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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2年九月到1934年九月，这两年的时间里，红军上层最关注的事情，不是根据地里的小工业化建设，而是在根据地里开设了“红军大学”，忙着培养干部，提高基层干部的素质。
人，人才，从来都是最珍贵的资源。用了两年的时间费心地培养基层干部，又得到德共、苏共，加上林汉培养的归国留学生三方面人才的大量输血，苦练了两年的内功后，红军才决定在1934年九月发动全面攻势。
湖南仅仅只是第一个战役目标。
和胡南战役同时进行的，是江西战役。
早在八月上旬，红军就故意在江西进行声势浩大的兵力调动进行战略欺骗，装出一副要在江西打大战役的模样。
到了九月一日，江西红军全面出击，对南昌号发动攻击，兵临城下包围南昌号，至于赣州，早就一触而降。
南昌号守军此时有两万人，城护司令是著名的“铁壁”马司令，对于这位红军的“老朋友”，红军对其也十分地客气。南昌号城外实际只有一万多人的红军包围监视着南昌号守军。
余下的超过四万人的主力却在南昌号和九江之间扎下口袋阵，等候九江的援军过来。遗憾的是，江西的炮党大军此时早已心胆俱丧，愣是“友军有难不动如山”，围城打援的方案最终失败了。
不过江西之战在八月份时的战略欺骗却取得了预想中的成功，那就是将长江上游的一部分炮党军吸引到九江来了。
南京国民政府其实早就想放弃形势越来越恶劣的江西省，尤其是同样深陷“匪区”的南昌号。而九江由于紧挨长江，作为钉入江西的钉子反而比南昌号更受重视。
为了保住九江，南京国民政府从武汉调了三个师增援九江，其后果却是导至武汉守军只剩两个师不到两万人。
江西只是佯攻，湖南不过是把早就含在嘴里的肉吞下去，而湖北的省府武汉，才是红军此战最大也是最重要的目标。
1934年的武汉，可以说是中国内陆最重要的工业城市，汉阳的钢铁厂，还有汉阳兵工厂，都是红军期待许久的目标。
这两年来红军虽然得到了林汉的大量援助，建立起了自己的小工业基地，能生产少量的钢铁，自产迫击炮弹，复装子弹，但是受制于外部封锁，交通不便，工厂选址不佳等诸多因素，红军的军工体系其实规模都不大。
注：要建立一整套完整军工体系，是一项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光是建一个钢铁厂，要求都甚多，选厂位置得交通便利，附近最好要有铁矿同时也要有煤矿，同时还要需要大量培训合格的产业工人，要有足够时间的技术沉淀积累。
在红军的九月战略方针中，拿下岳阳后，立刻就要横渡长江，向东出击，奇袭武汉，尤其是要拿下汉阳的兵工厂和制铁厂。
在这个敏感的当头，英国战舰突然逆流而上要到岳阳去（护侨）就成了最大的变数。岳阳码头的船队是奇袭汉阳的奇兵，在这关键的时刻，怎么可能容忍够英国人出现搅屎，为这个计划增加变数？
第127章奇袭武汉（下）
“中国的革命形势，一旦象大革命时代般，再次出现蓬勃发展的高氵朝趋势时，必然遭受英、日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甚至是直接出场镇压。”
在基尔会议上，红军代表任培国的讲话，也代表了江西红军的观点。
过去的两年里，红军明明可以趁大胜之机痛打落水狗，将战火烧到南京国民政府的箐华区域江苏、浙江等长江下游省份，却没有这么做，而是把重心放在了福建和湖南，就是为了避免刺激到英国以及和英国勾结在一起的日本。
现在是1934年，并不是1946年经历了二战的长期放血后，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人心厌战，殖民体系崩溃的时代。所以红军在夺取了福建出海口后就装出“心满意足”的姿态搞起了“和谈”，实质上却是为了争取和平建设的时间以苦练“内功”，大搞军事练兵，干部培养和农村根据地建设。
这个时代的中国问题，最复杂的一点就是他已不是中国自己的问题，而是国际性问题。
日本，这个对中国一直野心勃勃的国家，才是穿越者林汉和知道了历史的红军最头痛的敌人。
林汉和红军谈起自己穿越那个时空的历史，对比一下这个被他篡改的历史，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却是这个时空的中国“中央政权”的权威性比原来那个时空差了很多。
历史上，炮党首脑常凯申，借着红军长征追击“剿匪”之机，一路上扫荡各路军阀，将自己的势力延伸到湖南，四川，贵州，甚至是陕西。沿途被他顺手吞并的大大小小的军阀势力也有好几个。
不管常凯申这人在军事上的能力是多么地糟糕，但有一点不得不承认，到1937年抗战暴发时，他领导的这个南京国民政府在国内已有了不低的威望。也称得上是一个“强力的中央”。
