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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说过，斯大林非常注意世界舆论对审判案的反应，他作了最坏的准备。当然，被告们不进行辩解，而是一致重复对他们的控诉，这种情况使所有的人都迷惑不解，但是资产阶级报刊对审判中的具体事实了解很少，因此只能限于“反民主”之类的抽象谴责。使斯大林恼火的是托洛茨基。他几乎每天都在西方报纸上持续不断地发表他的论据、反驳和揭发材料，现在还查明，他还曾经准备进行宣传性的“反审判”。
托洛茨基在１９３８年《反对派公报》第６５期上发表的一篇毒辣的文章，使斯大林完全失去了自制力。托洛茨基以他特有的尖刻和洞察力辛辣地揭露了审判案的欺诈性：“在这种犯罪活动中，人民委员、元帅、大使、书记，总是从一个上级得到命令，这个上级不是他们的正式领袖，而是一位流亡者。托洛茨基只要使个眼色，这些革命老战士就都成了希特勒和日本天皇的代理人。按照托洛茨基通过塔斯社优秀记者传递的‘指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的领导人破坏国家的生产资源。根据‘头号人民公敌’从挪威或墨西哥发出的命令，铁路员工破坏远东的军事运输，而非常受人尊敬的医生则在克里姆林宫毒死自己的病人。这是维辛斯基描绘的一幅令人惊讶的图画，可是这里产生了一个困难。在极权制度下，专政是由机关实现的。如果说占据机关中所有关键岗位的都是我的仆从，为什么斯大林坐在克里姆林宫，而我却过着流亡生活呢？”
斯大林看完这几行字简直气疯了。他大骂叶若夫，说他在制造案件中患了智力低下的“克汀病”。斯大林重又想到（已经是第几次了）：是不是该结束这场运动了？不，他不准备这样做。只要还有人可能即使在内心里把托洛茨基看作可以代替他的人，他就不能收兵。“领袖”似乎在一位古代思想家那里看到这样的话：半途而废的恐怖是危险的。幸存者都充满了强烈的复仇欲。
政治审判案还有一个目的。斯大林企图利用审判案直接或者间接地证明，所有原来的反对派分子如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崩得分子，客观上都永远坚持敌视社会主义的立场。实际上这就把在国外呆过的人——外交人员、文化人、生产者、学者、甚至执行国际主义义务在西班牙打过仗的人的大多数都“牵扯进来了”。许多回到祖国的流亡者，不少在共产国际或它的各种组织中工作过的外国共产党员，被认为是“敌人”。曾被开除过党籍的人，受过苏维埃政权“伤害”的人，政治上表示过怀疑的人，常常被列入“敌人”兵团。被镇压者的近亲也顺理成章地被划为“敌人”。肃反工作人员占了很大一部分。其中一些人被处死是因为他们曾经企图（虽然是间接地）对罪恶阴谋进行怠工，另外一些人则恰恰相反，如雅哥达、弗里诺夫斯基、别尔曼，他们落入敌人行列是因为过分卖力，是因为知道得太多。“过火行为”、歪曲、“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中的暗害活动”，统统都推到这些人身上。
受迫害特别严重的是那些记得列宁和记得真正的列宁主义的人，是那些曾经同沙皇制度斗争过、因而珍视（虽然是本能地）真正的自由和民主的人，是那些对于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可能知道些超出官方范围的东西的人。这些人真正懂得列宁的指示：“除了经过民主主义，经过政治自由以外，没有其他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純紥矠这些人不愿享用斯大林解释的列宁主义这种代用品。但这样的人是少数。其余的人是顺便连带地被送进镇压机器的。一些人曾在“人民公敌”属下工作过，另一些人“没有”及时“揭发”他们，还有一些人曾经在连他们自己也猜想不到的某件事上“帮助”过他们
多疑加重了暴力的惰性。Ｂ·扎哈罗夫、Ｍ·莫齐耶夫和阿尔扎马斯车站的其他铁路员工未必懂得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实质上是怎么一回事，但是这些观点与“企图进行恐怖、破坏活动”一起成了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３１日判处他们死刑的根据。根据乌尔里希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说，“全体被告完全承认自己有罪”。被说成是“斯大林警惕性”的荒谬绝伦的多疑，按时地把自己的祭品献给司法莫洛赫！
