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念的门已经关上了。 ”他关上玛琳娜·维拉德的车门，爬上楼走进烟臭熏天、酒气四溢的房间，倒头大睡。
布劳渡河上的桥已经建好，建学校的材料 （常嘎吉在库存清单上签了名 ）很快就会变成真正的学校。摩顿森觉得自己并不是“躲”在杜得辛思基的房子里，而是为了省钱，为了早日攒够钱回到巴基斯坦完成任务。他开始跟所有与喀喇昆仑山有关的人开心地谈论这件事。
摩顿森打了个电话给吉恩·霍尔尼，随即收到一张去西雅图的机票。霍尔尼嘱咐他务必带上桥的照片。在霍尔尼那间可以眺望整个华盛顿湖和远处喀斯开山脉的豪华公寓里，摩顿森终于见到了电话中听起来很凶的人。物理学家其实身材很瘦小，留着小胡子，黑眼睛透过大号眼镜片端详着摩顿森。
虽然他已经 70岁了，但仍有着登山家的硬朗。“我一开始很怕霍尔尼，”摩顿森回忆说，“他的坏脾气是出了名的，不过他对我真的很友好。 ”
摩顿森打开背包，两人坐在桌边研究着照片和建筑图纸，深奶油色的地毯上铺满了地图。霍尔尼曾经两次徒步到过乔戈里峰大本营，他兴奋地跟摩顿森讨论所有像科尔飞一样在地图上没有标识的小村落，又用黑色签字笔在地图上标上了一个小记号——那座横跨布劳渡河上游的新桥。
“我丈夫立刻喜欢上了葛瑞格。 ”霍尔尼的遗孀，后来成为“中亚协会”理事的珍妮弗·威尔森回忆道，“他很欣赏葛瑞格的憨直和傻劲儿，欣赏他能独自坚持做这些事。我丈夫是个创业家，所以他尊敬那些不畏艰难，努力工作的人。他一读到葛瑞格的故事，就跟我说：‘美国人只会关心佛教徒，不理穆斯林；这小子不可能找到赞助，我得去做这件事才行。 ”’
“我丈夫这辈子成就显赫， ”珍妮弗·威尔森说，“但在科尔飞建学校带给他的兴奋，一点儿也不亚
于科学工作给他带来的成就感，他觉得自己和那片土地很亲，很有缘分。葛瑞格离开后，他跟我说：‘我想这个年轻人完成这项工作的几率是一半一半，但如果他成功了，会有更多人帮助他。 ”’
回到旧金山湾区后，摩顿森打了个电话问候乔治·麦克考恩，谈及那段把他们在地球另一端连在一起的奇妙缘分，两人都嗟叹不已。麦克考恩邀请摩顿森参加美国喜马拉雅基金会在九月初举办的活动，埃德蒙·希拉里爵士也将应邀致辞。摩顿森高兴应允。
1995年 9月 13日，星期三。摩顿森穿着父亲留下的棕色羊毛运动外套、卡其长裤和旧徒步鞋 （连袜子都没穿），抵达了旧金山费尔蒙饭店。豪华的费尔蒙饭店位于贵族山，是所有缆车路线汇集之处，对那个夜晚而言——自此摩顿森生命中的许多条线索紧紧绑在一起——这个饭店的位置再合适不过了。
1945年，全球四十个国家的外交官在费尔蒙饭店会谈，起草联合国宪章；五十年后，在金碧辉煌的威尼斯宴会厅里，美国喜马拉雅基金会年度募款
宴会也同样展现了文化的多元。穿着西装的斯文的创投家和基金经理们挤在吧台，身旁紧挨着奇装异服、坐立不安的登山者；穿着黑丝绒礼服的旧金山名媛们，则被绅士们的笑话逗得咯咯笑。
摩顿森一进大厅，便弯下身子让接待人员给戴上白丝哈达，每位来宾都有一条。他站直身，手指玩绕着哈达，淹没在热烈谈话的声浪中，同时努力想搞清楚宴会厅的方向。大厅里到处都是美国喜马拉雅基金会的会员，这不是属于摩顿森的世界，他觉得自己就像个边缘人。就在此时，他看见乔治·麦克考恩站在吧台旁，正一边向他招手，一边弯身聆听身旁的矮瘦男士说话——那人正是吉恩·霍尔尼。摩顿森走了过去，拥抱两位绅士。
“我正在跟麦克考恩说，他得给你一些经费。 ”霍尔尼说。
“嗯，如果省着用，我现有的钱应该足够把学校盖好。”摩顿森说。
“不是盖学校的钱， ”霍尔尼说，“是给你的钱。学校盖好之前，你打算靠什么过活 ？”
“两万美金如何？”麦克考恩问。
摩顿森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感觉血液直冲脑门。
“我是不是该把你的反应当做同意呢 ？”
“给他拿杯酒来，”霍尔尼咧嘴笑着说，“我想葛瑞格快昏倒了。 ”
晚餐时，同桌一位穿戴考究的摄影记者非常惊讶，在这种正式晚宴上摩顿森居然光着脚踝，于是在饭店的礼品店帮他买了双袜子。除此之外，摩顿森对那天晚餐的莱式印象全无，只记得自己傻傻地坐在那吃饭，诧异自己的财务问题竟然就这样轻松解决了。
不过晚餐之后，聆听他心目中的英雄希拉里爵士演讲，则让他永生难忘。希拉里爵士步履蹒跚地走上舞台，平凡得就像是个养蜂人——那正是他以前的工作——而不太像是受英国女皇封爵的名流。爵士稀疏的乱发下是一双浓眉，还有一口不太整齐的牙齿。这位新西兰最负盛名的 75岁公民肚子微凸，看起来很难再大步登上八千米级别的高峰。但在这场喜马拉雅狂热爱好者的集会上，他绝对是人间珍
宝。
