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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等被捕后，当天即由司法处对他们进行审讯。张国焘等人在审讯过程中与审讯人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警察厅档案这样记载：
讯据该行等同供，此次贩卖国货，各本良心上之主张，既不致影响外交，亦不致妨害秩序，警察因何干涉？请宣示理由等语。当晓以营业有一定之规则，市场尤有特定之章程，且现奉明令学生不得借端旷废，致荒本业。果如该生等行动，群相撞扰，既荒学业，复碍秩序、背定章。警察有保卫治安之责，无可放任。一再晓导，该生等始终不悟。至谓贩卖国货，如官厅认为违法，则请依法惩办。否则仍须贯彻初衷，自由售卖。滔滔逞辩难以理喻。②
京城的天气似乎也在为学生们的被捕鸣不平。6月3日，狂风怒号，阴云密布，电闪雷鸣。更多的学生怀着悲愤的心情走上街头，决心与被捕学生共命运。警察们似乎也已经红了眼，凡是在街头看见学生，不问青红皂白便抓了起来。
次日，同样的天气，同样如狼似虎的警察，但走上街头的学生却比前一天增加了一倍。被捕的学生太多了，北大法科已容纳不下，北大理科楼房门外又挂起了“学生第二监狱”的牌子。
北京学生遭到大规模逮捕的消息传到各地，立即得到普遍的同情和声援。上海日商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厂的5000多名工人于6月5日首先罢工，拉开了中国工人阶级自发地参加爱国运动的序幕。汉口、长沙、芜湖、南京、济南、唐山等地的工人也以罢工表示对学生运动的支持。从此，中国工人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
工人阶级以罢工形式支持学生，使得爱国运动向广度和深度迅猛发展。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一场反帝风暴席卷着中国大地。北京政府害怕了，帝国主义也感到十分震惊。在正义力量的压迫下，北京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
6月8日，张国焘等被捕学生被用汽车送回学校。
6月10日，北京政府宣布“批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辞职”。
北京学生的反帝大示威
6月28日，是巴黎和约签署的日子。27日，在巴黎的旅法华工、学生和华侨包围了中国代表团的驻地，强烈要求拒签和约。在国内外一致的压力之下，中国代表团总代表陆征祥终于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取得了胜利。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批以爱国救国为职志的知识青年。张国焘就是其中之一。
张国焘成为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不是偶然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新旧交替的历史时代，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西方各种思潮，尤其是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学说对中国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的撞击，使得中国社会内部不断发生着新的变化，人们的思想在更新、意识在改变，已不满足于循规蹈矩的生活。接受了民主、科学新思想的青年学生，总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中国社会发生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打乱原有的社会秩序，创造一个新的国家出来。
如同许多出身于富裕家庭的子弟一样，张国焘在灵魂深处有一种反叛家庭、反叛社会的欲望，这种欲望因着幼年时代洪江会的造反、因着少年时代辛亥革命的爆发而生长和发展。进入北大之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影响，和平请愿的失败，国民杂志社和平民讲演团的工作，使他的反叛欲望得到升华，并注入了爱国主义的成分。这样，在周围一大批先进学生的带动下，张国焘也步入先进分子的行列。另外，张国焘自小聪明好学，上进心强，这使他养成了不甘居于人后的性格，愿意做些出头露面的事情。思想上的激进和性格上的特点，使张国焘在五四运动中崭露头角，成为主要领导人之一。
张国焘出狱后，即代表北京学联赴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他到上海时，大会已经开幕。大会选举他担任全国学联总务方面的工作。这一职务可能与张国焘的最初设想不相符合，所以他没有就职，而是单枪匹马地走上街头，兜售《每周评论》、《星期评论》等进步报刊。张国焘对这件事的处理又一次证明了他的性格特点。
