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化了。我们看不到它的真正深度。这个深度，照我的看法，不是单维的，而是多维的。斯大林和他的宣传机器３０年来让千百万人逐渐习惯了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单维的视力，使人们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教条的堆砌，而这些教条不仅导致了理论的“浅化”，而且还导致了革命的“浅化”。列宁若能想象一下党的第一个总书记给他的事业带来的那些灾难，哪怕是一分钟，哪怕是其中的百分之一，就会气得发抖。饶勒斯在阐述法国革命史时写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那些在一个多世纪前努力奋斗和战斗过的革命和民主的伟大领导人，在我们面前对只有几代人才能完成的事业是不承担责任的。要是对他们进行这样的评论，似乎他们应当演完全剧，似乎历史在他们之后不再前进，那才是真正的幼稚和不公正。他们的事业必然是有限的，但却是伟大的。”把评判斯大林变为评判列宁，像今天有人有时试图做的那样，是对列宁的侮辱，因为列宁，按照饶勒斯的说法，“对只有几代人才能完成的事业是不承担责任的”。
那个没有按照列宁意志来率领这些后代人前进的人，就是那个把伟大的思想和个人的权力等同起来，从而犯了最严重罪行的人。斯大林的一切罪行都是由这个主要罪行派生的。这个断定决定着斯大林“遗产”的性质、内容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不能不同意德热拉斯的观点，他的结论是：“斯大林是历史上最可怕的暴虐者之一。”級紤矠斯大林的“遗产”可以用这样的话来表述：千百万人的痛苦、不幸和牺牲是为了他人的“幸福”。斯大林认为这是对他所追求的“进步”的正常表述。斯大林主义的主要牺牲品是自由。“各族人民的领袖”不是皇帝，而任何一个皇帝大概都不曾拥有像斯大林这样的无限权力。
不能不承认，斯大林比其他人更充分地利用了那些能帮助他开始时立住脚而后站稳脚跟的社会、经济和思想的因素，而且还充分地利用了俄罗斯人民的民族特点。梅列日科夫斯基早在本世纪初就写道，“俄罗斯精神的最深刻的特点之一”，就是“很难推动我们，而一旦我们动起来了，我们就会在善良与罪恶、真理与谎言、明智与狂妄等所有方面走到极端”級紥矠。对俄国大作家的这个绝对的论断尽管可以提出异议，但不能不承认，斯大林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巧妙地利用了各族人民的民族的、种族的和历史的特点，首先是利用了俄罗斯民族的特点。
在给这个在苏联（难道只是苏联？！）人民历史上留下了如此深刻伤痕的人的政治肖像勾画最后几个线条时，有必要指出，在本来意义上的斯大林遗产方面并没有留下（也不可能留下！）什么积极的东西。那些我们珍惜的、对我们永远重要和需要的东西之所以产生和存在，不是由于斯大林的缘故。看来，获得如此之多的个人“胜利”的斯大林，到头来却遭到了彻底的历史性失败。为了评价斯大林的“遗产”（其遗物现在就可以让人们看到），我想提一下斯大林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的某些结论和估计。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开幕时党仍然称联共（布）——同上一次代表大会相隔整整１３年。斯大林早就不需要党的代表大会了。中央委员会的生活在战后变得更加平淡无味。实际上，这个在代表大会之间领导党的机关，在斯大林时代扮演了党的办公厅的角色：任命干部，向各加盟共和国和各州的党组织发布指示，通过一些精神内容彼此惊人相似的决议。这些决议的大多数是有关农业方面的：关于消除集体农庄中破坏农业劳动组合章程现象的措施；关于妥善保存国家粮食的保证；关于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集体农庄建设；关于小集体农庄的合并扩大以及党组织在这项工作中的任务；关于在农业中宣传和运用科学成就与先进经验的安排，以及其他诸如此类振兴衰落农村的尝试。
在近处的一座斯大林的别墅里，“领袖”身边坐着莫洛托夫、贝利亚和马林科夫这样一些“大农业家”，长夜交谈之后，产生的只不过是一些把农业越来越赶进死胡同的强硬而顽固的死板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当斯大林感觉到，农村是在用长期的、无意识的、消极而又坚定不移的报复行动来回答他对庄稼人和畜牧工作者的粗暴嘲弄时，他就常常采取一些不牢靠的、不切实际的办法。正是在他积极支持下，李森科才步步高升，并根据他的建议，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于１９４６年９月再次（像战争前夕一样）通过了关于清查和取消“个别集体农庄庄员、组织和机关用于副业的非法占有土地”的决议。文件说，违犯者将“作为法律破坏者和集体农庄制度的敌人送交法院惩处”。正是斯大林建议（这当然也写进了决议）在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农业部建立以副部长为首的农业宣传领导机关这完全没有必要。对一意孤行的、杜撰的决定，首先是行政压力性质的决定，农村的反应是无声的冷淡。
