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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你可以坐汽车到外面转转，车速慢一些，浏览一下武汉的街景和发展。”
“算了，我不想坐汽车到街上去兜风。你可以骑自行车过长江大桥到汉阳去看看，那里过去也很繁华热闹。叫他们（工作人员）给你带路，你看完了回来跟我说说见闻。”
“我今天下午就骑车去。”其实，我也想到外面去看看，只因首长不外出，我独自一人到外面去瞎逛，怕人非议、影响不好，现在老人家发了话，我还能放弃这难得的机会吗？
那时，武汉长江大桥是全国唯一的一座宏伟壮观的长江大桥，我当然很愿意去观赏一下值得中国人民骄傲的长江大桥。此后，只要董老健康状况良好，风和日丽，我连续好几天，吃完午饭出发，请董老的公务员或宾馆服务人员领路，一同骑自行车观光游览，偶尔，何莲芝同志外出访客，我就搭乘她的汽车逛大街，逛了回来，就找时间向董老汇报见闻忌是啊，当大人物也不容易，行动不自由，你想外出逛逛，散散心。可是，保卫部门要对你的安全负责任，否则，要是真的出了事，他们岂非吃不了兜着走。
董必武在湖北农村呆了一周多时间，可说是晓行夜宿到各地视察工作。有时为了赶路连中午也不休息，那时没有现代化的高速公路，公路状况大多不佳，颠簸劳顿可想而知，耄耋老人精神感人。他主要关心农田水利建设、植树造林和农业中学教育三件造福子孙万代的大事。他看了渣河水库、四湖排灌工程、荆江分洪工程等。他找地方干部谈话或是开会讲话，都反复强调“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道理。他还特别提倡江河堤岸、水渠、公路铁路两旁、房前宅后等处空地都要种上树。在讲到推广群众植树时，他指出必须解决林权问题和育苗问题，调动起广大群众对植树的积极性。农田水利灌溉工程，既防治了洪涝旱等灾害，又可保障农业丰收，绿化和美化自然环境。他认为要让大家认识到这些工作的意义及重要性，群众才会自觉地去做。董老说的这三件事，仍是我们现代农业的根本所在，如今看来老一代革命家的目光是多么的远大。
1965年5月中旬，董老自湖北视察工作返回北京后没有几天时间，中央请他老人家陪同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到我国各地参观访问。
1965年5月19日是胡志明七十五岁寿辰。胡伯伯是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战友和老朋友。他与毛泽东、周恩来及董必武等我国领导人十分熟悉，亲密无间。他到中国来就像走亲戚一样，所以他选择到中国来“避寿”。胡志明身边只有他的贴身警卫，服务人员是广东派的，北京医院选派一位高年资医生跟随，照料他的健康。
董必武陪同胡志明游览了济南名胜古迹，去了孔子的家乡曲阜，又到安徽芜湖，后到黄山住了二十来天。
庞大的车队开往黄山的途中，发生了一件有惊无险的趣事。那天，我们在芜湖铁山宾馆吃完午饭后，稍事休息便乘车赶路去黄山。将近掌灯时分，车队进入黄山境界。浩浩荡荡的汽车长龙一路上轰轰隆隆的马达声响，使临近黄昏时下山来觅食的虎豹等猛兽受到了不小的惊吓。领导人的小轿车在先导车引导下顺利通过。我与当地的警卫人员同乘一辆车“断后”。在离住地约莫还有二十分钟路程处，坐在前排位置上的省公安厅警卫处的一个同志发现了“情况”。
“前面有老虎！”那人突然大声喊了起来。
司机反应极快，随着喊声，他立刻紧急煞车，关紧车门、摇上车窗玻璃。汽车在山脚下很窄的公路上停住了。大伙儿直起身子，屏息静气，探头朝前看。只见二十来米处的地上躺着一只“大虫”！是老虎？狮子？豹？看不清楚。没有人敢于下车去“探险”。
“不管它是死的还是活的，先打它两枪再说。”这时有人提议，前排座位上有一人附议。他马上摇下车窗玻璃，掏出手枪朝那家伙“砰、砰”地开了两枪。枪响后，既不见那“大虫”抽动，也未见它跳起身来逃跑，不知何故，它仍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因离它较远，天色已黑，看不清楚地上是否有血。它死了吗？不知道。
我们急于赶路，不能在那儿耽搁过久，必须跟上前面的车队。又稍等了一会儿，有人建议汽车再往前开，离它近一点，司机按了几下汽车喇叭，它还是不动。此时，有人握着手枪，子弹顶上了膛，走下汽车，就近捡起石头朝它身上砸了几下，像是死家伙。他从后备箱里取出汽车摇把，走过去捅了它两下，证实确是死的。大家都下车去看，见是一只死豹子，地上流着一摊血。有人分析：这是一只过路的豹，此处是陡坡，公路下边是悬崖；它受了车队的惊吓往陡坡上跳，结果摔了下来晕了过去，这时恰好遇上我们，便挨了枪子儿，被打死了。大伙儿同意讲话人的见解，然后，几个人七手八脚将它抬着放进了汽车后备箱里继续赶路。
