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孟子一扫孔子卑躬屈膝的样子，提出了大丈夫的概念，养浩然正气的概念。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见《孟子》第六篇·腾文公下＇ 孟子的这段话多少弥补了儒家不光彩的人格表现。如果中国历史能按孟子的理论发展下去，后来在人权方面可能也会好得多。但孟子的民本思想，说到底还是为了维护帝王的统治。与西方国家比较起来，中国古代似乎没留传下来人权思想和法治思想，只有民本思想、君权思想和人治思想。我估计这是历史的假象。如果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著作能全部保留下来，一定会发现大量的人权思想。只是由于秦始皇焚书的一把火，将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付之一炬。封建君主残暴的屠刀，四百多名儒士的被坑杀，打断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骨，灭绝了自由平等的思想渊源。
秦始皇不许人们信仰上帝，更不许人民有天赋自然权利，只许人民服从他的统治。他将天下攫为己有，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和坟墓，征集天下民工修筑长城以保秦国平安，不惜牺牲三千童男童女的性命去寻找长生不老之药。从这一段历史可以看出，封建专制君主是人类自由、平等的最大敌人。一场惨绝人寰的焚书坑儒，使中国早期最有价值的人权思想彻底泯灭，使尧舜禹时代的公为天下的思想彻底泯灭。中国人的政治待遇遭到沉重打击，中国人平等自由的脊椎被彻底打断。从此，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由尧舜禹的大公变为秦始皇的大私，由神和人民的天下变为皇家的天下。从此，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人民权利被剥夺的阶段、人格卑微的阶段、封建统治者为所欲为的阶段、不平等待遇牢固延续的阶段。从此，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以家族血缘为纽带的“生殖器文化”＇台湾学者语＇，中国政治走入了极权专制的模式，以致使中国威权体制传统如此牢固和延续得这么长。
大私之下岂有平民的权利？中国历史就这样走过了公与私的两个极端！从大公无私到大私无公。封建极权专制说到底是极度自私的结果。“家天下”可以说最大的自私。统治者头脑中如果有一点公天下的思想也不会如此攫取天下为己有。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有两个人物就是公与私的代表，一个是孙中山，他为了实现民主共和，宁愿将大总统的位子让给袁世凯。而袁世凯是个什么东西呢？只想一个人独占天下，仍然想当皇帝。最后只有落得个历史骂名一命呜呼。从政就要为公，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一个政治家或统治者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公心和私心的多寡。由此道理可以观察当代的政客表现，只要是那些怀有公天下的人，往往都能做出顺应社会民意的抉择。凡是那些私心厚重的人，一般不会放弃自我顺应民意的。碰上这样自私自利的政客，一国的政治便会变的不择手段，丑陋卑鄙而残酷。
中国之所以自战国之后出现了“七雄剩一暴”的局面，之所以出现了酷烈的集权专制，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先前缺乏对人性和个人的研究。人性、人权和人本思想在尧舜禹时期就被“大公”思想所淹没。中国缺少一个古希腊人性反刍的时期。因此，当公德衰落，统治者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极度泛滥起来之时，个人的力量也极其微弱，小民百姓只有一任宰割。自秦始皇之后，中国真正达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封建帝王攫取了天下所有的财富。任何一个统治者，一旦登上王位都要攫取天下资产。看看北京城里的故宫，便可以看出“家天下”的影子。历史上社会中不平等的待遇是怎样形成的？就是这样形成的，由严酷的封建专制统治和武力镇压形成的，说到底，是由人性中最卑劣的一面自私形成的。
世界某些国家的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印度的阿育王通过残酷的屠杀和统治，奠定了3000多年严酷的种性等级制度，中国的秦始皇奠定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集权专制统治制度。一种制度一旦建立就具有极大的参照性和延续性。印度历史和中国历史都走了这样一条专制和等级制度的道路，以致近代以来这两个国家在沉重而庞大的历史包袱压抑之下，迟迟难以进入现代民主法治文明。更主要的是，不打破封建极权专制，人民就得不到他们应有的权利。中国直到今天都在为恢复民权而努力，可见这一专制传统是多么难以摆脱。
