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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境手续办得很顺利。虽然这几年去日本旅游和探亲访友已影国平常的事，几十年的坎坷使我对过分轻易的事情总是戒心无穷我提心吊胆等着出境的那一天。
从提出申请到获准出境其实不足一个月，在我却仿佛熬过了漫长的一个世纪。
四月二十一日，这一天来了。
临去机场的最后一件事，是和我的鸽子告别，我嘱咐它往北，往北一直飞，别管浩浩重洋，别管高山大川我喃喃对它说了许多鼓励的话，相约在北京会合，心里也知道那是没影儿的事。
我终于松开手．朝天用力一帆鸽兰飞起来，转了一圈又＿直通通地飞回到我的手上，我再抛起来，它在上面转着，疑惑地望着我，我挥手示意它往北飞，它犹犹豫豫地盘旋了一会儿，终于振翅飞去了。啊，它真的是往北飞去的！我心里一酸，同时又差点欢呼了起来！
机场的海关和边防那天检查得格外严，警察似乎也比往日多。房子卖了，鸽子走了，至少在我的感觉上，身后已无一步可退了。我横着心一道道关口往外闯，活象个惊弓之鸟的偷渡客，又家个胆大包天的后险家。终于，我坐在机舱系上安全带，但仍不敢放心喘气。我身边坐着个戴墨镜的年轻人，这家伙从过安全门就一直跟着我，我暗暗发慌，是便衣警察？难说。
飞机起飞的时候，台北机场斜风微雨，雨落在椭圆形的机窗上，立即被甩成一条条细细的线，不，一根根迅猛的箭，我想起“归心似箭”这句古话来了。
路上没有发生任何事。到了东京羽田机场，我提着行李走出候机大楼，回头看看，没再发现那年轻人跟在后面，是我多心了？别，小心没大错。
叫了辆“的土”，我先让司机随便转了两条街，回头看看，依然无事，我这才觉出背上已经冷汗淋漓，浑身象乏透了似的酸疼。本想先到浅沼先生家去，拿出纸片想给司机写地址，可笔一沾纸，不知怎么突然就改工艺氛．写下了这么二行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一个年轻而又文质彬彬的外交官接待了我。一听他那地道的北京口音，我就忍不住激动起来，可年轻人提的问题却马上打断了我的情绪。
“您因为什么想回国呢？”
我征了半天，没答出话来。我不知这是因为他的年龄尚难以去体会别人，还是纯粹的例行公事，——平地里冒出个台湾来客，他当然要查明“动机”。
于是我答非所问：“您家在北京？”他打了一个愣，说：“在。”‘用陶创门是同乡啦。”他对我这种乡土感情似乎并不怎么响应，只是礼貌地点了一下头，说：“很荣幸。”我又问：“您想家吗？”他说：“有点想吧，我都出来四个月了。”我说：“那么我已经出来四十年了！”他眨眨眼睛，然后会意地笑了，并且马上伸出一只手，说：“欢迎您回来，我代表北京人欢迎您回来！”
敏芳，你知道我听了这话激动得心都快要从嘴里跳出来了，我真想张开双臂拥抱那位青年．．我的乡亲啊！
大使馆里的同志都很热情，他们很耐心很带感情地听我叙述了我这一生的经历，很快帮我往北京发了电报，替我买好了回国的飞机票，还专门派人陪我上市场买东西。小成在信里提过他儿子——我的孙子——要考大学，很需要一台录音机学外语，对，得买个小录音机做为给孙子的见面礼。还买什么？该给儿子买块好表，可大使馆的同志说，带手表回去要上税，很不合算，不如买一支带电子表的原子笔，上面有表，可是算笔。好，就买它。可惜不知道儿子太太的身量，不然应该买几件好看的衣服送她，也罢，索性买料子吧。
大使馆的同志说，这些东西咱们国家都有，买多了带着也不方便。行，这已经够我拿的了。
四月二十四日，我离开东京回国。不管进天堂还是入地狱，我都记着这个日子。
我坐的是咱们中国的飞机，咱们中国的航空小姐个个都漂亮、和气、象可爱的天使，把我这个只身异地四十载的老人接回北京来。北京，我朝思暮想的故乡。
飞机降落的时候，北京的天已经黑了，机场大厅里灯火通明。大厅看上去还挺新的，但比起羽田机场毕竟简陋得多了。我独自叫了辆“的土”往城里去。在通往城区的道路两旁，挤簇麦浓浓的灌木丛和高高的槐树，那是咱们北京最常见的树。