好多年过去了，中央委员会一直没有开会。在讨论了还是那些“提高农业”的问题的１９４７年二月全会之后，下一次全会直到１９５２年８月才举行，这次全会就召开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组织问题作出了决定。报刊关于这两次全会的报道，甚至采取了神秘的方式：“最近几天（？！——本书作者注）在莫斯科举行了联共（布）中央例行（？！——本书作者注）全会。”谁作了报告，问题讨论得如何，这个“最近几天”是什么时候，读者只能去猜测。官僚主义离开秘密是不行的；要知道这是官僚主义的最重要的基础之一。
是的，斯大林是不需要党的代表大会的，然而没有代表大会，斯大林也不想在党的领导方面进行大的变动。他知道，代表大会将会根据他的脚本进行，并完全按照陈规通过他的决定。事情已到了这种程度，人们的良心早被赶到偏僻的荒野去了。我再说一遍，党成了他的一个团体。但是，斯大林深信自己的精神不死，决定给继承人留些长期反复咀嚼的材料——《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匆忙出版的新的两卷“本人的”著作。看来，日益衰老和病魔缠身的“领袖”想同时为除掉他的许多多年的战友打好基础，因为他们知道得太多了，在代表大会后可以成为合适的“替罪羊”。
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为斯大林的政治肖像和他的“遗产”的评定提供的新东西不多。但同时却不乏有趣的材料。马林科夫在１９５２年８至９月期间曾几次向斯大林汇报了代表大会的准备情况：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报告的内容，代表大会关于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指示，以及其他文件和发言。斯大林翻看了一下政治局委员的发言草稿，但它们很少使斯大林感到兴趣。大家竞相搜寻新的修饰语、“领袖”的功勋、美德、才能。斯大林没有作书面批语，而是在接见奴颜婢膝的马林科夫时简短地讲了几点意见，它们听起来就像无可争辩的指示。他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讲话上。按照他的提纲，苏斯洛夫带领一个人数不多的班子准备了几个讲话方案。斯大林亲自对讲话作了最后的精细加工。
在代表大会开幕前的几天里，斯大林就确定代表大会在晚上７时开。他让党的最高集会服从自己的作息制度。代表大会主席团人数不多，但是出现了新现象：所有成员都集中坐在主席团桌子的左侧，斯大林一人独坐在右侧。身旁身后都无一人。“伟大的领袖”甚至不愿意和党的一些最高领导人混坐在一起。当代表们的发言无休无止地提到他的名字时，就被无数次的热烈欢呼、起立、有节奏的喊声所打断。斯大林注视着似乎都是些正常人的过分狂热的情绪，看到他们都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双眼充满忠诚、热爱和真诚的毕恭毕敬的神情。“领袖”由于听那些滔滔不绝的、用心良苦的过誉之词而感到了疲倦，在大会休息时就离开了，并且好久没有露面。他好像只是在开幕和闭幕之日出席了全部会议。有两三天根本不露一面。我想当时问题不在健康方面。斯大林对这些没有斗争、没有疑难、没有什么不清楚之处的集会早已不感兴趣了。但别的他又不想要。代表大会对他来说只是镶在他的独裁政权上的“民主”花边。而且这时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活着的很少了。需要补充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人员。要知道，有时不得不按照陈规办一点事情整个代表大会同大家为斯大林是否讲话感到焦虑的心情比起来简直算不了什么，这就是“领袖”在集团中的作用。
在社会意识中，斯大林早已成了一个活神仙——人世间一切仁慈的智慧和预见的集中体现。普遍受蒙骗的状况是那么严重，斯大林的任何普普通通的一句话、一个主意、一种思想都被不自觉地赋予了充满特殊、独创、无与伦比的思想的形式。人们已经看不到，他们几乎是在把一些普通的老生常谈以及常常是同现实生活结合得不好的简单论点当作上帝的启示一样接受下来。
在代表大会最后一天之前，代表们对“领袖”是否会向他们说点什么这一点心中无数。在闭幕会上，当大家看到斯大林从主席团桌旁站起来，沿地毯铺的小道走向讲台时，整个大厅都站起来向他长时间地欢呼。斯大林再次出现在他们面前，不着军装而是一身“党”服，只佩戴一枚英雄勋章，他善于在人们意识中保持一位“谦逊”领袖的形象。他的讲话简短。打断讲话的掌声大概占去了更长的时间。斯大林没有一句话（！）谈到国内和党内的事情，然而指出了，现在随着各人民民主国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