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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脸青年”作为已被我方争取的内线，积极地把这一确定下来的计划，及时反馈到专案组。专案组迅速做出周密的布置安排，在“麻脸青年”和吕薄冰准备接头之地，公安人员早已到处布下天罗地网。侦察员们开始24小时昼夜不停地密切注视着吕薄冰的一举一动。
那些和吕薄冰暗地接头的“反革命分子”，一个个浑然不知地“浮出水面”，专案组在全部掌握了这些乌合之众的全部材料以后，决定在他们准备国庆节期间进行劫持客船的时候，同时开始行动，把他们来个“全盘端”。
日子一天天地临近，跟踪也越来越严密。这时，侦破组突然觉得，如果当时在船舱上将他们抓获归案，这些“反革命分子”肯定会负隅顽抗，势必会伤害船上无辜的乘客；但如若提前缉拿，又恐有“漏网之鱼”，在经过大家群策群力、冥思苦想之后，终于制定出一个确保行动圆满成功的万全之策。
当吕薄冰再次和电台台长接上头并分别离开之后，埋伏在周围的侦察员立刻兵分两路，一路继续跟踪吕薄冰，另一路马上在僻静的地方，当场把电台台长抓获，并立即带回公安局，进行突击审讯。电台台长在被抓的那一瞬间起，就已经感到大势已去，他同“麻脸青年”一样，像干爆豆子一样，全盘坦白出自己所了解的一切，并一个不漏地招供出他手下的所有成员。专案组随后就冒充电台台长的名义，向这些成员频频打出传呼电话，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制订秘密的接头暗号，分别与他们约定见面。公安人员逐渐缩小包围圈，“守株待兔”式地开始“收网”，不明情况的“反革命分子”一个个被“请君入瓮”般地自投罗网，束手就擒。而另一路侦察员则继续把吕薄冰作为诱饵，并在经常接头分手后，使得一个个“反革命分子”被“钓上了鱼钩”。
就这样，经过七天七夜的昼夜奋战，专案侦破组终于将38个“反革命分子”全部疏而不漏地尽收网中。待最后去逮捕主犯吕薄冰的时候，吕薄冰还在鼾声大作地睡大觉，此时，他做梦想到的只是通过自己一手策划的“惊天行动”成功之后，马上就可以飞黄腾达、耀武扬威了。
在审讯这些“反革命分子”期间，这个团伙有几个“小喽”思想反动，对抗到底，他们不但拒不招供，反而负隅顽抗。还有两个颇有姿色的年轻女人，更是使尽浑身招数，搔首弄姿地欲想引诱审讯公安和看守人员，而其中一个“死抱葫芦不开瓢”，还蓄意提供虚假情况，几次翻供。经过多个回合地较量，这一“胎死腹中”的“反革命案件”终于水落石出。经过庄严审判，主犯吕薄冰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两个死不改悔的“女爪牙”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其他案犯视其情节轻重，分别判处年数不等的有期徒刑。而“麻脸青年”因主动检举揭发，并且配合公安人员一举摧毁这起未遂的“反革命案件”，不但没有被判刑，而且对以前在单位的贪污行为不再深究，民政部门还为他重新安排了一个合适的工作，使他将功补过、戴罪立功，开始了新的人生。
在广州公安系统表彰庆功大会和对这起“反革命案件”进行公开审判的时候，这一来源于真实生活中的反特故事，无疑触动了广东著名作家陈残云的创作神经，曾编剧《珠江泪》、《椰林曲》（与李英敏合作）和《南海潮》（与蔡楚生、王为一合作）的陈残云，为了写好这一题材，有关方面特意安排他出任广州市公安局办公室副主任。在大半年之久的实地体验生活中，他与广大公安干警朝夕相处，并亲身经历侦察员的生活和学习，以自己满腹的才情，根据这起被称为“广州第一大案”的真实素材，创作出了故事情节曲折、复杂、险象环生、扣人心弦的反特样式电影文学剧本《羊城暗哨》。
正当作家的创作思维在不停地跳跃着、飞扬着，挥笔而就完成这一部电影文学剧本后，时隔不久，陈残云又被上级委任，到深圳的宝安县去当县委书记，主要负责边境检查工作。无独有偶，在这里，他接触了当时在深圳边防公安30团担任侦察参谋的徐展。因为工作的关系，已经和徐展交往甚密的陈残云，在1955年4月，又听到徐展向他汇报了一起“罗定山等25人美蒋特务特大阴谋、刺探情报反革命案”，让陈残云大感兴趣。他自然想把这起案件融入到自己已经创作完成的剧本中，以使其情节更加复杂。徐展向陈残云娓娓道来案件的来龙去脉，犹在眼前和耳边。
