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哑巴又抖动着他的下腭骨，来表现他内心涌起的波澜。他举起枪，阴沉地说：“脱——脱——脱——。”
大姐毫不犹豫地解开衣扣，袒露出她的精美绝伦的双｜乳。哑巴的眼睛猛地直了。他的下巴抖得好像要掉在地上，掉在地上跌成碎片，大的如大瓦片，小的如小瓦片，失去了下巴的哑巴模样骇人欲绝。他用手托着下巴唯恐失去下巴，口是心非地说：“脱——脱——脱——”。大姐顺从地把褂子脱下来，裸露出上半身。她的脸是黑的，但她的身体是白的，白得闪着磁光。在那个阴霾的上午里，大姐光着背与哑巴叫劲。哑巴的腿曲曲折折地往前走；走到大姐脚前，这个生铁般的男人，竞像被阳光晒化的雪人一样；哗啦啦四分五裂，胳膊一处腿一处，肠子遍地爬如臃肿的蛇，—个紫红的心脏在他的双手里跳跃。好不容易这些迸散的零部件又归了位。哑巴跪在大姐面前，双手搂着她的屁股，他的大头，伏在她的肚皮上。
面对着这突然的变化，鲁立人等人目瞪口呆；都仿佛口里含着热粘糕，都好像手里捧着刺猬。众人都偷觑着池塘边的情景，无法知道他们的心情。
“孙不言！”鲁立人疲软地喊了—声，但坚挺的孙不言不予理睬。
上官盼弟跳下台子，跑到池塘边，捡起地上的褂子，披在大姐身上，她想拉开大姐，但大姐的下半身已与哑巴的身体联结在一起，盼弟如何拉得开？盼弟倒攥着手枪，给了哑巴的肩膀—下子。哑巴抬起脸，双眼里竟然全是泪水。
后来发生的事情至今是个谜，谜底有十几种，哪个是真哪个是假，谁也说不清——正当上官盼弟面对着哑巴的满眼泪水发呆时，正当司马凤司马凰互相搀扶着站起来用惊恐的眼睛寻找着姥姥时，正当母亲苏醒过来呻唤着往池塘边跑去时，正当瞎子徐仙儿良心发现地说‘县长，不要杀她们了，俺娘不是吊死的，俺老婆死了不全怨司马库’时，正当两条野狗在回回女人家的废墟里厮咬时，正当我甜蜜而忧伤地回忆起我与上官来弟在驴槽里的暧昧游戏、口腔里满是她那沾着灰垢、有弹性的｜乳头味道时，正当个别人在猜测着那个大人物的来历与去向时——就看到有两骑从东南方向像旋风—般刮来。两匹马一匹白如雪，一匹黑如炭。白马上的骑手身穿黑衣，脸的下半部用黑布蒙住，头上戴着一顶黑帽子。黑马上的骑手身穿白衣，脸的下半部用白布蒙住，头上戴着一顶白帽子。这两个人手持双枪，骑术精良，在马上双腿绷得笔直，上身前倾。临近池塘时，他们对空各打了一梭子弹，吓得那些县、区干部和持枪的队员倒伏在地。他们策马绕着池塘旋转，马的身体在奔跑中倾斜起来，弯成优美的弧形。就在马匹围绕着池塘倾斜奔跑的过程中，他们各开了一枪，然后策马而去。马的尾巴飘扬，如烟似雾。他们一转眼工夫便消逝了，真是来如春风去如秋风，似真似幻，仿佛一个梦境。他们走了，人们才慢慢地回过神来。人们看到：倒伏在池塘边上的司马凤和司马凰的脑袋上各中了一枪，子弹从她们的额头正中钻进去，从后脑勺上钻出来，位置不差分毫，令人惊叹不止。
…
第二十六章
撤退的第一天，高密东北乡十八处村镇的老百姓牵驴抱鸡、扶老携幼，闹嚷嚷地、心神不宁地聚集在蛟龙河北岸的盐碱荒滩上。地上覆盖着一层白茫茫的碱硝，像经年不化的冰霜。耐碱的菅草、茅草、芦荻全都枯黄着叶片、挑着绒绒的穗子，在寒风中摇摆、颤抖。喜欢热闹的乌鸦在人们头上低飞，观察，并像诗人—样发出震耳欲聋的“啊！哇！”之声。被降职为副县长的鲁立人站在前清举人单挺高大坟墓前的石供桌上，声嘶力竭地发表了动员撤退的演讲。他的演讲的主题词是：在已经开始的严寒冬天里，高密东北乡将成为一个大战场，
不撤退，等于死！乌鸦落满了黑松树，还落在了坟墓前的石人石马上。它们“啊”，它们“哇”，渲染着鲁立人的演讲气氛，助长了老百姓的恐怖心理，极大地坚定了老百姓跟随县、区政府逃亡的决心。
一声枪响，撤退开始了。黑压压的人群吵吵嚷嚷散开。一时间驴嘶牛鸣，鸡飞狗跳，老婆哭孩子叫。一位精干的青年干部骑在一匹小白马上，举着一面垂头丧气的红旗，在那条崎岖不平的向东北方向无穷延伸的碱土路上来回奔波，并不时挥舞旗帜，指示着人们前进的方向。首先上路的是驮着县府文件的骡队，几十匹骡子，在几个小兵的驱赶下，无精打采地往前走。骡队的末尾是一匹司马库时代遗留下来的骆驼，它披着一身肮脏的土黄｜色长毛，驮着两个铁皮盒子。它在高密东北乡待久了，正在由骆驼向牛变化。紧跟着骆驼的，是抬着县府印刷机器和县大队修械所车床的民夫队，几十个民夫，都是些黑色的汉子，都穿着单衣，肩膀上套着荷叶状的垫布。从他们摇摇摆摆的步伐和咧嘴皱眉的神态上，可以知道那些机器是何等的沉重。民夫队后边，便是老百姓的杂乱队伍了。
