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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以后，他被全国学生联合会派往南洋募捐。10月初，当他回到北大时，李大钊已经在着手创建北京共产党组织了。
原来，9月中旬，北大讲师张申府去上海迎接罗素来京讲学时，曾住在陈独秀家中。张申府是进步的知识分子，当维经斯基在北京活动时，他就由李大钊介绍参加了座谈会，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有了一定的认识。此时，上海党组织已成立，陈独秀与他商谈了在北京建立共产党组织的事情，要他转告李大钊，迅速建党，能发展的人最好都发展进去。
9月下旬，张申府返回北京后，即向李大钊汇报了上海方面的情况，转达了陈独秀的意见。他们二人经过商议，决定在北京大学开展建党工作。
张国焘正是在此时回到北大的。他积极赞成尽快建立北京共产党组织，发展党员。
五 抉择
1920年10月的一天，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在李大钊的办公室里正式决定成立北京共产党组织，取名为“北京共产党小组”。
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后，首要任务是发展党员。但在党组织成立后不几天，张申府就动身前往上海，准备11月赴法国里昂大学任教。这样，发展党员的工作就落在了李大钊和张国焘两个人身上。
当时，对于党员的基本要求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如黄凌霜、张伯根、陈德荣、袁明熊、华林、王竟林等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但他们标榜自己信仰共产主义，赞成社会主义革命，就由李大钊吸收为共产党员。不久，张国焘又发展了刘仁静、罗章龙。他们两人都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这样，北京共产党小组最早的成员，除张申府外，共有十人。
建党初期，根本没有什么经验可循，党的组织如何开展工作，谁也不知道。所以，党组织的工作基本上是由小组成员自认分担。于是，李大钊担任组内外的联络任务；张国焘担任工运工作；黄凌霜、陈德荣办《劳动音》周刊，分担编辑和发行工作；罗章龙、刘仁静负责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李大钊每月从自己的薪水中捐出80元作为小组的活动经费。
北京共产党小组的工作刚刚起步，11月，小组内部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就发生了严重分歧。分歧之点有二： （一）无政府主义者根据他们自由联合的观点，不赞成有全国性和地方性的领导，反对党的纪律和职务分工。这与马克思主义政党要求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是相违背的。（二）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认为政府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而共产主义者则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经过激烈的争论，无政府主义者除陈德荣外，都退出了共产党小组。
道不同不足为谋。
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之后，小组只剩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陈德荣五人。这一次分化使李大钊、张国焘深受教育，从此选择发展的对象也有了一定标准。
北京大学有一批优秀的学生，五四运动之后，他们一直处于学生队伍的前列。在平民教育讲演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到处都可以看到他们活跃的身影。李大钊、张国焘认为这些青年人积极向上、思想进步，应是党组织发展的主要对象。认识到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党组织成员的政治取向关系着党组织的兴衰。
不久，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等一批优秀青年陆续加入了党的组织，使党组织的各项工作开始逐渐步人正轨。
11月底，北京共产党小组召开会议，决定将北京党组织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会议推选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主编《劳动音》。
在李大钊领导下，北京共产党支部开始有组织地进行活动。至党的一大召开前，这个组织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方面，在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帮助各地建立党、团组织方面都作出了很大的成绩，成为中共一大前活动十分出色的党组织之一。
北京共产党组织成立后，把组织和领导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放在首要位置。为此，李大钊、张国焘亲自参加了青年团的工作。
