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今天还在给我以鼓励。
靳以逝世的时候刚刚年过五十，有人说：“他死得太早了。”我想，要是他再活三十年那有多好。我们常常感到惋惜。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和其他几位老作家在“牛棚”里也常常谈起他，我们却是这样说：“靳以幸亏早死，否则他一定受不了。”我每次挨斗受辱之后回到“牛棚”里，必然想到靳以。“他即使在五九年不病死，现在也会给折磨死的。”我有时这样想。然而他还是“在劫难逃”，他的坟给挖掉了。幸而骨灰给保存了下来，存放在龙华革命公墓里。可是我哥哥李林的墓给铲平以后，什么都没有了。①
一九五九年靳以逝世后，中国作家协会派人到上海慰问他的家属，问起有什么要求，家属希望早日看到死者的选集或者文集。协会同意了，出版社也答应了，不过把编辑的事务委托给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办理。最初听说要编四册，后来决定编成上下两集。《靳以文集》上集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出版，印数少，没有人注意，而且“大写十三年”的风越刮越猛，即使还没有点名批判，出这样的书已经构成了右倾的罪名，再没有人敢于提起下集的事。于是石沉大海，过了十几年还不见下集的影子。死者的家属问原来的编辑人，说是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交出了原稿。出版社呢，还没有人到出版社去交涉，但回答是料想得到的：“现在纸张缺乏”，或者“不在计划以内”。不过我想，倘使靳以忽然走运，只要风往这边一吹，下集马上就会出来。否则谁知道靳以是什么人？已经十几年没有印过他的一本书了。要是靳以死而有知，他会有什么感想呢？
八月十一日
《随想录》后记
《随想录》第一集收《随想》三十篇，作为一九七九年的一本集子。以后每年编印一册，到一九八四年为止。
《随想录》是我翻译亚·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时的副产品。我说过赫尔岑的“这些议论就在当时看也不见得都正确”。而我的“随想”呢，我可以说：它们都不高明。不过它们都是我现在的真实思想和真挚感情。
古语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过去不懂这句话，今天倒颇欣赏它。我觉得我开始在接近死亡，我愿意向读者们讲真话。《随想录》其实是我自愿写的真实的“思想汇报”。至于“四害”横行时期被迫写下的那些自己咒骂自己的“思想汇报”，让它们见鬼去吧。
过去我吃够了“人云亦云”的苦头，这要怪我自己不肯多动脑筋思考。虽然收在这里的只是些“随想”，它们却都是自己“想过”之后写出来的，我愿意为它们负责。
巴金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一日在上海
探索集
“豪言壮语”
《随想录》到第三十篇为止，我已编成第一集，并且给每篇加上小标题，将在一九七九年内刊行，今后每年编印一集，一直到一九八四年。第三十一以下各篇（三十或者四十篇左右）将收在第二集内。
我为第一集写了一篇很短的《后记》，里面有这样一句：“古语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过去不懂这句话，今天倒颇欣赏它。”这是我的真实思想。我的意思无非：我可以利用的时间不多了，不能随意浪费它们。要讲话就得讲老实话，讲自己的话，哪怕是讲讲自己的毛病也好。有毛病就讲出来，让大家看看，议议，自己改不了就请大家来帮忙。当然别人随便给扣上的帽子，我自己也要摘下。过去没有弄清楚的事，我也想把它讲明白。
最近我们讨论过“歌德”与“缺德”的问题。我对“歌德派”说了几句不大恭敬的话。我是经过思考之后讲话的，因为我过去也是一个“歌德派”。我最近看了我的《爝火集》的清样，这是我三十年来的散文选集，我让我女儿和女婿替我编选，他们挑选的文章并不多。可是我看校样时才发现集子的前半部大都是“歌德”的文章，而且文章里充满了豪言壮语。单单举出几个标题吧：《大欢乐的日子》、《我们要在地上建立天堂》、《最大的幸福》、《无上的光荣》我并不是在吹牛，我当时的感情是真挚的，我确实生活在那样的气氛中。二十年过去了。前几天出版社一位编辑看校样时来信问我是不是还要保留某文中引用的一首民歌的最后一句：“叫某国落后。”我当时是把它当做“豪迈的壮语”来引用的。但在二十年后我们仍然落在某国的后面，为了避免“吹牛”的嫌疑，我只好将它删去了。我校阅自己三十年来的散文选集，感想实在不少。我当初的确认为“歌德”可以鼓舞人们前进，多讲成绩可以振奋人心，却没有想到好听的话越讲越多，一旦过了头，就不可收拾；一旦成了习惯，就上了瘾，不说空话，反而日子难过。譬如二十年前我引用过的豪言壮语：“叫钢铁听话，叫某国落后”，当时的确使我的心十分激动。但是它是不是有助于“叫某国落后”呢？实践的结果证明说空话没有用，某国并未落后。倘使真的要“叫某国落后”，还得另想办法。无论如何，把梦想代替现实，拿未来当做现在，好话说尽，好梦做全，睁开眼睛，还不是一场大梦！
