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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大本营和国防委员会的文件需要编成专集出版。其中反映了苏联人前所未见的献身精神、灾难给人带来的痛苦、永不熄灭的希望、成千上万人以至千百万人的悲惨遭遇以及人民对胜利的不可摧毁的信念。不论当我们的军队退守伏尔加河还是进军柏林时，普通的苏联人都从老远老远的地方给斯大林寄来了信件表示支持，他们怀着爱国的愿望，要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献给前方，恳求把自己年幼的儿子送上前线。斯大林在大本营的千万份文件上的签字并不能证明他扮演了救世主的角色。救世主是人民自己。文件上用蓝色铅笔留下的字迹只是证明，它的主人在整个战争中义不容辞地应当把自己的意志和智慧献给同恶势力进行的极其壮烈的斗争，而就是这些恶势力，他曾在战争爆发前夕轻率地企图与之建立“友好”关系。他的智慧和意志未必能够构成拿破仑说的“正方形”。他从始至终更突出地表现出来的是无情、残忍、凶狠的意志。他的教条主义的智慧存在着缺陷。常常是，特别是在战争初期，“领袖”的元帅杖所指出的远不是解决问题的良策。大概可以说，并非斯大林，而首先是他周围的军事领导人，最终使大本营成了集体的战略领导机关。
第三部第九章 战争的“各章”（1）
战争的磨盘改变着人类的命运。漫长的四年，战争要求不断作出牺牲。斯大林在战争开始后不久就登上了最高的指挥岗位，但是并没有因此而看得更远些，考虑得更深些。起初，他把战争的舞台想象成这样：两支军队在从巴伦支海到黑海的广大地域上“对阵”。他不善于抓住局势的各个主要环节，无法理解例如为什么巴甫洛夫统率下的西部战线会迅速瓦解。只是到后来，在战争结束以后，当有人把一些缴获的文件呈报给他的时候，他才看到，德国军队在主要突击方向上集结了多么巨大的兵力。而同时，苏联军队的战役布势却是平均铺开的。
斯大林是逐渐获得战略“眼光”的。例如，他从战争中领会的第一个教训还是在１９４１—７月获得的。当德寇占领了明斯克并向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推进的时候，斯大林一度感觉到，大本营手边没有足够的战略预备队。前线的“背后”显得一片空虚。接连不断地从我国腹地调集一些兵团来堵塞呈内弯弓形的、经常被突破的前方“隔段”上的漏洞，使敌人有可能将它们各个击破。从７月间那些可怕的日子起，斯大林领悟到为了可靠地持久地进行防御（以及为了有进攻的突击力量），必须经常有预备队、预备队、预备队，如果没有预备队，甚至双梯队的布势也不能保证战线的弹性和不被敌人击破。
在很长时间里，实际上在１９４１年和１９４２年，斯大林都只是在应付敌人的挑战、威胁和突击。只是在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他才有了信心，相信自己能够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敌人，迫使敌人接受自己的条件。到１９４１年底，最高统帅已经懂得，就像一本书是由统一的情节所联系起来的各个篇章所组成的一样，一场战争也包括许多具体的战役。波斯克列贝舍夫在战后回忆道，在胜利前不久，斯大林同总参谋长安东诺夫研究有关最后两次战役——柏林战役和布拉格战役——的当前形势以后，突然问这位大将说：
“看来这将是我们在西方的最后两次进攻战役了现在我在想，这场战争一共有多少次战役呢？”
安东诺夫回答说：“我很难一下子说出来，但是我想，大的战略性战役，包括防御战役在内，我们已经进行了４０次以上”
安东诺夫的说法接近于真实情况：在１９４１至１９４５年这几年中，各条战线的武装力量在大本营的指挥下进行了将近５０次战略性战役（包括防御战役和进攻战役）。如果说战争的前１０至１５“章”，是由最高统帅、各级司令部、作战部队在敌人的口授下“写”的话，那么其余３５至４０次，则是他们在自己认为合适的地点和时间进行的。这部关于战争的巨著的主要人物是苏维埃人、士兵、指挥员、政工人员。而这部卷帙浩繁的著作的编年史本身，则是由各方面军司令部、集团军司令部、总参谋部、大本营本身创作的。在战争初期有五条战线。但是后来战略形势迫使大本营把战线划小（例如，在１９４３年７月已经有１２条战线）；而这部无与伦比的史诗是在８条战线上结束的。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斯大林已经不加掩饰地表示确信，他已经掌握了战略、战役学、战术的“奥秘”。如果说他在战略方面确实是大有长进的话，那么在战役学和战术方面，他直至战争结束都始终是一个涉猎者。在给亚历山德罗夫和费多罗夫的一封电报中，斯大林责备沃罗涅日方面军指挥部不会打仗。
