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我把一切全咽在肚里，把我的“八月二十三日”也咽在肚里。我深深感到内疚。
八四年一月二日
《茅盾谈话录》
在病房里我读到沈韦韬、陈小曼两位同志的来信。我最近一次看见他们，还是在一九八一年四月我到北京参加茅盾同志追悼会的时候。这以前我每次去北京寓所拜望茅公（人们习惯这样称呼茅盾同志），总会见到他们中间的一位。这一次他们一起到招待所看我，交谈起来我觉得茅公好像就坐在我们面前，我忘不了刚刚离开我们的伟大的死者。
我在三十年代就见过韦韬，他那时大概在念初中吧，可是我们一直少有交谈的机会，因此至今还不熟悉。和小曼同志相见更晚，只是在南小街的寓所中见过几面。茅公逝世后，第二年我就在上海病倒，再也不曾去过北京，也没有给他们寄过信去。我两次住进医院治病，加起来已经超过十个月，这中间我从探望的友人那里知道一点韦韬夫妇的消息，朋友们称赞他们没有私心，能够遵照茅公的意愿，把遗物献给国家。我说我要写封信向他们表示敬意，因为我也有这样的心愿。但是信并未写成，我写字困难。
他们的信却意外地来了。信上一开头就说：“有一件事希望得到您的帮助。”接下去解释是什么一回事：
自去年三月以来，上海的《××报》和《×××报》先后选载了×××写的《茅盾谈话录》。这个《谈话录》是以记录先父谈话的形式出现的，因此社会上就当真把它看做是先父的谈话，是研究茅盾的第一手材料。但事实并非如此。先父生前并不知道有这样一个《谈话录》，而从内容来看，失实虚假之处很多，因此其真实性很值得怀疑。我们认为，假如这个《谈话录》传布开去，以讹传讹，不仅有损先父声誉，且对国内外的茅盾研究工作也有不良的影响。为此，我们写了一则“声明”寄给《××报》，希望他们刊出。为了及早澄清此事，免得别人把我们的沉默当做默认，考虑之下我们想您是先父的老友，希望您对此事予以关注。
随信还附来他们的“声明”和致编辑部信的副本。“声明”简单明了，给编辑部的信中对情况做了较详细的说明，我想报社可能很快刊出他们的“声明”，事实也就得以澄清。茅公生前做任何工作，都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澄清事实便是还他一个本来面目。三年前我曾说过：“即使留给我的只有一年、两年的时间，我也要以他为学习的榜样。”今天我还是这样想。我认为我们不应当做任何有损于茅公声誉的事。
关于《谈话录》，我还有我个人的一些看法。用记录谈话的形式发表的《谈话录》，记录者在发表它之前应当向读者证明：一，他所记录的全是原话；二，这些原话全是谈话者同意发表的。至少，发表这些《谈话录》的报刊编辑应当看到证据，相信他们发表的是别人的原话，因为他们也要对读者负责。读者信任他们，他们要替读者把好这个关口。其实把关的办法也很简单：一，取得谈话者本人的同意；二，要是谈话者已经去世，就征求家属的同意。但家属的同意不同于谈话者本人的，至多也只能作为旁证而已。
要茅公为这个《谈话录》负责是不公平的事。《谈话录》不在他生前发表，不让他有一个“表态”的机会，就作为第一手材料，流传下去，这是强加在伟大死者身上的不真实的东西。因此我完全同意韦韬、小曼同志的声明：“希望读者注意，凡引用《谈话录》作为研究茅盾的依据而产生的错误，概与茅公无关。”
总之，我认为此风不可长。
我并非信口开河。我也有自己的经验。几十年来我见过无数的人，说过不少的话。除了回答采访记者提出的问题外，我讲话有时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有时含含糊糊，吞吞吐吐；有时敷衍应酬，言不由衷；有时缺乏冷静，议论偏激。我不要发表这一类讲话，也不能为闲谈中的片言片语负任何责任。我在一九三三年春天就曾经发表过这样的声明：
我说了我没有说过的话，我做了我没有做过的事。有些人在小报上捏造了种种奇怪的我的生平。有些人在《访问记》、《印象记》等等文章里面使我变成他们那样的人，说他们心里的话。①
我希望不要再看见五十年前发生过的那些事情。
二月十二日
病中（四）
五月中旬我回到家里，已经在医院住了半年零几天了。瘸着腿到了家中，我才发觉伤腿短了三公分。
在医院里几乎所有的人（其中包括来探望的亲友）都对我说：“你已经恢复得很快了。现在要靠锻炼。”回到家里我也对所有的来客说：“我要靠锻炼。”但我并没有方案，并没有计划；这个人说，该这样动好，我就这样动动；那个人说，该那样动好，我就那样动动。精力不够，在楼下太阳间里来回走三四趟，就疲乏不堪。有时让别人扶着下了台阶绕着前后院走了一圈，勉强可以对付，再走一圈就不行了。这里所谓走是指撑着木拐移动脚步，家里的人不让我独自走下台阶，我也不敢冒险。