1920年11月，在北京大学学生会办公室，举行了青年团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有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罗章龙、刘仁静、朱务善、黄日葵、李骏、杨人杞、范鸿劫、吴汝铭等40人，张国焘致开幕词。会议推举高君宇为青年团负责人。
1921年3月30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大二院召开第四次大会。到会25人，有李大钊、罗章龙、张国焘、刘仁静、高君宇、宋介、郑振铎、陈德荣等。此时，团员已发展到55人。在会上，李大钊提议，由于团的组织发展较快，团务日渐纷繁，必须建立团的领导机关，以便统一团的活动。会议遂选举张国焘、高君宇、宋介及刘仁静分别为书记及组织、教育、会计委员；李大钊、郑振铎为出版委员。
张国焘任青年团书记后，在李大钊的支持下，在推动团的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4月6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大第一院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讨论决定目前的工作共六项： （一）筹备五一节运动，动员广大青年、工人游行；（二）为筹备五一节运动，刊行一两种宣传小册子，并广泛动员团员们撰写文稿；（三）讨论委托团员分别担任关于筹备工作的职务问题；（四）调查北京的平民学校与平民讲演所的情况，并设法加强对其进行社会主义内容的思想教育；（五）领导印刷及其他行业工人，动员他们团结一致，展开与资本家的斗争；（六）为讲演会做准备工作及加强社会主义宣传。
4月24日下午，青年团在北大二院举行第五次大会。出席大会的有16人，其中有李大钊、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高君宇、宋介、谌小岑等。张国焘报告前三次执委会所议事宜及去天津、唐山开展工作的情况。会议讨论了关于印刷及散发五一劳动节宣传品问题。会议还宣读了何孟雄来信，信中说在满洲里有京、津、沪赴俄同志三人被拘，已转解黑龙江陆军监狱。为了营救被捕之人，李大钊当场捐出10元，张国焘、刘仁静各捐出5元，其余各捐1至3元不等。会议还决定成立五一运动委员会，由罗章龙等七人负责。
北京青年团在发展团员过程中，注意了广泛性和群众性，却忽视了严格审查。他们不是个别吸收，而是通告开大会招收，结果，不仅马克思主义者有之，而且无政府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泛劳动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都参加其中，甚至还有个别北洋军阀政府的特务分子也混了进来。以上有关青年团活动的情况，就是特务分子关谦给北洋政府步军统领王怀庆的报告中所记载的。见《李大钊史事综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06—512页。
为了纯洁团的组织，1921年5月，北京共产党组织决定解散青年团。直到同年11月26日，才重新组建。重建后的青年团在共产党组织领导下，队伍纯洁、蓬勃向上，成为党的工作的有力助手。
在领导青年团工作的同时，李大钊、张国焘等人还把关注的重点投向发动和组织工人运动。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结果”。今天，当我们不假思索地道出这个尽人皆知的结论时，我们可曾想到作为桥梁的知识分子？可曾想到他们中大多数是富裕人家的少爷、小姐？当他们抛开优越、安逸的生活，为了实现自己所追求的理想而置身于贫困的社会阶层之中时，他们的身心将要经受何等的磨炼？
马克思认为： “使人生具有意义的不是权势和表面的显赫，而是寻找那种不仅满足一己私利，且能保证全人类幸福的完美理想。”
中国最早的一批共产主义者，正是为了实现这一完美的理想，才将自己无私地奉献出去。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刚刚成立，张国焘等人就来到长辛店工人中间。
五四运动期间，张国焘曾随平民教育讲演团来此讲演，所以与工人比较熟悉，他从同工人们的谈话中了解到他们希望办个学校，让子弟受点教育。这一要求启发了张国焘，他认为，把办学校作为一种接近工人、发动工人的方式，对于在工人中开展活动是十分有利的。当他把工人们的要求和他的想法向组织汇报后，立即得到大家的赞同。经过讨论，决定在长辛店办一个劳动补习学校，让工人及其子弟都能受到教育。
创办学校要有经费。但当时《劳动音》周刊的发行已由1000份增加到4000份，所需经费也相应增加。李大钊每月拿出的80元已不够支出，再加上为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筹办经费，使北京小组的开支已呈捉襟见肘之势。为了解决经费困难，李大钊又将自己每月的捐献增加到100多元，张国焘也从自己的生活费中拿出100多元，但仍不能满足需要。为了解决燃眉之急，他们又向小组成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发动募捐。
这样，开办学校的经费基本得到解决，筹备工作迅速开展起来。北京共产党小组成员中有一部分人参与了这一工作。
12月19日，张国焘、邓中夏、张太雷、杨人杞四人乘火车前往长辛店筹备劳动补习学校。
在长辛店车站，他们看见许多灾民围集在那里。这些人一个个憔悴枯黄的面容、千孔百结的衣服、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身躯，令他们十分同情。看着在饥饿和寒冷中挣扎的灾民，想到官吏、政客、资本家、地主的奢靡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