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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种遵从自然法则的思想主导下，尧把王位传给了当时社会上最有才能和威望的舜，舜把王位传给了当时社会最有能力的禹。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禅让”。大禹对舜说，您是一个非常信仰上帝意旨的人。舜说，奉天之命，治理万物，唯有顺应，唯有敬虔到永远。按后人的说法，尧舜禹都是按道办事的人。所谓道便是忠于民，信于神，便是遵从自然法则。老子说：“道，从无中生有，天地之始，万物之母。”古代的道就是一种客观自然规律。《圣经》里这样说：“太初有道，道就是上帝，在空虚混沌中创造了天地万物。”可见世界各地的人类在历史早期都是非常尊崇自然法则和自然力量的。只是到后来，物质生产发达了，人的力量膨胀了，人类才产生了“人定胜天”的思想，骄傲得可以违背自然规律了。当然这种思想必然遭到大自然的惩罚
到禹快要去世时，本来要把首领的位子让位于另一有贤之士伯易，但天下人却都去朝拜禹的儿子启。于是启继承了王位，建立了夏朝，从此王位由父传贤变为父传子。大禹的儿子启为“父传子”开了先河，社会的敬贤之风慢慢变为敬权之风。从夏启开始，中国进入了“敬拜人、远离神、父传子、家天下”的历史时期。
为了巩固父传子这一做法，统治阶级除了要依靠人的体力、智力和德行之外，还要更多地借助神力。因此，在人类由敬仰神到敬仰人的历史转变过程中，出现了“君权神授”理论。尧舜禹时期，大家是一齐崇拜上天，首领和平民的身份是一样的，都是上帝的子民。到了春秋战国之后，皇帝便成了真龙天子，成了上天神的代表，成了神的化身，上天崇拜变成了帝王崇拜。“君权神授”的核心是利用人民的愚昧和迷信，将统治者的权力和待遇说成是天神授予的，使其统治在精神上获得人民的承认。在夺取政权的时候要靠武力和智力，夺取政权和延续政权时要借助于神力。第一代开国帝王奠定全力之后，第二代和第三代要靠神力将其王位千秋万代地流传下去。
君权神授在其他国家也有过鲜明的表现。有一个外国电视节目做过这方面的探讨。题目是：玛雅国王的权力来自何处？学者研究的结论是来自信仰。在古代的玛雅王国，国王是作为神灵存在的，他的权力不是因为掌握了生产资料和军队，而是因为他被证明具有神性。每一任国王登基，都要从他舌头上抽出鲜血，然后将其点燃，直到燃烧后的血烟袅袅升上天空。另外还要将其生殖器割裂并流出鲜血。正是这些仪式赋予了国王权力，于是人们开始相信国王是神灵，是他让云彩降雨，让日月出行。国王的鲜血已经将所有的人联系在一起，如果将国王除掉，整个系统就要崩溃。
在中国，神权加上君权就使君王为所欲为，做出了许多违背自然法则和违背道义的事情。“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日子再也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有人说，自夏商周以后，中国的神州已经不复存在，大道隐没了。春秋时期，诸子百家们齐声哀叹：大道隐没，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行道的希望也已破灭。战国以来，到处是肆无忌惮的诸侯征战，血雨腥风，唇枪舌剑，尔虞我诈。为了自私的权欲和物质利益，各国展开了一场赤裸裸的厮杀与争夺，直杀得尸骨成山，血流成河。在这历时几百年的争夺中，个人的权力达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神崇拜慢慢让位与人崇拜，人们对上天的敬虔减弱了，代之而起的是对帝王的畏惧和对个人私欲的追逐。秦代的开国皇帝秦始皇成了君王崇拜、君王权力至高无上的第一代表。历史对中国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从尧舜禹时代的天下为公变为天下为私，统治者再也不是为了人民替天行道，而是为了一已私利奴役、统治天下。
父传子这一现象的出现，说明权力与血缘挂上了钩，说明权力带上了自私性，说明公共的权力变成了私家的权力。私有制社会从此开始了。私有制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社会物质生产的进步，表明了生产力的发展，但私有制给早期的中华民族带来的却是一场礼崩乐坏、天下纷乱的大灾难。夏商周以后，私有制愈加发达，人们的私欲、物质欲和权力欲望愈发不可遏制，帝王的权力更加自私性，于是到了《诗经》描述的周代，便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个皇帝便拥有了天下，家天下由此开了先河，发展到秦始皇时代，帝王已将天下所有的财富和臣民彻底拥为己有。更可悲的是，这种传统一代一代遗留下来，以致于中国历代统治者都习惯地将国家攫为己有和家族所有。