这些审判案的一个特点，就是斯大林不仅企图消灭现实的和潜在的对手，而且预先使他们浑身沾满不道德、背叛、变节等污点。所有审判案都是史无前例的妄自菲薄、假坦白、自我谴责的典型。这常常显得十分荒谬，显得完全是受了卑鄙的复仇欲的驱使制造出来的。例如被告们常常令人厌烦地反复说他们是“叛徒”、“间谍”、“两面派”、“暗害分子”、“杀人凶手”。加米涅夫就直截了当地声称：“我们曾为法西斯服务，我们组织了反对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活动。”答应从宽处理，威胁要对家属进行镇压，在审讯中经常使用肉刑，摧毁了这些人的意志，迫使他们按照“司法祭司们”写的剧本扮演有损尊严的角色。总导演总是躲在幕后，由他的助手——维辛斯基和乌尔里希——恬不知耻地主持“演出”。
英国研究宗教史的詹·弗雷泽曾写过《旧约中的民俗学》一书，其中有一章叫《约瑟夫的杯子》，这一章的开头值得全文引出。“约瑟夫的兄弟们从巴勒斯坦来到埃及，以便在那里购买粮食备饥荒时用。当他们已经准备登上回程的时候，约瑟夫命令把他的一只银杯放进便雅悯的口袋里。兄弟们刚一离开城市，还没有走多远，约瑟夫就派他的家宰追赶他们，命令家宰控告他们偷杯子。家宰搜查了所有口袋，在便雅悯的口袋里发现了丢失的杯子。家宰责备他们对他的主人忘恩负义，不该以偷走主人的宝贵杯子来回报主人对他们的款待和好意。‘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德呢？’他问他们。‘这不是我主人饮酒和占卜用的杯子吗？你们这样干是作恶了。’兄弟们被带回去，带到约瑟夫面前。约瑟夫问他们：‘你们做的是什么事？你们难道不知道我这样的人必能占卜吗’”“我们可以从这些话中得出结论，”詹·弗雷泽写道，“约瑟夫特别以善于利用自己的杯子占卜发现小偷而自夸。”純紦矠
当斯大林把患难“兄弟”（也是精神“兄弟”）布哈林和李可夫从候补中央委员中开除出去的时候，他的插话“让内务人民委员部去弄清楚”曾使他们产生了一线希望。过了一年，当这些站到了“街垒另一边”（布哈林在最后发言中的说法）的人出现在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面前的时候，他们感觉到，“约瑟夫的杯子”即用来作恶和施展诡计的杯子已经盛得满满的。他们必须把它一饮而尽。
第二部第七章 秘密外交（1）
有一天，斯大林偶然看到了早在本世纪初就已在俄国出版的《外交史要》一书。他翻动着已经发黄的书页，浏览着书中的标题、插图、照片和某些段落：外交衙门，外交书记和杜马书记，俄国外交家奥尔金－纳晓金、帕宁、涅谢尔罗德、哥尔查科夫，历届的部、司，各种会议，联盟
对于斯大林来说，所谓外交就是寻求一些办法（也可以说是某些妥协），好为实现他在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宏伟计划保障良好的外部条件。作为领袖，他要使国家在经济上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并非一件易事！这需要时间，需要和平。必须确保和平。要不惜任何代价！正因为如此，他才建议让莫洛托夫担任外交人民委员（斯大林认为李维诺夫是个狂热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在当前十分复杂的情况下，需要探索出那些可以用来使苏联免遭战乱的联系、关系和均势。斯大林不喜欢正统的外交活动方式和方法，如：进行访问，召开会议和国际代表会议，举行高级首脑会晤，等等。最好是建立秘密通信联系，派遣有全权代表参加的特别使团，举行小范围谈判。绝对必要时，双方首脑可亲自直接出面，以显示某一行动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而在斯大林看来，主要的是，外交活动作为实现一国对外政策的手段，应当由少数几个人来搞。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这两个部门要保证向他——斯大林提供必要的资料，使他了解实际情况，了解各种潜在的动因和动向，以便作出决定。在外交方面，斯大林特别注重搞秘密活动。他已然忘记，在苏维埃政府的第一项法令——和平法令中曾经谴责过秘密外交，而且苏维埃政府于１９１７年１２月至１９１８年２月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陆续刊登了前外交部档案中的１００多份秘密文件。斯大林本来就热衷于搞秘密活动，所以对他来说，外交也不例外。
斯大林明白，最主要的是没有哪个国家他能够依赖。苏联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汪洋大海中虽是一座大岛，但是一座孤岛。除非东面的蒙古不能让几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强盗串通一气反对苏联，这一点非常重要。要尽一切努力避免东西两面同时开战。难怪斯大林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