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议中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人不公开出来反对斯大林，把他赶下领导岗位？”接下去就是断语，这个断语也可能是客观的，只是令人感到十分痛苦：“在当时的条件下，一切反对他的行动都不可能为人民所理解，而这里问题决不在于缺乏个人的勇气。很明显，在那种情况下，每一个站出来反对斯大林的人都不会得到人民的支持。”赫鲁晓夫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都不想说，早在列宁向党提出建议的时候，就应该站出来反对他。决议对此根本不提，认为在造成个人独裁方面，党并无责任，还认为必须指出：“苏联人了解斯大林，他总是为保卫苏联而和敌人的阴谋诡计作斗争，为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有时（？！——本书作者注）采取了不合适的方法，破坏了列宁的原则和党内生活的准则。斯大林的悲剧就在于此（？！——本书作者注）。”原来，这不是人民的悲剧，而只是斯大林的悲剧决议接着指出：“如果由于过去存在过个人崇拜这一事实，就得出结论，认为苏联的社会制度应作某些改变，或者，认为应从苏联社会制度的本性中来寻找个人崇拜的根源，那就大错特错了。两者都是绝对错误的，因为这不符合实际，与事实相矛盾。”
第三部第十一章 历史性的失败（3）
人们在读这个决议的时候，就会开始觉得，１９５６年２月２５日，赫鲁晓夫在同斯大林的幽灵进行决斗，他作了首次打击，但这一打击却是致命的，偶像已被打倒，但自己却被获得的胜利吓坏了！难怪中央委员会和官方刊物对“秘密”报告要保持完全缄默，似乎其目的就在于保护人民，使之免受一场思想意识上的震荡。但是，各兄弟党代表团的领导人以及党的舆论界在这次秘密会议上了解到报告的内容，就难免会“走漏风声”。１９５６年６月初，报告的全文就在美、法、英各国资产阶级的报刊上刊登出来了。可是在我们这里，就在最后承认确实存在这样一个文件之后，官方和党的机关刊物３０多年来都仍然装着这个问题根本不是现实问题的样子。直到１９８９年春天，《苏共中央委员会通报》才发表了这个报告。多年对人民封锁该文件这件事证明斯大林主义可惜还活着，只是改变了面貌。可是，正是党首先揭穿和暴露斯大林主义的，事情既然开了头，就应该进行到底。革新已经开始，总该有次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通过一项深入分析的文件，全面地反映一下共产党员对待这种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现象的态度，目前已是１９８９年中期，可是这样的文件尚未出现。
赫鲁晓夫在党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发动了“第二次进攻”，那已经是不加掩饰、公开进行的了，但它只是把极权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逼了一下。逼了一下，但并未消灭。接着，就是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延误。勃列日涅夫虽然不敢完全复活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却接受苏斯洛夫和其他战友的劝告，走了另一条道路：给历史造一个缺口，留一段空白。斯大林这个人似乎没有存在过，也没有发生过斯大林现象下的暴行，不存在千百万人遭到折磨并被枪决的事，也不存在什么劳改营管理总局。在那些年月出版的百科全书中，根本找不到有关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其他许多革命活动家的资料。
波斯佩洛夫这类人（他们过去乐于写文章为斯大林吹嘘，也乐于为他写历史性的悼念文章）所编写的历史大纲是极为简单的：似乎并不存在斯大林这个人。是党在领导一切（即使不召开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就算提到斯大林的话，那也是夹在其他历史上留下名字的领袖之中，他是众人之一而已，只不过是犯了“一些错误”。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也许是一次真正的历史性的代表大会，在思想领域却长期受到了冷落。给人的印象是：斯大林主义的幽灵已在悄悄地进行反攻。
这一切并非是偶然的。斯大林死了，但制度还存在。新人起来了，他们却仍在利用这个制度的机制。浪漫主义的改革家赫鲁晓夫勇敢地进行了两次值得怀念的历史性进攻，使斯大林主义的巨轮已被撞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但他的接班人却悄悄地在用政治的、思想的和社会的“堵漏板”修补船身。索尔仁尼琴以及别的几位作家和历史学家在“解冻时期”所写的书籍看来已经“不合时宜”了。这几年官方对２０年代、３０年代、４０年代及５０年代所作的研究基本上是歪曲形象的“哈哈镜”。
