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尼启则也就走了绝路。
斯大林来到奥尔忠尼启则住所，命令把“根据充分的”自杀说法印出来。据亲属证明，死者曾写过一封信，这封信落到了斯大林手里。看来，信的内容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了。“领袖”整掉了奥尔忠尼启则，就又收拾了一个自己身边不赞成恐怖方针的人。（把人推入死神怀抱，然后抬棺或捧着骨灰盒送葬，致悼词，慰问亲属，这已经成了斯大林常干的事。）
由于为人民委员举行葬礼，不得不把全会改期。对斯大林来说，奥尔忠尼启则的死不过是小事一桩：他不喜欢动摇的人。而奥尔忠尼启则在意识到全会要批准整个恐怖计划之后，不但发生了动摇，而且以自杀表示了抗议。其实，在那几年这样做的还有其他许多人——托姆斯基、加马尔尼克、萨比宁、柳布琴科
莫洛托夫的报告满篇都是数字，满篇都是钻入重工业的“人民公敌”的名字：阿里斯托夫、盖杰罗夫、别尔曼、诺尔金、卡尔采夫、阿尔库斯、亚佐夫斯基赫、雅科夫列夫以及其他几十名领导人。用莫洛托夫的话说，领导这整个“恐怖分子和托洛茨基代理人沙巴什”的是皮达可夫。莫洛托夫不仅力求说明国民经济领域中“暗害活动”在增加，而且力求说明在大力同暗害活动进行斗争，他引用了令人不安的统计数字——截至１９３７年３月１日一些人民委员部机关中被判刑的人数：
重工业人民委员部——５８５人
教育人民委员部——２２８人
轻工业人民委员部——１４１人
交通人民委员部——１３７人
农业人民委员部——１０２人紒紞矠
一共讲了２１个政府部门。莫洛托夫向全会报告时，始终强调所有这些暗害分子都是按照“托洛茨基总部”的指示行动的。这位人民委员会主席说，暗害活动的“战略”就是托洛茨基的口号：“在敏感的地方进行最沉重的打击。”
但是，即使可能存在暗害活动的事实，也许真的有过暗害活动的事实，人民委员会主席也应当知道，在大规模设计、建设和投产新工业项目和其他项目的情况下，常常是仓促上阵，采用“骑兵奇袭”的方法。由于技术设备差、生产和工艺文化低、纪律松弛、不懂行，难免发生事故、车祸、火灾和废品。然而这一切全都被宣布为“托洛茨基暗害分子阴谋活动”的结果。
卡冈诺维奇的报告也贯串着这种精神，他“阐述”了铁路运输部门暗害活动的教训。这里是另外一套做法：托洛茨基分子阻挠采用“ФД”型机车，不允许“超过定额”（可是只要无视“极限论者”的意见，违反了定额，就发生事故和灾难），对抗斯达汉诺夫运动，破坏运输计划。卡冈诺维奇也开了一个很长的暗害分子—领导人名单：库德列瓦特赫、瓦西里耶夫、布拉亭、奈施塔特、莫尔希欣、贝克尔、克龙茨、布列乌斯、巴尔斯基和其他许多人。为了不落后于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也报告说，交通人民委员部“没有闲聊天”，没有浪费时间，已开始“捕捉”敌人。我已经引用过卡冈诺维奇的“统计数字”。不难想象，他们是怎样“揭发”和从运输业中“开除”（卡冈诺维奇的说法）那几千人的。使人惊讶的是，各种各样的“人民公敌”，如原来的宪兵、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分子、白卫军官、破坏分子和间谍，竟不约而同地都集中到铁路上来了！
叶若夫通过自己的报告更进一步渲染了似乎“敌人”无所不在的气氛。他的可怕的统计数字（我认为这里没有必要去引用）给人造成一种许多敌对组织在全国各地到处肆虐的阴森可怕的印象。
叶若夫，这个精神和肉体的侏儒，在全会开幕前夕获得了国家安全总委员头衔。在他之前从未有人被授过这种头衔。后来只有贝利亚得到过这种头衔。这位斯大林的人民委员的报告中的某些想法，就是公开教唆和鼓励人们开展一个告发“内部敌人”的运动。叶若夫说：“有几个月的时间，我不记得有哪个人民委员部的经济工作者和领导人主动给我打电话，说：‘叶若夫同志，我对某某人有怀疑，那里情况不妙，请管管这个人吧。’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事情。更多的倒是当提出要逮捕暗害分子、托洛茨基分子问题时，一些同志反而企图保护这些人。”紒紟矠
在就叶若夫报告通过的专门决定中重新指出，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对敌斗争中至少耽误了四年。按照斯大林的想法，似乎应当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前夕进行血腥的清洗。责成内务人民委员部“把揭露和消灭托洛茨基代理人和其他代理人的事业进行到底，以便镇压他们反苏活动的任何表现”紒紡矠。然而这一切只是序曲。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叶若夫那些凭侦探的直观作出的统计，与其说要使思维健全的全会参加者相信到处都存在暗害活动，不如说要使他们感到恐惧。需要从理论上和政治上进行论证。前面的报告人描绘了敌人进行活动的“景观”，而他们的实质、“本性”和猖獗的原因并不清楚。现在只能猜测，全会的参加者当时是怎样想的，有什么感受：“胜利者代表大会”之后过了三年，到了苏维埃政权的第二十个年头，几乎是重又遇到了全面的“资本主义复辟危险”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央委员会“摆脱了”列宁派的布尔什维克的斯大林，又一次（第多少次了！）决定采用非常措施。