“我认为，对于一个方面军的指挥部来说，由于自己玩忽职守和指挥不力而让我们的四个步兵团被敌军部队包围，是一种耻辱。战争已经开始两年多，是应该学会正确指挥部队的时候了。”紒紥矠
“是应该学会的时候了”——能够说这话的人无疑自己早已学会了。斯大林并不怀疑他已经掌握了武装斗争的艺术，就像他已经掌握了政治斗争的艺术一样。而他并不是向虚构的“亚历山德罗夫”和“费多罗夫”，而是向完全具体的人物发指示。我们知道，斯大林很喜欢保密。他在搞隐蔽战略和用假情报迷惑敌人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从１９４３年５月１５日起，用亚历山德罗夫这个化名的是华西列夫斯基，而费多罗夫就是托尔布欣。我向读者介绍一下某些统帅在作战时的化名。这些化名的使用期限是预先规定的，当然它是严格保密的。
伊·赫·巴格拉米扬——化名为赫利斯托福罗夫
谢·米·布琼尼——谢苗诺夫
尼·亚·布尔加宁——尼科林
亚·米·华西列夫斯基——亚历山德罗夫、米哈伊洛夫
尼·费·瓦图京——费多罗夫、尼古拉耶夫
尼·尼·沃罗诺夫——尼古拉耶夫
克·叶·伏罗希洛夫——叶弗列莫夫、克利莫夫
格·康·朱可夫——康斯坦丁诺夫、尤利耶夫
伊·斯·科涅夫——斯捷潘诺夫、斯捷平
康·康·罗科索夫斯基——科斯京、顿措夫
约·维·斯大林——瓦西里耶夫、伊万诺夫
读了这样“译成代号的”署名，往往看不出这里有什么特殊的含义。但是，斯大林坚持要这样译成代号。诚然，即使没有真实的署名也可以明白，是谁发出这类急电的。文件的正文本身就揭穿了“秘密”。例如，下面就是许多这类电报中的一封：
致康斯坦丁诺夫（格·康·朱可夫）同志
现把米哈伊洛夫（亚·米·华西列夫斯基）的看法转告您。请告知您的意见。从米哈伊洛夫的电报中看不出第５７集团军在消灭被包围的敌人的总进攻中的作用。同米哈伊洛夫谈话后才弄清楚，第５７集团军将从拉基季诺、克拉夫佐沃和齐边科地区朝着戈尔纳亚波利亚纳国营农场和巴尔卡佩斯纳亚的共同方向行动
瓦西里耶夫（斯大林）紒紦矠
如果敌人能够截获并破译这封电报的话，典型的俄罗斯姓名未必会使他们陷入迷雾
当时的情况是，大本营不仅把确定这条或那条战线的总任务和局部任务的工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把规划各个战役的工作都“包揽”到自己身上。已经成立的各方向部队——西北方向、西方方向和西南方向部队——的总指挥部，立刻就被置于无权地位。大本营在各总指挥部成立以后继续超越各总指挥部去领导各个方面军，发布命令，要求执行最高统帅的各项指示。常常使人产生一种印象，斯大林需要各个总指挥部，不是为便于指挥军队，而是为了有现成的“替罪羊”，为了随时都能找到狠狠批评的对象。没有大本营的同意，各个总指挥部实质上不能指挥驻在本地区的预备队、航空部队，甚至不能作出局部性决定。在同各方面军的司令员商谈时，斯大林不仅不考虑各个总指挥部的计划和命令，而且往往顺便加以批驳。例如，在同克里木方面军司令员科兹洛夫将军打直通电话时，斯大林命令道：
必须立即开始把第４７集团军全部撤出土耳其谷地，组织好后卫，并用空军掩护凡是与上述命令相抵触的总指挥部命令，您都可以认为是不宜执行的紓紛矠
各个总指挥部及其为数不多的机关，经常不是被用来实现它们自己的意图和计划，而是被用来执行大本营的指令。直到最后，斯大林始终没有确定他对各个总指挥部的原则方针。各个总指挥部成立后过了几个月便被解散了。诚然，过了一些时候有两个总指挥部又重新恢复了，但也只是存在到１９４２年夏天。斯大林只把这种指挥各条战线的作战环节看作是中间环节。在实行他始终坚持的这种硬性集中制的情况下，这些进行战略指挥的地区性机关也就不可能发挥作用。
我已经说过，有不到四分之一的战役是防御性的。而斯大林、大本营是怎样准备并进行这些战役的呢？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