我睡在二楼，吃饭、活动、看电视都在楼下。上下楼梯也是一种锻炼，有栏杆可扶，不必撑木拐。起初一上一下很费力，上下多了又担心摔倒。每天上下楼各两次，早晨起来下楼，吃过中饭上楼，午睡后下楼，晚上八九点钟再上楼。在楼下活动的时间可以说是很多。
刚回家的时候我还重视锻炼，晚上早早上楼，在铺毯子的房间里做各种活动，又在放了木板的大床上翻来滚去，弄得满身大汗，觉得有一些进步，自己也相当满意。但是过了十多天又听人说，锻炼要“适可而止”，不能过于劳累。自己正感到有点吃不消，就放松了锻炼。感冒以后，精神不振，有个短时期我甚至放弃了锻炼。但也不能说是完全放弃，我不能不经常走动。只要坐上一个小时，我就会感到跌伤的左腿痠痛，坐上两三个小时心里便烦躁不安，仿佛坐在针毡上面。幸而我没有停止走动和散步，否则我今天即使拄着手杖也不会走路了。
除了这些“锻炼”，我还求助于一位伤科大夫，他每周来两次，给我推拿、治病。他还替我出主意，提建议，服什么药，打什么针。正是听从他的意见，我才第二次去看神经科门诊，最后又作为“帕金森氏症”的病人住院治疗。我还听他的劝告到医院打过多种氨基酸的针药，打了两个疗程，效果很好。我应当感谢他。关于《病中》的三篇“随想”就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
我重新拿起笔续写《随想录》大约在回家后的一个半月。我整天在楼下活动，大半在太阳间里。这里原先是走廊，我摔伤后住院期间给装上玻璃门窗，成了太阳间。坐坐，走走，会见探病的亲友，看看报纸，这就是我的日程。我通常坐的是藤椅，没有扶手我就起不来。太阳间里光线好，靠窗放有一架缝纫机，我常常想，不要桌子，在这里写字也行。后来身体好了些，我觉得手也得动一动，写字也是一种锻炼，便在楼上拣出一叠稿纸，端一个长方小木凳放在铺了台布的缝纫机前，坐下来开始写作。起初圆珠笔或自来水笔真像有千斤的重量，写一个字也很吃力，每天只能勉强写上一百字光景。后来打了多种氨基酸，疗程还未结束，精神特别好，一坐下来往往可以写两三个小时。本来我试图一笔一画地一天写百把字来克服手指的颤抖，作为一种锻炼，自己心安理得，不想有一位老友看了我的字迹很难过，认为比我那小外孙女写的字还差。他几次劝我改用录音器或者找人代笔，他忘了我是一个病人，我也无法使他了解我的心情。我只好照我自己的想法做下去。这样回家后的第一篇文章居然写成了。就是《愿化泥土》。为什么先写它？因为我在摔伤前开了头，写了这篇“随想”的前三段。八个月后我接着以前中断的地方续写下去，并不困难，我顺着一条思路走，我的感情是一致的。在病中我想得最多的也还是对家乡、对祖国、对人民的感情。这些感情几十年来究竟有多大的变化，我很想弄个明白。人老了，病久了，容易想到死亡。我回家的时候刚刚拔光了剩余的几颗下牙，只能吃流质食物，食欲不振，体力差。锻炼成绩不好，这也可能是一个原因。想到死亡，我并不害怕，我只是满怀着留恋的感情。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尽头，我需要知道的是我可以工作、可以活动的时间究竟还有多少。我好为我那些感情做适当的安排。让后人来判断我唠唠叨叨，反反复复，是不是在讲真话。单单表示心愿是不够的，只有讲了真话，我的骨灰才会化做泥土，留在前进者的温暖的脚印里，温暖，因为那里有火种。
在想到死亡的那些日子里我受尽了噩梦的折磨，我要另写“随想”谈我的噩梦。有时我同儿女们谈起当时的情况，还不寒而栗。我怎样熬过了那些可怕的夜晚，自己也说不清楚。不管怎样，我总算熬过来了。我的健康在逐渐恢复，虽然很慢，我的身体终于好起来了。
八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我的噩梦
十年“文革”中我白白地浪费了那么多宝贵的时间，却得到一身的后遗症。这两天天刚亮，在病房中陪伴我的女婿就对我说：“你半夜又在大叫。”他讲过三次，这就是说三天我都在做噩梦。
我一生做过太多的梦。但是噩梦做得最多的时期是“文革”期间。现在还应当加一句：和“文革”以后。这样说，并非我揪住“文革”不放，正相反，是“文革”揪住我不放。
在以前的“随想”中我讲过，我怎样在梦中跟鬼怪战斗，滚下床来。后来我又讲我怎样将牵引架当做堂·吉诃德的风车。在梦中我还受到魔怪的围攻，无可奈何地高声呼救。更可怕的是，去年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