在黑黝黝的树荫掩映下，金黄色的路灯明灭不定，把路边的行人和远处的楼房映出一个膜俄的轮廓，我心里喊了一声：“啊，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带着不可抑制的狂喜，也带着那么一点伤感回到北京来了。这就是常常梦见的长安街吗？它原来不过是天安门的两臂，从东单到西单统共只有八里地，现在仿佛是一夜间长大了似的，不知开阔、崭新了多少倍。汽车走了很久，可一问司机，说是才刚刚进了图到，金色的路灯仍然像两条灿烂消流星；直通到望不到边的前方，那份气派，那种辉煌，使我兴奋得眼泪直往下吞，我说：“司机先生，请你停一停，我要下车自己走。”我从建国门内大街一直走到东单，一点也不累，我是六十几岁的人了，手里还提着大皮箱。我觉得自己就象个新生儿，满眼都是陌生的东西，长安街居然这样伟大了。
儿子的信上说过，他们还住在无量大人胡同的老房子里，于是我从东单口往北走，走了老半天，竟然搞不清是走过了头儿还是没走到，总也不见无量大人胡同的牌子。街道的样子变化很大，哪儿是哪儿都认不出来了，想跟谁问个路，话到嘴边老是开不了口，哦，可真是“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了。
走去一像大楼跟既，我终于忍不住向几个年轻人间路，可都．说没这个胡同，又问一个年纪大的，才知道我已经走过了头。无量大人胡同现在叫红星胡同，而眼前这座计算机中心大楼就是原来“无量大人”斜对过那座有名的“那家花园”。
红星胡同？我心里茫然，听着有那么点不是味儿，说不清为什么，也可能是觉着不如无量大人胡同叫着那么顺口吧。
找到胡同，找家还是不容易。快四十年过去了，只见旧时地，不见旧时人，老街旧邻大概没剩几家。已经晚上十点钟了，胡同里人不多，灯暗，门牌号也看不清。
改朝换代多少年，门牌号不知换了多少次，看清了也没用。我心里有点发慌。
迎面过来一个中年人，带眼镜，样子挺和善，我站定了唤他：
“先生，请问原来的139号院在哪里？”
“什么时候？”
“民国啊，一九四七年时候”
“哎哟，那可是老皇历了。”
“总还有些老住户吧？”
“那时候的住户？伯木多了。”中年人想了一下，“对了，你跟我来，我领你找一个人去。”
我连连点头称谢，心里踏实了些，如果真能找到个几十年前的人物，他准会记得我们那个院子，说不定还是熟人呢。
中年人把我领进不远的个小四天院。 ，不，靠大nrt面没有房子，所以应该说是个三合院。那古朴、素净的院落立即唤起我许多温暖的回忆。墙根栽着夜丁香，一片翠绿、一片浓香。我印象中这院里当年曾住过一位在“北平国立图书馆”做事的学究，还有他加很有风度的太太。这胡同雅，当年住着不少学子名士，一代名旦梅兰芳就在这胡同住过。
正房坐北朝南，亮着灯，中年人喊了一声：
“二勇！”
应着喊声，屋门恍地拉开了，一个身穿深红运动衫的半桩男孩毛毛躁躁地探出身子来，看见中年人，把头点了一下：“哟，王叔叔。”
“瞧，给你领一个客人来，找人的。”中年人又转过脸冲我说：“他熟，这一带他最熟。”
台湾就有那么一种专门研究民俗学和地方史的学究们，他们熟掌故、擅诗文，谈及地方上的风土人物，市井变迁，以及习俗传说之类，如数家珍，可做这类学问的多半都是上了岁数的遗老们，后生之辈如何得知其详？我望着那小伙子，一个大约不满H十岁的青年，完全孩子气的圆脸，单薄的两肩，眨着一对大而单纯的眼睛。
四十年前，连他的父亲大概还托着鼻涕，而中年人居然把我荐给这么个黄口小儿，并且象大功告成似的转身走了，只留下我和他，我呆呆地站在那儿，茫然不知所措。
“大爷从哪儿来？”那年轻人让开半个身子，做着请客进屋的样子。
“从台湾来。”
“我是回来找人的。”
“懊，”年轻人的情绪似乎松弛了些，“您是台湾同胞吧？”
“啊？啊，就算是吧。”
“您回来找谁呢？”
“旧门牌139号，有个叫小成的，大名叫”
“嘿！ ”年轻人不等我说完就抢过话来，“您准是找121号的那人，他妈去世了，他爸爸就在台湾呢。”
“对对，我现在回来了呀！”
“您就是吗？您就是他父亲吗？对了，你们长得还真挺像的，我领您去找，您先进屋坐坐，我穿上衣服领您去找。”
听这年轻人满有把握的口气，我又惊又喜，心想大陆竟有这等奇事，街道上这些快成了古董的旧事，一个毛头小伙儿居然如此熟悉。
我进了屋。这屋子里外两间，很宽敞，也很高，是那种冬暖夏凉的好房子。我问：“你一个人住这儿？”
他点头：“我爸爸妈妈都在国外工作。”
我说：“想不到北京的住房现在这么宽敞，比台湾好得多了。”
他说：“住房？挤得没办法，这是我爷爷的私房，粉碎‘四人帮’以后才还给我们的。”
小伙子进屋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