希拉里首先放映他在 1953年攀登珠峰的幻灯片，那时他是时代的先驱。影像带着早期柯达胶片特有的不真实的明亮色调，皮肤晒得黝黑、眯着眼的年轻希拉里，永远保存在胶片中。希拉里谦虚地说，当时有不少人可能胜过他和丹增·诺尔盖，成为首次成功挑战珠穆朗玛峰的登山者。
“我只不过是个能力普通但很热情的登山者，顶多也只是个愿意努力而且坚持梦想有决心的人。 ”他告诉台下安静的观众：“我是个平凡人，是媒体把我塑造成英雄的。不过这些年我学到一件事，只要你自己不相信那些关于你的鬼扯，倒也没什么坏处。 ”
珠穆朗玛峰幻灯片放过之后，希拉里的目光停留在另一组幻灯片上，那是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高大的西方人和瘦小的夏尔巴人一起在尼泊尔兴建学校和医院。其中一张展示了 1961年他的第一项慈善计划，即建立一所有三间教室的学校。照片中的他没穿上衣、手上拿着铁锤，正猫步走在房梁
上。征服世界屋脊后的四十年间，希拉里并没
有靠着名声享福，反而经常回到珠穆朗玛峰地区，和弟弟瑞克斯一起建造了二十七所学校，十二间诊所，还有两个航空基地——这样补给品就更容易送达尼泊尔的孔布地区。
摩顿森激动得坐不住了，他跟同桌的宾客致歉后离席，走到大厅后头，一边听着希拉里的演说一边来回踱步，心中被两种急切的渴望拉扯着：既不愿错过爵士讲的任何一个字，又想立刻跳上飞机回到科尔飞展开工作。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希望别人永远记得我， ”摩顿森听到希拉里爵士说，
“攀登珠穆朗玛峰已经让我心满意足了。但我觉得更有价值的事是在那里建设学校和诊所，那些工作带给我的快乐远远多于在山上留下的足迹。 ”
摩顿森感觉有人拍他的肩膀——他转过头，一位身着黑色裙装的美丽女子正对着他微笑。她一头红色短发，摩顿森觉得很面熟，却想不起曾经在哪里见过。
“我知道葛瑞格这个人，”塔拉·毕夏后来说，
“我听说过他想做的事，而且他笑起来很好看，所以我可以算是故意偷偷接近他。 ”两个人天南海北地聊了起来，从一个话题到另一个共同的兴趣，从那一天开始，一直延续至今。
为了不打扰其他听讲的宾客，两个人的头靠得很近，在彼此耳边细语着。
“葛瑞格发誓说我把头都靠在他肩膀上了， ”塔拉说，“我不记得了，不过是有这种可能，因为我深深地被他吸引了。我记得自己一直在盯着他的手看，觉得他的手很大很强壮，让人很想握住。 ”
塔拉的父亲贝瑞·毕夏是《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师，他研究了好友埃德蒙·希拉里爵士提供的照片，选择好登顶路线，在 1963年 5月 22日登上了珠穆朗玛峰。毕夏为《国家地理杂志》杂志记录了这趟累死人的攀登过程：“当我们终于登上峰顶，然后颓然倒下，我们会怎么做 ？”他写道，“我们痛哭流泪。所有的压抑一扫而空，我们像婴儿般大哭，带着登上最伟大山峰的狂喜，也带着漫长攀爬的苦刑终于结束后的解脱。 ”
不过，他放松得太早了。下山时，毕夏差点儿一路滑坠到山对面的中国西藏。他险些用完氧气，也险些跌进冰缝，严重的冻伤使他不得不由夏尔巴人接力背下山，送到南治巴札村，再用救援直升机转送到加德满都的医院。远征任务结束时，毕夏失去了小指第一指节以及所有的脚趾，这场意外让他对登上珠峰的先驱更加敬佩。
“在医院的宁静之中，我思索着此行的教训：珠穆朗玛峰是个严酷恶劣的巨神，不管谁想挑战它，都是在向它宣战。登山者必须用对抗敌人般的战术，无情地对珠穆朗玛峰展开攻势，但在战争结束后你还是无法征服这座山，因为不会有真正的胜利者，只有幸存者。 ”
贝瑞·毕夏回到位于华盛顿的家，总统肯尼迪在白宫玫瑰园为他和队员们举办了英雄般的欢迎盛会。1968年，毕夏与妻子丽拉、儿子布伦特、女儿塔拉坐上露营车，从阿姆斯特丹一路开到加德满都。毕夏完成古代商贸路线的博士论文研究后，他们一家搬到尼泊尔西部的久姆拉住了两年。乔治·夏勒
每次到尼泊尔研究濒危的野生动植物时，总会到他们家做客。
后来毕夏平安迁回华盛顿特区，在那里担任美国国家地理研究及探险委员会主席。塔拉还记得他们住在华盛顿时，父亲的好友埃德蒙·希拉里常来做客，两位登山老将常常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一边喝着啤酒一边聊着珠峰，然后把租来的一大堆录像带看完（两人都酷爱看西部老片 ）。1994年，毕夏和妻子又平安搬到蒙大拿州的波兹曼，在地下室建造了全世界最好的私人登山图书馆。
然而毕夏却没能平安躲过那场致命的车祸。就在这一年，他携妻子丽拉开车到旧金山，应邀在美国喜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