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纲领。“领袖”提出了这个纲领。需要从理论上论证对“敌人”采取的恐怖手段。斯大林也完成了这项工作。需要把人们“发动起来”去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和其他两面派”。他也解决了这个任务。斯大林作了报告。根据报告措词的严谨、结构的缜密，根据他的结束语和他亲手起草的决议的内容，可以看出，“领袖”是多么重视即将到来的血腥清洗。但是，甚至连斯大林也未必想到，暴力的惰性是多么巨大，这种对我国人民来说是一场悲剧的做法所造成的后果是多么严重。
斯大林报告的题目是：《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从斯大林以清晰的笔迹作出的大量着重号、边注和补充可以看出，斯大林是多么精心地准备这篇报告的。他没有“屈尊”去对敌对的工作人员进行细微的“挑拣”，这是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叶若夫热心去干的事情。主要报告人把一切都一项一项分开。斯大林首先说明了“政治上的漠不关心”现象，然后讲到资本主义包围的后果。在这里他正确地指出，来自帝国主义的危险是现实的，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应当经常考虑到这一点。但是斯大林把这种危险同“托洛茨基派的危险”有机地联系起来，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他把托洛茨基分子本身说成是“一伙暗害分子、反革命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组成的寡廉鲜耻的、无原则的匪帮，他们是按照外国谍报机关的布置进行活动的”。实际上斯大林把托洛茨基主义宣布为社会主义的主要危险。他十分详细地说明了现代的托洛茨基主义的特点之后，得出了影响深远的、令人不安的理论结论：
“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大，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使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紧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紒紣矠
在２０年代末和１９３４—１９３６年的一些讲话中，斯大林提出了随着社会主义阵地的巩固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化的理论。这个论点听起来是反常的，按内容来说是不科学的。然而斯大林是实用主义者。他需要在理论上“论证”准备中的大清洗过程。除了斯大林，他周围的人谁也不能解决这个任务。他需要这样做。“领袖”早就习惯于用他所有的理论推测来为党的政治方针辩护。一方面，早在１９３４年斯大林就断言，苏联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可是现在，过了三年多，他忽然又来证明斗争在“尖锐化”。斯大林在全会上强调说，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从前的反对派把自己伪装起来，他们进行秘密的破坏活动，把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等待时机。斯大林列出了妨碍党最终消灭“托洛茨基匪帮”的整整“六条陈腐的理论”。他说，不能认为超额完成计划就能使暗害分子的活动化为乌有；他说，不能认为斯达汉诺夫运动本身就能消灭暗害分子；他说，一些人认为托洛茨基分子没有培养自己的干部，这些人的观点是错误的，等等。
第二部第六章 “人民公敌”（3）
如果说前面的报告人和许多发言人是引证暗害活动的具体事实，把注意力集中在具体存在的直观上，那么斯大林则和往常一样把一切都塞进一个硬性的公式中。他在３月５日的结束语中说，“有七个问题全会的参加者没有弄清”。在这些问题中，也有个别的正确的意见（例如，一些从前的托洛茨基分子站到了正确立场上来，“不应当责难他们”），有显然是领袖至上主义的意见（他说，有时需要听听所谓“小人物”的呼声），有“动员性的”意见（“我们将来打击敌人，就像现在和过去打击他们一样”）。斯大林喜欢用简单的警句和人人都明白的比喻。他在全会上说：“要打胜仗，可能需要几个军。但是要破坏这一胜利，只要有几个间谍就够了。要建筑一座大的铁路桥梁，需要几千人。但是要炸毁这座桥梁，只需要几个人就够了。”紒紤矠总之，“领袖”指出了即便是“个别间谍”的特殊危险性，从而鼓励人们更加卖力地揭露他们。
就斯大林报告通过的决议包括２７个命令式的论点。他的铅笔字使提纲具有了完整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