鲁立人、上官盼弟等县、区干部骑着骡子或马，在路边的盐碱地里来来回回地跑着，竭力想造成一个有秩序撤退的局面。但狭窄的道路拥挤不堪，路外狭窄的碱地又相当好走，老百姓便离开了道路，散成宽漫的队形，踩着吱吱做响的地皮，往东北方向涌去。撤退从一开始便成了乱七八糟的逃亡。
我们—家，被裹挟在汹涌的人流里，时而是在路上走，时而是在路下行，后来也就分不清究竟是在路上还是路下。母亲脖子上挂着麻襻，推着一辆木轮车，两只车把距离太宽，她的双臂不得不尽量伸展。车子两边绑着两个长方形的大篓子，左边篓子里盛着鲁胜利和我们家的棉被、衣物；右边篓子里盛着大哑和二哑。我与沙枣花分在车子两边，各自手把着一个篓子，跟车行走。盲目的八姐扯着母亲的衣襟，跌跌撞撞地尾在后边。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上官来弟在车子前边，肩上搭着一根绳子，弓着腰，往前探着头，像头任劳任怨的牛，拉着我们家的车。车轮发出“吱吱悠悠”的刺耳声响。车上的三个孩子脑袋转动，看着四面八方的热闹风景。我脚踩盐碱地皮，听着脚底下碎裂的声音，嗅着一股股蹿上来的碱味，起初很觉有趣，但走出几里路，便觉腿酸头重，浑身无力，汗水从腋窝流出。我的那只健壮如小毛驴的白色奶山羊恭恭敬敬地跟随在我的身后，它精通人性，不需要缰绳羁绊。
那天刮着遒劲、短促的小北风，风头锐利，割着我们的耳朵。莽莽荒原中腾起一团团的白色烟尘。这些烟尘是碱、盐、硝的混合物，刮进眼里眼流泪，沾到皮上皮痛楚，吃进嘴里不是好滋味。人们顶着风前进，都眯缝着眼。抬机器的民夫们汗透衣服，沾着碱土，一律成了白人。母亲也成了白人，眉毛是白的，头发也是白的。进入低洼的湿地后，我们的车轮转动艰难，大姐在车前苦苦挣扎，绳子深深地煞进她的肩膀。她的喘息声就像垂死的哮喘病人一样令人心惊和不忍。母亲呢？母亲与其说在推车，还不如说是在受着耶稣一样的酷刑。她的忧郁的眼睛里流着连绵不断的泪，泪水在她脸上，与汗水一起，冲出了一条条紫色的小沟渠。八姐挂在母亲身后，像一个翻滚的沉重包袱，在我们身后，留下一条深深的车辙印。但这道车辙印很快便被后边的车子、牲畜蹄子和人脚糟蹋得模糊不清。我们的前后左右，都是逃难的人。许多熟悉的脸和不熟悉的脸都变得乌七八糟。大家都很艰难，人艰难，马艰难，驴艰难，比较舒服的，是老太太怀里的母鸡，还有我的奶羊。它蹄轻脚快，在行进中还有暇啃吃一些芦苇的枯叶。
太阳把碱地照得泛出苦涩的白光，刺得人不敢睁眼。白光在大地上游走，仿佛一摊摊烂银。荒原茫茫好像前边就是传说中的北海。
中午时，人们像被传染了一样，在没接到任何号令的情况下，一窝随着一窝地坐下来。没有水，喉咙里冒着烟，舌头像被卤过，咸涩板结，运转不灵活。鼻孔里喷出的气灼热，但脊梁和肚子却冰凉，汗湿的衣服被北风吹透，变成僵硬的铁皮。母亲坐在一只车把上，从篓子里拿出几个被风吹裂的馍，掰成几半，分给他们。大姐只咬了一口，干裂的嘴唇便崩开一条血口，几颗血珠子迸出来，沾在馍上。车上那三个小东西灰脸瓦爪，七分像庙里的小鬼，三分像人。他们低垂着脑袋，拒绝近食。八姐用细密的白牙，—圈一圈地啃着灰色的干馍。母亲叹道：“这都是你们的好爹好娘想出的好主意。”沙枣花哼唧着：“姥姥，我们回家吧……”母亲举目望望满坡的人，只叹息，不回答。母亲看着我，说：“金童，从今天起，换个吃法吧。”她从包袱里拿出一个印着红色五角星的搪瓷缸子，走到羊腚后，蹲下，用手捋去羊奶子上的尘土。羊不驯服，母亲让我抱住羊头。我抱着它的冰凉的头，看着母亲挤它的奶头。稀薄的｜乳汁浙浙沥沥地滴到缸子里。羊一定不舒服，它已习惯了让我躺在它的胯下直接吮吸它的奶头。它的头在我怀里晃动着，弓起的脊背像蛇一样扭动。母亲重复着那句可怕的话，“金童，你何时才能吃东西呢？
”——在过去的岁月里，我尝试过进食，但无论吃下多么精美的食物，都让我的胃奇痛难忍，疼痛过后便是呕吐，一直呕出黄｜色的胃液才罢休我惭愧地望着母亲，进行着严厉的自我批评，因为这个怪癖，我给母亲，同时也给我自己，增添了数不尽的麻烦。司马粮曾许愿为我想法治好这怪癖，可是自从那天他逃跑后；便再也没露面。他狡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