由于不平等的待遇往往是在强权下形成的，因此，反抗不平等待遇便也是人类历史的主要内容。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的一句“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便是反抗不平等待遇的突出表现。当然他的话的另一层意思就是：一旦我胜利了，那就是让我来当皇帝。人类社会稍稍发达了一点之后就再也没出现过原始共产主义那种和睦情景。为什么？因为人类历史是一部追求特权和不平等待遇的历史，又是一部反特权、追求平等待遇的历史。如果大家都是追求特权，那这个社会就是一个特权社会。只有获得特权，才能多吃多占。人类的贪欲就是这样。如果都反特权，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公平社会。回顾历史，几千年来，恶劣的人性导致了社会必须在一种以恶制恶的模式下运行。当善战胜不了恶，人民便要屈服在强权之下，顺应强权政治。同时，维护强权政治秩序的伦理学说便应运而生。
孔子便是这种学说的代表。孔子可以说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人格卑劣的一个。随便抓出一个当时的学问家，例如墨子，老子，荀人，庄子，人格都要比他高尚。但就是这样一个奴性十足的人，却最适合统治者的需要，最被统治者青睐。因此，后来孔子的地位被抬得最高。这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汉武帝一个“废除百家，独尊儒术”，便奠定了中国人民几百年来的政治待遇。中国人民的人性尊严和人格尊严，经秦始皇的一场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的独尊儒术，被彻底泯没。没有脊柱的中国人只能匍匐在封建帝王面前过了几千年。
但我不是完全的悲观主义者。中国人民高尚人格的光辉一面在历史上时时闪耀着。几千年间，人民没有一刻停止过为争取平等人格而斗争。近代诞生的进行革命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这种高尚人格的代表。他们为了使穷苦人民摆脱屈辱的人格待遇，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终于建立新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对以等级制为核心理念的儒家思想的沉重打击和批判，是追求人类平等原则的具体体现。
人性有善有恶，恶的一面有自私、贪婪、暴戾、独裁、专制。封建制度恰恰代表了人性恶的这一面。如果探讨人类社会为什么会出现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最终原因要从人的自私本性中去寻找。人类这种动物总是追求无限地扩张和占有，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具有特殊的权力和特殊的待遇。因此，不要认为人类历史是一部追求平等和自由的历史，实际上在漫长的几千里，人类一直是在追求不平等。谁通过暴力和智力夺取了政权，谁就享受特权和不平等待遇。反抗不平等者最后的走向都是达到不平等。历史的改朝换代只不过是推倒一个不平等者，换上另一个不平等者。直到今天这种循环还在世界上那些非民主国家发生着。
由此我们对人类待遇有了另一角度的认识，人类为什么会有各种待遇？说到底是人性扩张的表现。认真观察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就是追求时空占有的最大化，并且这种占有是无止境的。人类的权力欲壑难以满足，财富和精神欲壑也难以满足。权力再大的人也不会停止对权力的扩张。这种对时空的占有不仅表现在权力和财富上，还表现在精神和思想上。统治者的思想往往是主导思想，统治所表现的内容更多的是在精神方面。汉武帝独尊儒术就是对人精神空间的统治和控制。人们著书立说也是对人精神控制和影响的表现。所以人这种动物，对外界占有的扩张性很强。直到近代，人性这种恶行扩张本能和无限占有欲望才遭到了分析批判，人类的权力和权利占有和扩张欲望才遭到了遏制，并趋于理性化。这一贡献首先来自17世纪荷兰的学者雨果·格老秀斯，他说：“任何事物如对理性的人类所成立的社会本性有所冲突的，都是不公道的。例如，仅为着自身的利益而剥夺他人的东西，便和自然法相冲突。”＇浦祖兴《西方政治学说史》第181页，＇
人们通常都将格老秀斯的理论作为法哲学新纪元开始的标志。在这一世纪，西方政治学说完成了从与神学相结合的状况中逐渐解放出来的过程。为此做出贡献的有后来的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人。格老秀斯继承了古希腊学者的研究传统，从人性出发，发掘出人的理性之光。人性虽然有善有恶，但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这种理性就是遵从自然法则，按客观规律办事。因此，格老秀斯认为，自然法是固定不变的，是绝对真理，甚至神本身也不能将其更改。理性是人人都具有的天赋能力，即使没有上帝，也能依据自己的理性行事。从格老秀斯之后，西方的政治学思想从神权至上开始向法学至上转变，法即人的最高理性，它的地位甚至超过了上帝这个神的地位，更超过了世俗帝王的地位。在这些学者的理念中，人是具有自然赋予的天赋权利的，人的权利不能被随便剥夺。后来孟德斯鸠发现了分权理论，从此现代政治学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现代民主政治油然而生。
然而在这一时期，中国人仍然匍匐在人治和神权的统治之下。明末出现了程朱理学，但朱熹的理学权威始终没有超过皇帝的神学权威。特别是中国的理学家将天理与人性相割裂，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