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汉中的一员，他效法和追随着叔叔哥哥们，也将自己的发辫剪下。这一举动，在张家的历史上，无疑是一场小小的革命。
1912年，张国焘来到由萍乡县县立小学改成的县立中学继续学习。
这时，辛亥革命胜利中产生的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政府，刚刚交到原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的手中。袁世凯利用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攫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在北京建立了听命于帝国主义列强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
袁世凯执政后，立即向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刀。1913年3月，袁世凯指使杀手暗杀了国民党政治活动家宋教仁，又接着镇压了由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的反抗。坚持反袁斗争的孙中山等人被迫流亡海外。袁世凯还下令解散国民党和作为民主共和制度标志的国会，进而授意制定了一部赋予他个人独裁的绝对权力的《中华民国约法》。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令一些稍有政治头脑和正义感的人深为不满。那时，刚刚开始关心政治的张国焘就对国民党抱有同情心。他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 “我算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天真青年，常因同情孙中山先生革命派的主张与人发生争辩，因此引起反对革命者的注目。”②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0页。
1914年，张国焘因为替“违纪”的同学辩护，受到舍监要开除他学籍的威胁，便离开萍乡中学，到南昌心远中学就读。心远中学是由著名教育家熊育锡创办的一座学校。学校主张崇尚科学，反对守旧；注重西学，反对八股。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张国焘“越过了攻读经书的范围，开始来敲近代知识的大门”②。
1915年对于中国来说，几乎是写满耻辱的一年。
1月，借对德参战之名占领了青岛和胶济铁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趁欧洲列强忙于战争，暂时无暇东顾之机，借口对德国宣战，出兵山东，占领了原为德国所强占的青岛，继而又用武力控制了胶济铁路。的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草案其内容共五部分： 第一、二、三部分要求控制山东、东三省南部和内蒙古东部，控制当时中国最大的一个包括铁矿、煤矿和钢厂在内的重工业企业汉冶萍公司；第四部分要求中国不得将沿海港湾和岛屿让与或租与他国；第五部分要求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和军事顾问，共同训练警察和合办军械厂等。。袁世凯在日本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压力下，接受了“二十一条”中的大部分条款，只有第五部分的几条除外，但也表示日后协商。
5月，涉及“二十一条”中大部分内容的一系列文件刚刚由中日双方签署，“共和不适于中国国情”的流言便从北京刮到各地。
8月，筹安会成立，通电各省主张君主立宪。此后，袁世凯为了得到列强对他复辟帝制的支持，开展了一系列乞求式的外交活动。
10月6日，袁世凯决定召开国民代表大会，讨论中国国体问题。各地筹安分会、请愿联合会等配合袁世凯上演了一场假冒民意、拥护“袁皇帝”的闹剧。
12月12日，袁世凯不顾全中国人民的反对，公然发表承认帝位之申令。31日，袁世凯正式下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准备选择吉日加冕登基。
袁世凯开历史倒车的结果只能使自己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反对下，1916年3月22日，他被迫颁令撤销帝制；23日，又宣布撤销“洪宪”年号，仍以本年为民国五年的纪年；6月，袁世凯的复辟之梦幻灭之后，便在失望和郁闷中一命归西。
中国政治和外交形势的这一系列变化，对张国焘产生了重大影响。报章杂志对“二十一条”的揭露和学校师生们对袁氏称帝的愤慨，都深深刺激了正值青春年少、热血奔涌的张国焘。他回忆说： “就从那时起，我经常阅读报刊，留心时事。同时我在心理上，也觉得自己渐渐成为一个具有独立见解的成年人了。‘追求科学知识’和‘热心于国事’两种愿望在我内心发生了冲突；后者占了优势，终于成为一个狂热的爱国者。”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1页。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张国焘对自己当时思想状况的评价显然过高。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并强迫袁世凯政府接受，激起了张国焘及其同学的愤慨，从此开始纵谈救国之方，这无疑是当时青年学生们爱国良知的体现，但从张国焘当时的认识水平和思想基础而言，只能说已萌发了爱国之心，还不能说已成为“一个狂热的爱国者”。
1916年，张国焘考入北京大学。
从此，这个在新旧文化撞击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开始了他跌宕起伏的人生旅途。
