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虽然接受共产国际的理论，但由于在莫斯科的经历，他决定支持王明等人却确实是违心的。张国焘后来曾说： “我认为陈绍禹等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不过是在米夫错误领导之下，犯了不少的过失。现在在中国极端白色恐怖之下，他们既然准备冒死奋斗，将有逐渐改过的机会，我不应排斥他们，宜大量宽容，不究既往。”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463页。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由于王明上台已使党处于彻底分裂的边缘，作为党的元老和政治局常委，张国焘有责任使党恢复统一和团结。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只能维持四中全会的决议，即支持王明中央。况且，张国焘亦深知，支持王明中央并不等于支持王明等人，而是支持共产国际路线。
中共中央政治局联络点旧址
在当时作出如此决定的不仅是张国焘。四中全会之后，党内较有影响的领导人，除像罗章龙等少数人因反对王明而犯了分裂党的严重错误外，大多数人都是采取“相忍为党”的态度，以支持四中全会后的中央领导达到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的目的。周恩来忍辱负重，瞿秋白检查错误，其目的也是如此。
张国焘一旦作出选择，就开始行动起来。
2月7日，他在《实话》上发表了题为《拥护四中全会与两条路线上的斗争》的文章。文章批评了立三路线，也批评了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立场，认为“四中全会是完完全全接受了国际路线，它建立了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国际路线的基础。四中全会是根据国际的指导和批准召集的，现在又已为共产国际所承认，因此反对四中全会便是反党反国际的”。
张国焘的这些观点和论述，并没有超出四中全会和王明等人对于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调和路线的指责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张国焘在这篇将近1700字的文章中，有将近1200字是批判罗章龙等人分裂党、破坏党的错误的。张国焘在文章中指出： “以罗文虎（即罗章龙）为首的右派小组织，并不敢提出明显的右派纲领，可是利用一般党员反对立三路线的愤激，和党内小资产阶级的无原则的派别成见来欺骗一部分同志，用意只在于分裂党和破坏党，来便利敌人对于我们党的破获。”
在文章的结尾，张国焘写道： “只有坚决的拥护四中全会的决议，在四中全会革新了的党的指导下努力工作，不受叛徒罗文虎的小组织的欺骗，而坚决与之斗争，同时不放松反立三主义，因为反立三主义并没有结束而是才开展出来，尤其要反对‘左’右联合反对党和国际的一切企图。这样，才是真正拥护国际路线，才能把国际路线执行出来，使中国革命得到新的胜利。”
王明中央虽有张国焘等人的支持，但当其决定开除罗章龙等人的党籍时，还是在党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尤其是在2月7日，反对四中全会的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人被敌人杀害后，党内的震动就更大了。
随着罗章龙等人被开除出党和何孟雄等的牺牲，王明等人基本上稳定了四中全会中央在上海和江苏省的领导地位。但是，王明在工作中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却受到了党内不少人的抵制。对于王明中央所提出的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大家想不通，也无法在实际工作中贯彻。因此，不少人只好阳奉阴违。王明对此很不满意，把大家不积极执行他那一套的种种表现统统斥之为“右倾”。对此，作为中央常委的张国焘，采取了支持王明的态度。
3月5日，《实话》再次刊登张国焘的署名文章： 《执行党的路线与加紧两条战线上的争斗》。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张国焘支持王明路线的一篇力作，其中不仅明确地阐述了四中全会反对立三路线和调和路线的合理性，点出了开除罗章龙等人出党的必要性，而且指明了党内在思想上仍然对王明等人持反对意见的同志，必须放弃自己的观点，真正从实际行动上拥护四中全会中央，其他的出路是没有的。
张国焘的这种立场，在党内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谁都知道，张国焘与王明积怨颇深，他自己也说他在莫斯科曾吃尽米夫派的苦头，而现在却能“不计前嫌”来支持六届四中全会的中央以及王明等人，这种“表率”作用确实使党内不少反对王明教条宗派的同志转变了立场，在四中全会的决议之下逐渐地统一起来。对于这一点，王明等人对张国焘是满意的。
张国焘为了支持王明路线，在参与了对罗章龙等人分裂活动的处理和对江西苏区富田事变的讨论之后，还受中央委派去天津解决中共顺直省委的问题。
原来，王明上台后，罗章龙等人非法组成的“中央非常委员会”派张金刃（即张慕陶）、韩连会、袁乃祥等人到河北、平津一带活动，并与不久前非法成立的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处（即北方紧急会议筹备处）的曹策等人合流。这些人派员到北方各地进行活动，使得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加入了筹备处。在北方工作的许多同志对四中全会、王明上台虽有很大意见，但反对罗章龙、张金刃、曹策等人分裂党的活动，认为这是原则错误，希望尽快解决问题。