汽车到达黄山，我方得知董老住在观瀑楼，胡志明住在桥下面山麓，溪水边的温泉宾馆。我们将那只死豹子送进了厨房。
我疾步走向观瀑楼，进门便到董老房间去，在两位老人跟前将我在路途中“遇险”经过，绘声绘色地叙述了一番。他们听得蛮入神，感到有趣。
第二天中午，董老嘱咐我到厨房去看看厨师处理豹子的情形。我到厨房一打听，才知道昨天拉回来的是一只正怀孕的母豹，厨师剥掉豹皮后即开膛破肚，剖开母豹子宫，看见那只已死的小豹浑身具有花纹。
我回去向老人家复命，告诉他所见到的情形。他听后感到有趣地说：“从前以为豹纹是在出生后，生长发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今天才知道是先天就有的。”
这天中午，我们工作人员餐桌上多了一道菜——红烧豹子肉！大家品尝了这一特殊的野味，但觉得一点也不好吃。
当年，八十高龄的董必武依旧童心未泯，喜爱体育运动。他常常观看运动会的重大比赛项目。他还是个“乒乓球迷”。如前面提到，他由重庆去武汉，在游轮上，深更半夜的叫随员收听“世乒赛”的结果。
第五节
董老受冲击，小儿子两次无端遭逮捕；有人诬陷董老家中藏手枪；虎落平川被
犬欺——小保姆封了副主席的“健身房”
1966年，“文革”动乱时，董必武已是耄耋老人。他除了出席重要的政治局会议、接受外国驻华使节递交国书等活动外，极少出头露面。他早已赋闲在家，以书法和诗词等自娱，过着含饴弄孙，极为平淡的百姓生活。但是，即便如此，江青一伙也不轻易放过他。
董老德高望重，为人厚道谦和，一生不争名利。按说，他没有跟谁结下什么冤仇。此时，他虽在党内外只是一些荣誉职务，并无实际权力可夺，但老人家威望高、影响大，这，仍使“四人帮”一伙人不放心。他们抓不到董老任何小辫子，一时无计可施，便采用了在精神上折磨老人家这一毒计。
1966年12月中旬的一个夜晚，董老的女儿突然接到在广州陪伴父亲休养的妈妈打来的长途电话说，爸爸刚接到中央通知要他的小儿子到公安部门去投案自首。没有人向他解释为什么，爸爸也没有问为什么。妈妈在电话中嘱咐女儿说：一定要听话，去吧。女儿尽管满腹狐疑，还是按爸爸妈妈电话中的嘱咐，老老实实地按中央指示去办。
第二天早上，她带着弟弟骑着自行车，也没有带洗换的衣服和牙具等生活用品，出了中南海西门，直奔北京革命历史博物馆东侧的公安部，在公安部熙熙攘攘的大门口，找不到接待他们的人。
“到市公安局那边去看看吧。”弟弟提议道。
“你们怎么也来了？”到了市公安局，一位舍在中南海呆过的警卫战士认出了他们，问道。
“中央叫我弟弟来投案。”
那人吃惊地看了她弟弟一眼，弟弟朝他肯定地点点头。当公安局的人向他们了解到他们没有搬家，仍住在中南海，家里的电话机也没有撤掉，电话号码也未变，这都表明董必武没有被打倒，也没有受处分后，接待的人对她的弟弟要到公安局自首感到大惑不解。于是，她只得将妈妈打来长途电话的内容向他叙说了一遍。那人听后觉得拿不定主意，又找了一个年长些的人，把姐弟二人领进了屋子。
“谈问题吧！”那人说。
“我参加了由派出所提供线索，某军队提供了汽车、公安部派出人员保卫革命小将的打击流氓活动；参与了在‘中央文革’指点下的‘毛泽东“红卫兵”’抄砸民主党派办公室的行动”
董老的小儿子边回忆边检讨自己从“文革”以来的“违法行为”。
“就这些？”市公安局的那人听后有些生气地问。
“就这些。”弟弟很但然地回答。
“那么，谁让你们来的？”他感到奇怪地问。
董老的女儿只好将妈妈从外地打来长途电话的情形又复述了一遍。
“好吧，就这样。你们回去吧！”最后，公安局的这位同志明确地说道。这一次，投案自首未成。
姐弟两人回家后立刻给老父母打电话，向他们详细禀告。母亲听后很高兴，但父亲又来电话催促弟弟去投案，女儿又对他说了经过情况。
“把投案的过程，报告总理值班室备案。”董老再次让秘书打长途电话给家里，郑重地嘱咐孩子们。
原来以为这天方夜谭式的故事，到此便结束了。哪里知道，1967年1月4日凌晨，北京市公安局打来电话，通知董老小儿子立即带上生活用品去投案报到！就这样，他的小儿子稀里糊涂地被关进了公安局。
关到这一年年底，江青、陈伯达、谢富治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了这一批专门从监狱里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