中国社会开始出现历史性的转折，神崇拜让位与人崇拜，神权让位于人权，法治让位于人治。由此形成了一个以君王为头领的等级社会。社会上人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所有的臣民都成了帝王的附属品，都成了封建皇帝的子民。中国出现了以帝王为核心、以君、臣、父、子排列的社会。这种排列在尧舜禹时代与人的天赋差异有关，人生来是有差异的，有的体格壮，头脑聪明，有的体质弱，头脑愚笨，有的品德好性格脾气也好，有的品德差脾气也坏。人们生活在一起，由于这些原因的影响就必然形成待遇差异。这些差异就是等级社会出现的根源。但到了夏商周以后，社会等级的排列完全被血缘关系替代了。周朝的分封是按皇帝的血缘关系分封的，从此以后任何一个封建朝代的分封都是以帝王家族血缘关系来分封天下的。天下实质上是掌握在皇帝一个家族手中。一个家族便霸占了整个社会，这便封建社会的实质。因此，封建社会才是真正的私有制，封建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大私，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比起封建主义的私有制相去千里，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只有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后，社会才将人民应该得到的权力和财富从皇家家族中夺过来，人民才拥有了权力和财富。
西方的古希腊走了另一条路民主共和制，虽然社会有等级，但这种等级却不是按家族血缘排列。古希腊是一个对人有深入研究的地方。生于公元前428年的柏拉图通过大量的研究就得出了城邦等级政治学说。他认为由于人们的德行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等级也不同。在城邦中有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黄金等级，其本性为爱智者，其职业为统治者。第二等级是白银等级，其本性为爱荣誉者，其职业为武士。第三等级是钢铁等级，其本性为爱享乐者，其职业为生产者。三个不同的等级表示了三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拥有相应的权力。柏拉图很注重人的本性，他认为这三个等级的划分不是任意的，不是根据血缘或功绩来划分的，而是根据人的生活态度来划分的。划分出等级和职业分工之后，各等级的人便各司其职，各尽所能。这就是正义。从这里可以看出柏拉图是个务实者，不追求空泛的平等自由。在他看来，待遇就是各尽所能，不能随便僭越。主张等级制并不一定反动。柏拉图等级制的核心是：智者和德者位居社会高位，社会应由有才能、有知识和有道德的人来统治。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社会的每一成员都被安排在最适合他的阶层，并通过法律加以确认。
如果完全实现民主，也可能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有史学家认为，希腊城邦雅典的衰落就是平民权力过于膨胀导致的。“在雅典，津贴制度产生了一批以开会为生的政治寄生虫，一味强调人民的权利，导致了操纵和煽动民意的民众领袖的出现，其结果使民主政治远离了政治正义。”＇见浦兴祖的《西方政治学说史》第34页，＇ 由此可见，合理的等级分工是有它坚实的社会基础的。
柏拉图通过对人的研究得出这一理论，比起东方国家有一定的进步性。通过对人和自然的研究，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政治都注重“法”的作用。这些国家的人民更崇拜自然的规律，即法的原则，法治原则。而东方国家走上了一条对神和人崇拜的道路，天人合一的道路，人治成了政治的主要特征。但是，中世纪之后，欧洲人加重强调自然法，加重强调王权之外的神圣的自然法则，使社会走上了法治的回归之路。而中国，由于强大而严酷、漫长而持久的封建专制统治，却持续地走上了一条人治崇拜的不归路。
现在看，中国秦汉以来的政治统治，是武力与迷信结合的产物。周朝以后，君权便更多地大于神权了。有什么样的君权待遇就是有什么样的民权待遇。今天可以直接看到封建时代中国国民待遇的著作是一大批古代书籍。例如，孔子在《论语》中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这些话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代人民的待遇，只有被统治、听命令、被奴役的权利，没有动脑子思索和自作主张的权利，没有知情权。孔子这句最反动的话直到今天都在中国社会里发生着作用。看看今天社会的信息透明度，很多事情仍然是捂着包着，不愿让人知道。春秋时代是个礼仪繁琐的时代，所谓的礼，便给社会上各种身份的人规定的各种待遇。身份不同、地位不同，所获得的待遇就不同，举止行为也不同。
当然，国民待遇的内容很多，有政治待遇、经济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