六七月间，陈独秀和北京学生联合会11位主要负责人先后被捕。在上海的张国焘得知此消息后，立即返京投入营救工作。
当时正值暑期，各校学生大多离校，更由于学联主要负责人被捕，给营救工作带来很大困难。这时，张国焘得到了李大钊的关怀和支持，以至在40多年后，他在回顾这段经历时仍对李大钊充满敬仰和感激之情。他说： “他不仅对我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甚至常代我草拟一些重要文件，对于沟通教职员与学生间的意见和联络新闻界等，更是多所尽力。”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63—64页。正是在这种艰难的斗争环境中，张国焘与李大钊结下了不同寻常的师生之谊。为了组织营救工作，张国焘经历了有生以来最繁忙的一个时期： 主持各种会议，指导内部工作，负责对外联络。他虽然感到紧张疲劳，却得到了一次很好的锻炼机会。
北京学生的营救工作也得到了各校教职员的支持。在师生们的共同努力下，陈独秀和被捕学生被无罪释放。
在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期间，张国焘在热心于政治运动的同时，对一个来自天津的女学生产生了爱慕之情。这个女学生叫刘清扬，是天津“觉悟社”骨干分子。五四运动后期，她代表天津学生参加全国各界联合会，与张国焘在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正是在这段时间内，张国焘爱上了这个姑娘。当五四运动快要结束时，张国焘向她表白了自己的心声，不料却遭到了姑娘严肃的拒绝。原因是什么呢？一来“觉悟社”规定社员不能过早考虑个人问题，二来姑娘觉得张国焘思想狭隘，既不善于团结人，又没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后来，张国焘曾奉李大钊之命给刘清扬写信，要她到北京谈话。那时，北京共产党小组刚刚成立，成员只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李大钊表示很希望刘清扬能成为其中的一员。但刘清扬为了避免张国焘的继续纠缠，拒绝了李大钊的要求刘清扬： 《北京、天津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河北文史资料》第2辑。。这件事对张国焘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新的学期开始之后，张国焘辞去学生会的一切职务，准备重理学业，专心读书。对这种急流勇退的选择，张国焘的解释是： 自己究竟不过22岁的青年，仍不愿过分卷入政治活动的旋涡中去，应将主要精力用来完成大学学业，为以后的前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人的一生面临着多次选择，而每一次选择都有着无法否认和无法抗拒的原因，就好像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操纵着人们作出这样或那样的抉择。张国焘尽管接受了新思想，并在学生运动中忘我地奋斗了一番，但他毕竟出身于官绅之家，从小接受的教育以及家庭的兴衰使他对“前程”二字有着特殊的理解。他考入北大就是为了奔自己的前程，一时兴起的政治运动并没有使他淡忘这一点，“学而优则仕”才是他脑子里根深蒂固的信仰。所以他准备放弃政治专心读书也是必然的。
然而，如同当时每一位热血青年一样，张国焘无论怎样努力，也已无法回到过去那种闭门求学、不问国事的封闭的生活状态之中。五四运动后，崇尚“新村主义”、“工读主义”的各种新生活团体在各地青年中纷纷涌现，北京更是方兴未艾。张国焘虽然强迫自己一心去上课，并由于对杜威、罗素几位哲学家的讲演十分欣赏转而读了哲学，但仍按捺不住“参与”意识的冲动和对新生事物本能的追求。他不仅每星期参加一次平民讲演团的演讲活动，而且还加入了由邓中夏等人组织的新生活试验团体——曦园。
就在张国焘极力调整自己生活坐标的时候，军阀政府的一次逮捕行动却将他进一步推上了政治舞台。
四 相约
1919年12月，一个寒冷的日子。
中午，张国焘正在曦园烧饭，忽然看见几名警察直奔他房间。
在同学们的暗示下，他知道大祸将至，情急之中，抓了几把炭灰抹在脸上，然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烧饭。
警察在屋里查询和翻腾了一阵之后一无所获，便失望而去。
张国焘等人分析，此次搜查行动可能是对学生运动的报复。张国焘作为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自然在搜捕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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