但是，赫鲁晓夫的报告还是起了作用的。各国共产党都在重新评价自己的历史、价值、纲领和观点，这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已经开始了。这是一项特殊的课题。某些党的关系曾经建筑在这样一个原则上，即重要的不在于解释真理，而在于谁在解释真理。由于苏共中央的决议中着重指出，“资产阶级报刊发动了一场广泛的污蔑苏联的活动，苏联共产党谴责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揭露的某些事实正在被反动派用来作为反苏活动的借口”，许多正统思想的领导人也作出了相应的反应。另一种情况是，例如，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尤其是陶里亚蒂本人，就不满足于对斯大林主义现象的解释，还提出了斯大林主义的性质问题。法国共产党对斯大林主义产生的根源及其后果这些深刻的问题的评价态度则比较谨慎。
中国共产党起初同意赫鲁晓夫报告的结论，但随着党与党的分歧的日益强化，后来对“二十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就由支持转成为谴责。两种中国党的机关报刊《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共同发表的文章也许正好集中地反映了对斯大林的态度。１９６３年９月１３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对于这样一个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则问题，事前不同兄弟党商量，事后又要强迫兄弟党接受既成事实。”接着，文章作出了这样的结论：“斯大林一生的功绩和错误，是历史的客观存在。斯大林的功绩同他的错误比较起来，是功大过小的。他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每一个正直的、尊重历史的共产党人，在总结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工作的时候，一定会首先看到斯大林的主要方面。因此，在正确地认识、批判和克服斯大林的错误的同时，必须保卫斯大林一生的主要方面，保卫他所捍卫过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瞾矈矞矠这种论调的立场是保守的，但确实提出了论据。当然，也还有人作出了别的反应。
１９７９年，在斯大林诞辰１００周年时，霍查在地拉那出版了一本叫作《同斯大林在一起》的书，详尽地描述了他与这位“人民领袖”五次会晤的经过。书中并没有提出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为何不喜欢苏共“二十大”决议的论据，却只是十分气愤地、感情冲动地表示对谴责领袖至上这种思想本身感到不高兴。霍查写道：“赫鲁晓夫及其同谋者在他们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秘密’报告，往斯大林身上泼脏水，企图用最令人厌恶的方式、最下流的托洛茨基手法贬低他。”瞾矈矟矠
事实上，每一个共产党都是用各自的方式来“消化”赫鲁晓夫在“二十大”所作的报告的。有人震惊，有人迷惘，但理论思考活跃了，有人对过去的经验进行反思，也有人变节了，这一切都与渴望在政治和社会活动中来一次革新与出现一些新的形式同时产生了。所有这些对莫斯科“二十大”上所发生事件作出的极为矛盾的反响已成为现实。我想，赫鲁晓夫本人也未必能想到他的突破会产生如此互相矛盾的后果。
赫鲁晓夫和已经死去的“领袖”的幽灵终于成了１５００名“二十大”代表注意的中心，但他未必能想到，克里姆林宫的这个场面会立即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开来。在这个舞台上，社会主义各种观念之间展开了长期斗争（这种斗争至今尚未结束）。一方面，是正统的、僵硬的、官僚主义的、强制的、不妥协的、单维的，为了思想的胜利，甚至不惜去证明犯罪也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则是民主的、人道的，观念上是多维化的，它出于这样一个原则，即认为只有依靠“纯粹的”、人道的方法和手段，才能产生崇高的思想，正是基于这种观念，才有各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历史性妥协与共存。当然，赫鲁晓夫还没有今天我们所获得的那种概念的观点。但我敢说，如果不把新思维仅仅归之为当前对核世界严酷现实的认识，而看成是对伟大的人道主义思想作原则上新的“理解”，那就必须说，赫鲁晓夫已稍稍打开了社会主义世界通向今日还被某些人当作邪说的精神财富的大门。赫鲁晓夫撕下了暴君身上永不犯错误的外衣，在他身上就像在“哈哈镜”中一样反映了当前时代最复杂的矛盾。斯大林简直是一位集崇高的思想和惊人的荒谬于一身的超级大师。
时至今日，我们可以说，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虽然没有完成当时已经开始的事业，但毕竟使我们不仅有可能理解时代，而且有可能深入了解斯大林的政治面貌。回过头来看看别尔嘉耶夫，他也许比别的许多人更能深刻地理解历史哲学的奥秘。人们正是依靠这种历史哲学才能透过万古长青的生活三棱镜找到某一人物的不少谜底，或者至少能希望对它们有所了解。别尔嘉耶夫写道：“每个人按其内在的本性来说，都是一个大世界，也是一种微观世界，其中反映并存在着整个现实世界和全部伟大的历史事实。”瞾矉矓矠
每一位探索者，一旦克服时间的层次，试图理解一去不返的东西，也就同时有可能看到你想为之画像的那个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