面对外虏异族入侵时的中国，如果缺少一个强力的中央政权，那是相当危险甚至可能演变成悲剧的。
五胡乱中华时的中国，就是因为前期的“八王之乱”，导致中央政权威望实力大减，最终酿成那持续数百年的惨剧。
满清入关，南明小朝廷倾刻之间覆灭于只有二十余万人的满清，缺少一个强力的中央政权也是重要原因。
而这个时代，中国面临的外敌是比五胡和满清都凶残百倍的日本帝国主义。
历史上，为什么西安事变时要放常凯申回南京？
因为此人再不堪，至少他还是可以压得各路军阀硬着头皮去抗战的人。军阀中，是有象刘湘，傅作义这样奋勇抗战的爱国将领，但张学良，韩复渠、石友三这类望敌而逃，望敌而降之辈同样也是大把存在。没有一个强力的中央压制未来的抗战，各路军阀中的“带路党”会更多。
可是在这个位面，常凯申早早地在1931年就被林汉一枪打死，直接嗝屁。取代他上位的何应钦和宋子文，却是一蟹不如一蟹。在剿共前线上的连续惨败，更导致南京国民政府的威望一年不如一年，到1934年时，其“政令不出五省”早已是人人皆知的事。
即使现在宋委员长刮地三尺兼砸锅卖铁地在拼命进口军火，大练兵大征兵，除非他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在战场上能取得重大的胜利，否则他这个“中央”的政令，谁会鸟他？但这可能吗？
林汉在苏区之行时，和红军高层反复地推演未来爆发的抗日战争的抗战局面后，最终得出这样的结论。
“让已知的未来历史滚一边去，这个位面的抗战历史，该由我们红军自己来编！”
“建立以红军为主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想法也成了后来红军战略发展的主导思想。既然认定这个被严重削弱的南京国民政府不可能扛起领导全国抗战的大旗了，那个这伟大而光荣的任务，就由我们红军来扛。
要达成这一目标，红军根据地不能发展太慢，不能过度地只顾待在家中“种田搞建设”，还是要对外发展，“打出去，扩张地盘”。只是这个节奏要把握得好，不能扩张过快造成根基不稳，同样也不能扩张太慢错过时机。
在这过程中，现在的所谓南京国民政府，就被红军列为了第一打击目标——既然你们这么废材，根本不可能扛起领导全国抗战的大旗，那么就别占着全国最箐华的地盘不拉屎了，腾出你们脚下来的地盘来！
早在1933年，红军就开始为夺取武汉三镇做布局准备。
大批的地下党开始进入武汉，开始在基层中“做工作”。码头，工厂等要害部门，很快也有党组织的人员进行了渗透。
而红军在八月份佯攻南昌号，威胁九江的军事行动，战略目标之一也正是为了调动武汉的守军来援。江、浙两省是宋子文的命根子，守军不会轻动，红军在九江有所行动，他要调兵支援最有可能的地方也就是相对九江上游的武汉地区。
另一个让红军忌讳的对手就是在长江航道横行霸道的外国军舰，尤其是英国军舰。位于汉阳的英国长江舰队的一举一动，很早就在红军的监视之下。当塘鹅号从汉阳启航出发逆流而上时，江西的红军首脑就通过无线电在第一时间得知了这条情报。位于洪湖炮台的红军政委下令开炮，并不是取决他个人的战场决断，而是早上来自江西总部的指令。而李华梅这个拥有小范围感知能力的非人类，更在得到情报后第一时间乘船从岳阳赶到了洪湖炮台以确保在夜间的炮战中万无一失。
幸运的是，英国人太过自信嚣张，居然在黑夜里打着灯想硬闯洪湖炮台，结果塘鹅号被几炮重创，最后搁浅在长江边上。
就在炮击后半小时，三十多条机动拖船，载着三千多名红军将士，从岳阳出发，顺流而下，准备连夜突袭汉阳。这些机动拖船队全是过去两年通过长江和苏区跑运动输送装备的船队，其身份早已被南京国民政府知晓。
江西红军已预料到秋季攻势一开始，势必打破红军和南京国民政府表面上虚假的和平。这批已暴露身份的船队必然遭到扣压。所以在战役开始前就将他们分散调往长江上游脱离炮党控制区。
与此同时，另一支红军的精锐部队，此也正在长江北岸朝汉阳迅速前进。依照计划，陆路的红军将首先对汉阳发动攻击，而水路的红军将趁夜色和敌人被吸引的时机，以“南京援军”的身分在汉阳码头靠岸。而早就潜伏在汉阳的地下党和渗透部队也会在那时配合举事。
船队出发后，经地洪湖区时，李华梅通过一条小船搭上了领头的船，三十多条拖船在长江上行驶，若是白天这是极状观的场面。放在夜里则是有些危险的行为。这支拖船编队以五艘为一队，船尾的那条船打着明亮的警示灯以提醒后面的船预防冲撞。李华梅上船后，就自动地成为这只庞大船队的领航员和协调员。
由于缺少自己的寄灵船体，李华梅的感知探测能力很弱，即使以消耗信仰之力为代价，进行长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