二 爱国心与温和的请愿
北京大学始建于1898年戊戌变法之际，时称“京师大学堂”，是中国最早的一所官办大学，位于地安门内马神庙和嘉公主旧第。
1916年10月，当张国焘步入这所大学时，学校设有文科、理科、法科、工科等专业，并且设有预科，学制三年。预科毕业后可直接考入本科。当时全校有学生1500多人，来自全国各地，但大多是富家子弟。张国焘为理工预科一年级第三班的学生。
当时虽然建立了民国，各地学校也纷纷显出革新的气象，但这所位于京城、培养京官的大学堂，却仍然因循守旧，死气沉沉，官僚气息浓厚，好像革命风气从未光顾过这里。但时隔不久，这种现象就一去不复返了。
1917年1月，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来到北京大学任校长。这位有着资产阶级革命派气概的学坛猛将，在上任之初就公开宣布： “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寥寥数语，却从此改变了北大的历史，也改变了张国焘的命运。
蔡元培在整饬学校的过程中，启用了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的专家、教授。他刚上任，就将当时因创办《新青年》《新青年》创刊于1915年9月15日，原名为《青年杂志》，从1916年9月1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一号起改名为《新青年》。《青年杂志》为什么要改名呢？据任建树著： 《陈独秀传——从秀才到总书记？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7页）载： 当时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办有《上海青年》（周报），他们写信给承担《青年杂志》印行的群益书社，说《青年杂志》和他们的《上海青年》名字雷同，应该及早改名，省得犯冒名的错误。群益书社征得陈独秀的同意，将《青年杂志》改为《新青年》。和发动文学革命而在文学界和教育界颇有名气的陈独秀聘为文科学长。同年9月，又聘刚从国外归来的胡适为教授，讲授英文学、英文修辞学和中国古代哲学。11月，李大钊出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后兼经济学、史学教授。刘半农等也随后而来。加上原在北大任教的钱玄同、沈尹默等人，真是人才济济。
蔡元培倡导思想自由，鼓励学术研究和学术讨论，提倡“兼容并包”。这一系列措施使北大的面貌为之一新，各种学术团体、政治组织纷纷涌现，师生中开始形成一种关心时事、注重实际、研究学术、自由争辩的新风气。
1917年1月，陈独秀带着他的《新青年》来到北京大学任职，并将由他一人主编的《新青年》改为同人刊物，成立了编委会。参与编辑工作的先后有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胡适、鲁迅、沈尹默等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这使得《新青年》夹裹着新文化运动的强劲东风，在北大学生中广为流传，并进而传播于全国各地。
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的青年们，如饥似渴地汲取着新文化运动带给他们的新思想。他们赞成《新青年》提出的许多新观点，比如： 要用民主和科学来反对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提倡独立思考，反对依附古人，反对盲从封建权威，反对做习惯势力的奴隶；要求从封建传统束缚下解放人的个性与才能，使其得到自由的发展；倡导文学革命，反对八股文，提倡白话文，等等。这些观点反映了在实际生活中和精神生活中深受封建桎梏之苦的青年人的强烈要求，必然会引起他们的共鸣，激发他们的热情。
像同时代的大多数青年人一样，张国焘在《新青年》的感染和新文化运动的鼓动下，更加关心时事，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在学习功课之余，他如饥似渴地寻求着各种新知识和新思想，丰富着自己的知识和政治素养。在这些新思想的启发下，他开始对北洋政府当局的内政外交政策评头品足。
恰在此时，一个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发生了，这就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或许是由于传播媒体的缺乏，或许是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十月革命”需要有一个认识过程，总之，在中国，最敏感的知识界对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也不是立即就看得十分清楚的。十月革命后约一年时间，中国知识界才初步认识到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这反映在1918年7月1日李大钊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李大钊在此文中第一次指出： “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同法国革命预示着世界进入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一样，俄国十月革命预示着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一般说来，他们还停留在热衷于依靠民主和科学来救国的认识水平上，同时认为思想革命能够为新国家打下可靠的基础。总之，还是倾向于一种温和的救国方式。
在新文化运动的鼓舞下，青年人不仅用各种新知识、新思想充实着自己，而且逐渐开始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