1931年1月下旬，四中全会中央决定组成中央代表团到天津解决河北党的问题。2月初，有张国焘参加的中央代表团到达天津后，立即宣布取消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处，停止省委职权，由中央代表团代理省委工作，组成临时省委。由徐兰芝任书记，陈原道任组织部长，陈复任宣传部长，阮啸仙任军委书记，贺昌被免去书记职务，任命为山西巡视员。薄一波： 《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战争岁月，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110页。张国焘对原省委负责人作了严厉的批评，指责他们“左”右联盟投降右派的严重错误和在立三路线精神之下反对新省委的倾向。
2月中旬，河北临时省委根据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罗章龙党籍的决议，作出了《关于开除张金刃、韩连惠、曹策、叶善枝等党籍的决定》，号召“在筹备处蒙蔽之下的同志承认自己的错误回到党内来”。原省委的重要领导人余泽鸿、张昆弟等发表声明很快承认了错误。不久筹备处便宣告瓦解。
筹备处的问题解决后，那些过去曾跟随筹备处跑过一段时间和曾执行过立三路线的原北方局、河北省委的主要领导人，大多数受到了四中全会中央的过火斗争和无情打击。贺昌、阮啸仙、余泽鸿、张昆弟等人都多次检讨自己的错误，但王明中央还是揪住不放。在这件事上，张国焘也起了相当不好的作用。
五 初到鄂豫皖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正式接受了王明路线即国际路线之后，随即开始了反对所谓“目前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斗争。
王明发动的“反右倾”斗争，由于上海和江苏省委何孟雄等20多位同志被捕牺牲、罗章龙等人犯了分裂党的错误被开除出党而“进展顺利”、“成果显著”。之后，王明宗派集团为了推行“左”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取得在全党的统治，便开始了所谓“系统地改造党”的实际措施。
王明等人所谓“系统地改造党”，即是任用他们的“斗争干部”、“新生力量”来“改造和充实”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实行的是“顺我者提，逆我者撤”的宗派干部政策。同时，为了能够尽快控制全国各地的党组织，王明又采取了派中央代表去各地改造各级党的领导机关的办法。中共中央曾先后派陈原道赴顺直省委；曾洪易到赣东北苏区；夏曦到湘鄂西；王稼祥、任弼时、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到江西苏区；沈泽民到鄂豫皖苏区。这些中央代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据《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规定： “中央局或中央分局是代表中央的，他有权可以改正和停止当地最高党部的决议与解散当地党委，当地（当地党委）是错了的时候。所以中央局或中央分局只能由中央派遣或指定，而当地最高党部委员会则在公开的领导政权的党中一般的都是由当地党的代表大会产生的，两种组织绝不容混淆与合并起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69页。这样，就把各地党的组织控制在中央局、中央分局、中央代表的手中。不仅如此，5月初，中央还制定了《中央巡视条例》，建立了派巡视员指导各级党部的所谓“活的领导”体制。实行这种委派“钦差大臣”式的领导方法，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证王明路线在各地“百分之百地执行”。
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提出了作为中央代表去鄂豫皖的要求。他回忆说： “我是自愿去鄂豫皖的。当时鄂豫皖区还保有较多的立三路线的残余，负那个区域领导责任的曾钟圣（曾中生）就是著名的立三路线的拥护者，我的同志们觉得我去那里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是游刃有余的。我自己也觉得我对那一带的情况较为熟悉，而且大好中原，正是便于驰骋的所在，我为之向往。”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487—488页。
同时，中共中央亦认为，应当对鄂豫皖苏区予以特别关注。3月2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鄂豫皖苏区问题时，周恩来发言说： 此地较中央苏区为好，更易发展，而形成对敌人京汉铁路的威胁，必须加强。《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页。因此，会议决定由中央常委委员张国焘前去鄂豫皖担任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书记。这表明中共中央对鄂豫皖苏区最高领导人的人选是非常慎重的。派张国焘赴鄂豫皖贯彻四中全会路线，也表明了王明等人对张国焘的信任和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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