人。哪怕只是“跟着感觉走”，好歹也是“跟”。谁要是宣布“走自己的路”，没准就会被视为神经病。
总之，衣服就是依附。衣服依附于身体，自身依附于他人，由此构成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在这个网络里，每个人都如被熨斗烫过一样，“服服帖帖”。这大概也就是“圣王”们“垂衣裳而天下治”的秘密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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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服饰 四 时尚问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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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边日出西边雨
看来，服饰这事，还真不能视同儿戏。往大里说，它即便不是“治国之纲”，至少也是“治国之方”。往小里说，它是一个人内心美丑和道德修养的表现，也是对他人的尊重和一种礼仪。也就是说，服饰、礼仪、道德是三位一体的。失仪必失礼，失礼必失德，失德必失国。这样，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有修养的人，就不能随随便便，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想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
因此，中国文化在传统上，是反对和厌恶“奇装异服”的。在许多中国人眼里，奇装异服简直就是坏人、流氓、色鬼和品性恶劣者的代名词。改革开放以前，但凡正派人士和良家妇女，只要一见到身着奇装异服者，就像见到了麻风病人，避之惟恐不及。这种厌恶和反感，在历史上甚至曾经导致谋杀案的发生。比如郑文公之杀子臧就是。事后有人评论说：“服之不衷，身之灾也。”一件奇装异服，竟招来杀身之祸，而舆论还认为是理所当然，可见穿衣戴帽，还真不能随人所好。
穿着奇装异服要遭人非议、厌恶，甚至嫉恨，穿着过时的服饰，用过时的方式装饰自己，则会遭人笑话。白居易诗云：“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原来，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流行胡服，女装多“襟袖窄小”。到了唐宪宗元和年间，早已流行“大髻宽衣”，袖宽往往超过四尺。至于画眉，也由时兴细而长的“蛾眉”，改为时兴阔而短的“广眉”了。其实，蛾眉原本是极美的。杜甫诗云：“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马入金门，却嫌脂粉涴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就是说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自恃天生丽质光彩夺人，朝见皇上也不施粉黛，却仍要“淡扫蛾眉”，可见蛾眉之美。然而，曾几何时，“青黛点眉眉细长”竟成为“外人不见见应笑”的过时装饰了。可见“时髦”也是极重要的。朱庆余诗云：“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既痛恨奇装异服，又害怕过时落伍，这可真是“东边日出西边雨”，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也和饮食的表现大相径庭。
说来也是有趣，饮食和服饰虽然都为中国文化所看重，实际情况却似乎不大一样。饮食比较保守，服饰则比较新潮。饮食的变化可以说是最小最慢的。古人用筷子，今人也用筷子；古人吃米饭馒头，今人也吃米饭馒头；五千年前吃火锅，现在依然吃火锅。无论食品原料、烹调方法、进餐方式、习惯口味，都基本保持“中国特色”，难得一变。当然，要说一点没变，也不是事实。不过，即便最爱吃麦当劳、肯德基的孩子，也不是天天都吃。如果天天吃，还爱不爱，就很难说；长大了，还爱不爱，也很难说。再说，不吃西餐和洋快餐的，毕竟还是大多数。所以，仍有人认为，在西方文化不断传入，世界文化趋向认同的未来，饮食，可能是“中国特色”的最后一块阵地。
服饰的情况就不大一样了。如果说饮食是一位因循守旧的老先生，那么，服饰便像一个追新逐奇的小姑娘。中国的服饰，曾屡经变化。说得远一点，有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说得近一点，则有辛亥以来的“逐年西化”。今日之服装，不要说与千百年前大相异趣，便是与十多年前也大不相同。但不管怎样时尚化，总归是和国际接轨而不是和传统接轨。传统的服饰，大概只剩下了博物馆的意义。城市里已很难见到中山装，农村里小伙子的白羊肚手巾和姑娘的大辫子，也不大容易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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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服饰 四 时尚问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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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咱们这个最最痛恨奇装异服的国度，恰恰也是最最爱赶“时髦”的地方。许多外国名牌在中国的畅销，就连外商也感到奇怪。他们无法理解，一个中国人竟会用数月的工资去换一块体面的包装布，“十六岁的花季”们也能潇洒地走进时装专卖店，用父母的血汗钱换取时髦。看来，我们确有必要讨论一下与服饰有关的时尚问题。
时髦之谜
一般地说，所谓“时髦”，总是新奇玩艺。赶时髦就不会反对奇装异服，痛恨奇装异服就不会赶时髦。中国人又反对奇装异服，又爱赶时髦，岂非莫名其妙？
说怪也不怪，原因就在于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
依照群体意识，每个人都是群体的一员，每个人的生存都要以群体的存在为依据，每个人的价值也要以群体的判断为标准。换句话说，每个人的尊卑、贵贱、优劣、是非、善恶、美丑，都归群体和他人说了算。更何况，服饰这东西，原本就是穿来给人看的。如果没人看，穿得再漂亮也没有意思。陆游诗云：“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花儿尚且不能无人观赏，况美貌盛装之人乎？所以爱美的女子一旦无人观赏，也就无心梳妆。这就叫“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
既然穿衣打扮，原为让人观看，则每个人的服饰，便必须依照对象而确定，不能随心所欲，别出心裁。完全不假修饰，固然粗野鄙俗，让人“看不起”；过于讲究修饰，又未免虚伪做作，让人“信不过”。所以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什么是“彬彬”？彬彬，就是“相半之貌”。文质彬彬，就是既文雅又朴质，既有修养又不失本色，这样才是真正的君子。
正人君子既然必须“文质彬彬”，当然也就不能“奇装异服”。奇就是“不正”，异就是“不常”。不正常，也就“不正经”。不正经，不是“歪”，就是“邪”。奇装异服既然是“邪门歪道”，正人君子当然穿不得。
那么，其他人呢？更穿不得。因为其他人似乎更没有资格搞特殊。什么是奇？什么是异？奇就是“少见”，异就是“不同”。“少见”便难免“多怪”，“不同”则异于“凡响”。如果是老外，自然“稀罕少见”；如果是皇上，自然“与众不同”。所以，老外和皇上的服饰虽然和咱们不一样，却不叫“奇装异服”。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就不行了。要啥没啥的，有什么资格自行其是、与众不同？没有。既然没有，那你就规矩点。
实际上，奇装异服之所以遭人物议，表面上看是因为不合“礼”，实质上则是因为不合“群”。想想看吧：大家都穿这样的衣服，你却偏要穿那样的衣服，这不是存心要和大家过不去吗？不是存心要让大家瞧不顺眼吗？不是公然不把大伙放在眼里吗？不是太狂妄、太自大、太目中无人、太自以为是了吗？难道别人都不爱美就你懂行？——厌恶、反对、痛恨奇装异服者，大多是这种心理。
不能说这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