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蠢的事就不说了，但有益的事情也不能不提。58年那年冬天，村里没有一个闲人，也没有一个整壮劳力留在村里。就连我们这些一年级的小学生，也被合并到邻村李家去上学，吃住都在李家村。但是，在李家也让我开了眼界。这个村的南部正在修建一个大水库，全公社上千人马集中在李家村。有一天，我来到水库工地上，看到了密密麻麻的人群，看到了大的施工场面。那热闹情景至今深深地印在脑海里。
后来听大人说，当年冬天出去修水库的人不仅有去李家的，还有去房山水库和门楼水库的。房山水库的规模比李家大，劳工人数也多。至于说门楼水库，规模更大，这个储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的水库至今是烟台市的用水生命线。当时聚集在这个水库上的民工至少有上万人。
就是在大跃进这短短的一年中，范家村周围的三个大水库建成了。这些水库后来都成了重要的水利设施。如果不是大跃进，农民们可能会与漫长的封建农业社会时期一样，抄着手在家里过冬。正是由于大跃进，三座大水库出现了。要是在今天修建这三座水库，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可能要付出巨大的开支。但在当时，只用几个人海战术就完成了。这种低成本是建立在人民群众的无私奉献上。所以，用市场经济和私有制的办法搞建设，不一定就比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办法效率高。不用说，在大冬天里修水库，那滋味肯定不好受，肯定不如趴在热炕头上好受。但共产党居然将农民发动起来了，心甘情愿地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生产建设中去。
通过这段历史，我对劳动力的巨大弹性深有体会。看看今天中国的社会，如果人们全象大跃进时期那样干活，中国的经济增长连续保持15％的速度增长十年都没有问题。人身上可以挖掘的潜力太大了。我所感动的主要是我们的农民，勤劳善良，吃苦耐劳。尽管他们有怨气，有牢骚，但他们接受了共产党给他们的安排，走上集体化的道路，并且，到现在基本认可了这种制度。如果现在改变这种集体经济的社会制度，肯定要遇到农民的抵抗。中国为什么能实行平均主义？就是由于存在着这样的土地资源和这样的农民。如果换一种制度，可能不会有这种奇迹般的劳动效率。
就说生产队吧，80年代包产到户时山东烟台地区曾对这一形式的放弃恋恋不舍。我从人民公社成立的那一天就在生产队里干活。从当时农民的觉悟和心情上看，这种集体形式的劳动生产率并不算低，大家还都是卖着命干活的。农村人由于他们狭小的生活空间，彼此之间对每个人的特性都非常了解。谁干的活好，谁干的活差，谁的能力大，谁的能力小，谁偷懒磨滑，大家心理都清楚，生产队长在管理和分配上都有分寸。这种组织形式在效率上有一定的优势，它特别适应搞公共建筑，例如修水库，修路，修水渠等。当然，生产队最大的问题是不自由，劳动者失去了能动性。60年代我感觉生产队还是挺景气的，到了70年代，生产队长便感觉社员不好管理了，生产效率和效益都在下降。到了1984年，持续了26年的生产队组织形式终于在我的家乡范家村消失了。那一年范家实行了分田到户。也是那一年，由于风调雨顺，庄稼长得特别好，农业获得了大丰收，农民收入有了大幅增长。农民们第一次尝到了单干的甜头。
总起来看，计划经济在一定历史时期还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极高的生产效率的。如果不是政治运动一次次地起破坏作用，计划经济的确能取得很高成就。我在工厂那几年就有深刻的体会，1971年，林彪倒台后，一声令下抓生产，工厂顿时就大干起来，工人们加班加点，无私奉献，产量立刻大增。那种情景至今记忆犹新，计划经济的确具有低成本和高效率的优势。
对于这一点，苏联的历史也曾经做出过证明，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秦晖先生对此比较有研究。1999年1月23日，我们在北京三味书屋举办研讨会时他的一段发言我还清清楚楚地记着。他说，俄国受近代工业文明影响大，搞的计划经济有资源配置方面的合理性。我们搞的是在战争年代时农民大哄大嗡的做法。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从政治经济学转向数理经济学，其测算方法在世界上都占优势，很多计划是根据电脑计算出来的。例如苏联的铁路系统，由于高度集权，使行车效率高于西方国家4倍。这是理性化的结果。虽然计划经济不人道，抹杀人的主动性，但比人类历史上的命令经济强得多。赫鲁晓夫50年代执政时盛气凌人，苏联的成就当时使西方国家都刮目相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计划经济的优势。
按秦晖的意见，中国与苏联还不同，实质是命令经济，指令经济，没有科学，只有统治者的干预，因此，效率要低一些。薄一波同志曾讲过“一长制”被破坏后灾难性的影响，车间废除主任负责制，党小组负责，后来塞进些苏联的东西，才使经济没有崩溃。但文革期间又都被破坏。1975年邓小平上台后搞整改，把大哄大嗡扔掉，恢复苏联的一套，经济马上有改善。秦晖讲的这一过程，与我当时在工厂的体会是一致的。文革时的中国经济既无市场又无计划，就是靠长官意志和行政命令。因此，中国的国情使计划经济在中国大打折扣。尽管如此，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和效率还是很高的，仍然取得了迈斯纳所说的高增长。