1949年10月19日深圳解放之后，在深圳边防公安30团担任侦察参谋的徐展，其主要任务是负责深圳河两岸的敌情调查工作，长住在深圳罗湖村和向西村一带。当时，新中国政权刚刚建立，美蒋特务机关不甘心失败的命运，经常从境外派遣特务，利用各种手段和形式，通过深圳潜入到广州等地，进行特务破坏活动。有时，他们秘密的特务行动也能得逞，这更使得公安保卫部门加紧严密的防范系统。徐展作为一名足智多谋的侦察参谋，整天冥思苦想，他想通过寻找到多名政治可靠、拥护新社会、积极要求进步的人员，发展成为侦察敌情、打入敌特内部的“卧底”。为了破获从香港境外通过深圳潜入广州进行特务活动的案件，徐展经过上级指示同意后，在过境耕作地的农民、搬运工人以及渔民中，发展建立“耳目”，以全面掌握敌情动态。
当时的深圳，是一个人口还不到5000人的既偏僻又荒凉的边陲小镇，那里最为繁华的地点，就是深圳罗湖火车站与香港新界一桥之隔的罗湖桥，在此处，各类人员的过境出入，才使深圳显得有些人气。于是，在这两站之间，便会有一批搬运工人，每天在深圳罗湖火车站与香港新界之间，从事过境搬运。所以，徐展认为在这里发展和物色搬运工人，作为侦探情报的人选最为合适。于是，经过多方敏锐细致的观察和深入的调查了解，一个名叫梁初的宝安县深圳镇青年搬运工人，很快闯进了他的视野。
苦大仇深的梁初，作为沦落在生活最底层的搬运工人，在旧社会吃尽苦头，自然对新社会是发自内心的拥护。经过徐展对其晓以大义、说明情况之后，梁初欣然同意。随后，在经过严格的专项业务培训、考察试用后，作为我公安秘密单线发展的“特情人员”，梁初便在自己公开所从事的过境搬运作业中，开始了对来往的可疑人员进行周密而细致的调查工作。1953年，梁初向徐展报告说，香港新界的罗湖火车站西侧“得意楼”赌场承包伙食的张福智，有国民党潜伏特务的重大嫌疑。于是，徐展让梁初通过卖走私照相机为由，与之直接接触，以争取他们的信任，借机迅速打入敌特内部组织里去。梁初接受任务之后，凭着自己当搬运工人的身份，顺利地加入其特务组织，经过张福智等人多方考验后，很快取得了信任，并被委任为往来深圳与广州之间的交通联络员，其主要任务是负责张福智同广州市潜伏特务组织的“国防部保密局”联络员陈二妹之间书信情报往来的传递工作。
在这期间，张福智为了他们即将实施的秘密计划能够得以顺利进行，还特意把梁初派遣到香港一次，接受两名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的全面考察，这两名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通过当时最为先进的“测谎器”所得到的考验结果，令张福智对梁初深信不疑。在回到深圳之时，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还将一只“依波路”手表送给他，作为联络的标志。
张福智等一小撮特务，一直梦想着在华南地区集政治、文化、经济为中心的“祖国南大门”的广州市，成功地制造一起具有国际影响的“惊天大爆炸”，因而，广州市所有的繁华地点——火车站、海珠桥、中山路、北京路、岭南文化宫、新华戏院，发电厂、飞机场和市公安局等处，都是他们想进行爆炸的重要目标。梁初在广州、深圳两地，频繁地为特务们传递情报，每次都会想方设法以各种方式，把情报告知委派他执行秘密工作的深圳边防公安30团。深圳边防公安30团在迅速得知张福智特务行动之后，当即上报广州中南公安司令部，司令部再转广州市公安局立案为“02号专案”，由此，张福智等特务的所有行动，都在我公安的全面掌握之中。深圳边防公安30团作为边境第一站，已在无形之中撒下天罗地网，单等“毒蛇”出洞。
1954年，在国庆5周年大庆即将来临的之际，张福智等人认为时机已到，迅速指令梁初利用过境搬运作掩护，用平时搬运作披肩用的草袋做包装，分为两次，每次三枚，把美制的TNT黄色海绵烈性炸药、美制银灰色燃烧弹六枚，秘密运送过境，再送交广州市潜伏特务联络员陈二妹家中。当时，张福智为了掩人耳目，竟然让梁初带上自己的老婆和正在吃奶的儿子一起，把炸弹护送到广州。梁初忍辱负重地让特务知道他已上了路，其实，梁初并没有直接送往特务秘密点，而是将这两批炸药和燃烧弹，立刻转交到深圳边防公安30团侦察参谋刘衍昌那里，并在徐展的护卫下，送至广东中南公安局司令部（现为广东省公安厅），再转交广州市公安局，由专业技术人员作技术处理，排除了炸药和燃烧弹的爆破燃烧功能，并还原复制后，再让梁初不动声色交到了联络员陈二妹的手里。在广州，由陈二妹安排，梁初带着炸弹，住进长堤一家不起眼的小旅馆里。广州市潜伏多时的两个特务头子罗定山、屈金汉，分别到旅馆里去取炸弹，从而暴露了他们的真实身份。广州市公安局在对二人进行严密的布控之后，最终将该敌特组织一共25人，一举全部抓获。
1955年，“罗定山等25人美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