其实“叫某国落后”，有什么不好呢？只要你有本事，有干劲，有办法，有行动，说得到，做得到，那就“叫”吧，这当然好。“歌德”也是这样。只要开的是准能兑现的支票，那就开吧，当然越多越好，越“歌”越好。倘使支票到期兑不了现，那就叫做空头支票，这种支票还是少开的好，开多了会吃官司，名誉扫地，我二十多年前写文章喜欢引用“豪言壮语”，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但今天再引用同样的“豪言壮语”，别人就会说我在“吹牛”了。
五十年代初期我还住在淮海坊的时候，我们家的保姆遇见进弄堂来磨刀的小贩，就把菜刀拿出来请他磨，她仍在厨房里等着，也不出去守住他，她说：“解放了，还会骗走菜刀？”但是磨刀的不见了，菜刀也没有了。半个月前有个亲戚在乡下买了一只母鸡晚上送到我家来，我妹妹打算隔一天杀掉它。保姆把它放在院子里用竹笼罩住。第二天傍晚我同我女儿和小外孙女在院子里散步，还看见树下竹笼里有一只鸡，我们都没有想到把鸡关到厨房里去。大概我们因为经常讨论“歌德”的问题，脑子里还有点“歌德”派的影响吧，我夜里做了一个没有“大汉轻轻叩门”的好梦，真正到了“当今世界上如此美好的” “桃花源”。太好了！醒来时心情万分舒畅，走下楼，忽然听说鸡给人拿走了，我当然不相信，因为我还沉醉在“桃花源”的美梦中，可是鸡却不会回来了。给偷走了鸡，损失并不大，遗憾的是这以后我再也不好意思做美梦了。
梦的确是好梦，但梦醒之后，我反而感到了空虚。现在我才明白：还是少说空话、埋头实干的好。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二日
小骗子
几个月前在上海出现了一个。他的真面目还不曾被人认出的时候，的确有一些人围着他转，因为据说他是一位高级军事干部的儿子。等到他给抓了起来，人们又互相抱怨，大惊小怪，看笑话，传小道，越传越广，终于到了本市两家日报都刊登长篇报道的地步。香港的刊物也发表了记事之类的东西。（当然报道、记事不一定完全符合事实。）有人出丑，有人庆幸，有人愤慨。总之，人们私下议论纷纷。后来剧团也编演了有关小骗子的话剧，但也只是在内部演出，因为对于这个剧还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它可以公演，也有人坚决反对。有人说剧作者同情小骗子，有人说剧本丑化了干部。
我没有看过这个戏，当然没有发言权。我没有见过小骗子，不过在他还被人当做“高干子弟”的时候，我就听见人谈论他的事情，一直到他被揭露，一直到今天。听说他给抓起来了以后，还说：“我惟一的罪名就是我不是某某人的儿子。”又听说他还说：“倘使我真是某某人的儿子又怎样呢？”还听说，有人同情小骗子，甚至表示将来开庭审判时愿意充当小骗子的辩护人。不用说，这些都是小道消息，不可靠。但同情小骗子的人确实是有的。不过我却不曾听说有什么人同情受骗者，我只听见人批评他们“自作自受”。至于我呢，我倒更同情受害的人。这不是喜剧，这是悲剧，应当受谴责的是我们的社会风气。“大家都是这样做，我有什么办法呢？只是我运气不好，碰上了假货。”
我想起了一百四十三年前一位俄罗斯作家果戈理写的一本戏《钦差大臣》。提起十九世纪的俄国作家，有人今天还感到头痛。可是不幸得很，这位俄国作家的鞭子偏偏打在我们的身上。一定有人不同意我这个说法，他们反驳道：果戈理鞭挞的是俄罗斯封建社会，跟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跟我们“当今世界上如此美好的社会主义”毫不相干。他们说得对：毫不相干；而且时间隔了一百四十三年，当时的骗子和今天的骗子不会有类似之处。但奇怪得很，今天许多人围着骗子打转跟果戈理时代许多人围着骗子打转不是一样地为了私利？两个骗子差一点都把老婆骗到手了。不同的只是果戈理的骗子更聪明，他远走高飞，反而写信给朋友把受骗者嘲骂一番，而我们的小骗子却给关进了班房，等候判刑。即使是这样，小骗子也不是傻瓜，他给我们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讲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那就是我在前面引用过的那一句：“倘使我真是某某人的儿子又怎样呢？”这句话使我想了好久。我不能不承认：倘使他真是某某人的儿子，那么什么问题都没有了。结果就是皆大欢喜的“大团圆”。有人请他吃饭，有人请他看戏，有人把汽车借给他，有人给他介绍女朋友，他可以挑选美女做老婆，他可以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