问题是建国后，相当一段时间人民群众的生活得不到提高。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我认为关键是军备竞争和输出无产阶级革命这些政治因素严重地消耗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如果没有政治对抗，中国人民的经济水平和国民待遇不会到今天还处于低水平。计划经济可以高度地集中资本，但当资本集中起来之后，怎样才能运用和利用好资本呢？
杨继绳先生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不无讽刺地写下了着段话：“不幸的是，这么一个强盛的大国，又是一个十分贫困的大国。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在国家手里。到1978年国有经济比重高达80％以上。这些国有资产几乎都由中央政府支配。中央政府集中如此巨额的财富可以干出前无古人的事业。新中国40年来投人了800多亿元的专项资金治理大江大河，历史上被称之为“中国的忧患”的黄河，那30年是岁岁平安的。全国还修建了8．6万座水库和长达20多万公里的防洪堤。当然，中央政府手中的财富也可以用来馈赠第三世界的穷国以显示中国的国威。毛泽东随便一句话就赠给阿·尤布汗4亿元，还轻松地说：‘只要我们扫扫仓库就够了。’这位巴基斯坦总统拿到这4亿元后，回国就被反对派推翻了。”
在一个政治对峙的年代，任何国家都不会顺利地发展。冷战时期，东西方两大阵营在军事竞赛上投入的财力和物力估计可能各占自己国民生产总值的20％左右。举例来说，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国国防费用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达到41％，次年增至43％。其后大幅下降，1960年仅为8。87％，1968年反弹至26％，1973年降至18％以下，到80年代降为9％以下。从军费与GDP的比例看，在80年代以前，我国的国防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超过10％，改革开放以后，这一比例才大大下降，这些年一直在1…2％之间。＇参见董国政的文章，《经济学茶座》第三期，＇
战争和政治对抗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对经济建设影响最大的因素。假如没有军事对抗因素，中国人民的生活今天会好得多。改革开放后，中国军费大大减少，因此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据胡鞍钢计算，过去的20年，中国是世界上人均GDP增长率最快的国家之一。1913年中国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的13％，1950年降至为6。4％，1973年为7。1％，但到2000年则迅速上升为23％。试想如果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没有战争，中国人民会过上什么样的幸福生活！
遗憾的是，1949年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完全倒向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那个蜜月时期，中国和苏联签署了一系列友好条约和互助协议。50年代中期，中国接受苏联的援助，引进了156个重点建设工程项目。但这些项目后来由于中苏关系破裂，有很多半途而废。一边倒的政策使中国既获得了一些利益，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那是1967年的夏天，我们山东师范学院附中的学生到济南郊区下乡劳动，地点就在黄河边上。吃完午饭休息的时候，我们一伙学生去游黄河，当我们游到河对岸时，发现了一座高大的桥墩和引桥。它孤零零地耸立在黄河岸边，长年累月地在风吹雨淋和日晒中低头思索。它似乎在品味中苏关系结下的苦果。记得我当时惊讶地感叹道：这么大的一个工程需要花多少钱啊！但就这样白白地废弃了。这件事对当时的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我估计这座废弃的桥梁就是当时150多个苏联援助项目之一。
一边倒的政策，使中国在经济上也完全照搬苏联模式。苏联搞集体农庄，中国也要实行。于是，在1957年反右派之后，三面红旗出现了。这三面红旗就是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结果没过多久，中苏关系破裂，友好关系变成了敌对关系。在这时候，中国加紧了原子弹的研制，1965年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了欢送赫鲁晓夫下台的礼炮。中国为发展核工业在当时投入了多少国力，现在无从得知。1968年，东北乌苏里江边境上发生了珍宝岛武装冲突。中苏战争一触及发。为了准备战争，全国上下展开了“深挖洞，广积粮”运动。大批企业迁往西部山区，象第二汽车厂建到了湖北十堰，一些军工厂都搬到了陕西汉中和四川山沟里。这些被称为“三线”的地区建设和企业建设不知花掉了当时国家多少财力物力。我这里没有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