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1961年初开始搞，周扬来科协做报告，谈红与专问题。1963年，哲学科学部召开大会，他来做《哲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的报告。这是经过毛主席修改过的报告，当时影响非常大。当时的风气是批左。他强调所拟定的有关科学的原则，还这样说过：“这些东西再也不要变动，应该刻在石碑上，再也不改动。”
李：实际上很快就改变了。
龚：这一点当时我们谁都没有预料到。记得刚拟定出来时，从周扬到我们还都很兴奋，觉得做了一件大事。
李：看来历史有些发展的确出人意料。在周扬的领导下，你们在文艺方面做了哪些政策研究？
龚：文艺处制定《文艺十条》。但《文艺十条》始终没有拿出来。主要是陆定一不同意，认为站得不高，应该抓大问题。这就不去谈了。记得当时谈到写中心等问题，林默涵、童大林等也参加，我也被吸收参加，我接触文艺问题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李：这大概是哪一年？
龚：1961年。记得当时谈到关于戏曲的作用，有三种区别，有害、有益、无害三点论。主张只要政治上无害，但艺术上无害、生活上有益，就应该允许。把陆定一的政治划分做了调整。
李：是周扬主持修改《文艺十条》吗？
龚：还是由陆定一主持修改。广州会议时，总理问，《文艺十条》草稿反映很好，怎么不见出来？后来陆定一又抓，出来后叫《文艺八条》。从这件事情过程中我觉得和陆定一相比，周扬还不是政治上很强的人。
李：周扬1963年有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听说当时非常受到重视，影响也很大。
龚：这是他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这个报告是由我们科学处起草的。但是，周扬从来不是念别人的稿子，都是自己发挥，动脑子。他会做报告，也喜欢做。他的字写得很小，秀气。对我们起草的报告修改很多，改动大。报告是10月26日作的，10月31日为送审这篇讲话稿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毛修改退回后，周扬很高兴，告诉了我们这个情况。按那时的习惯，他没有一一告诉我们哪些地方是毛改的。我们只能从他誊录过来和再加修改过的稿子中，猜测哪些地方是毛改的。这恐怕是周扬最神气的时候。
李：我听过不少人回忆说当时爱听周扬做报告。他非常健谈，而且确实很有风度，有威风。
龚：我觉得他很神气的报告有这么三次：第一个是反右报告，主席做过不少修改。第二个是1960年第二次文代会的报告，也是主席修改，讲得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经过这两个报告，他在文艺界的绝对威信确立下来。第三个就是这次在学部扩大会议上关于社会科学规划的长篇报告。这个报告以与苏联论战为背景，从哲学方面批人道主义，批苏联的异化，利润挂帅等。毛主席主要修改前面部分。这个报告和“九评”是同时。主席说，周扬的报告就按照同等规格发表。记得中央广播电台是由著名播音员齐越播的，每小时8000字，比陆定一、陈伯达的规格还要高。
李：那个报告在哪些方面体现出周扬的思想呢？
龚：那个时候他就提到了异化问题。我建议删掉异化部分。周扬还是增加了。由批苏联的异化，确立异化的概念的“对立统一”。他讲自然思维都有异化问题。我不同意。一度接受我的意见改过来，社会领域也存在，我很高兴他同意我的意见。后来他又改过去，王若水讲这是毛主席确立过的，异化是普遍概念。我没有听周扬自己讲。这一部分主席没有改，从稿子上可以看得出。
李：看来周扬那个时候就在思考异化问题了。
龚：不过他并不明确。而且也不是后来达到的那种认识。80年代胡乔木批异化后，我问过周扬，毛主席当时怎么讲的异化问题，你还记得么？他说我记不清了。回答含糊。
李：你前面说你们帮助他起草这个报告，是怎样帮助呢？整个过程是怎样进行？
龚：帮助他起草是由科学处副处长林涧青具体组织，我们几个人参加。说是帮他起草，其实帮不上多少。不但先由他几次详细地讲述设想要写的内容，而且我们分别写的一些初稿，他都详细改过。还有许多完全是他自己写的。我们只是对他写的稿子做一些文字整理，提出一些修改意见。他用很清秀但有些难辨认的毛笔字，改得密密麻麻。我们誊清和稍加整理之后，排出清样，他又改得密密麻麻。不但讲话以前仔细修改，讲完之后，还反复修改。这次从讲话到发表，又改了两个月时间，直到发表的前两天，他还要我们帮助他考虑一些修改的问题。
李：“文革”开始前周扬在中宣部的情况如何？毛泽东的连续两个文艺批示，好像都是针对中宣部，特别是与周扬有关。
龚：毛泽东关于文艺的第一个批示是在1963年12月12日，给周扬修改文章是在11月，也就是只相差半个月。批示非常严厉地批评文艺工作。
李：只相差半个月，态度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不同？
羹：毛泽东的批示出来后，周扬就很被动，这是大家都会感觉到的。至于这种批评，对于周扬来说，是基本支持前提下的批评，还是准备予以打倒的根本否定的批评，我们还没有往后一种可能去想。我们看到的现象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周扬总是努力去紧跟毛主席的思想，又总是跟不上。刘少奇讲话，要我们根据这个批示再起草一个文艺文件。我和李曙光都参加。到天津起草，处在被动状态，搞不出来。1964年6月，毛又作了第二个批示，文化部就开始整风。周扬对夏衍、陈荒煤讲过：今天我不起来和你们做斗争，我也就和你们一样了！
李：是不是可以说是丢率保车？
龚：我看是保帅。文化部整风后，好像又有缓和。由周扬做总结，夏衍、陈荒煤调离文化部。彭真来做报告，讲要松一松。没想到1965年冬《海瑞罢官》批判就开始了。
李：当时有没有什么预感？
龚：没有。1965年开过一次“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由中宣部、团中央合办，周扬做报告，这可能是他“文革”前最后一次报告。这次周扬做报告，他自己准备提纲。我们起草的他不满意。这个报告当时发表过。题目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批判调子也很高。记录稿他又整理。当时他住在中宣部，就是中南海里的子民堂。在报告中他也批判，从清官到厉鬼，是他自己又加上去的，看得出已经采取姿态。
李：看来他还是有一种预感。或者说，他仍然想跟上形势，按照过去的惯例来适应新的情况。他可能没有想到最终自己也打入另册。
龚：他的报告最初还引了毛主席两个文艺批示中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还有阶级斗争的那段很长的话。在整理记录稿时，周扬说，这里是内部讲话，公开发表不宜全部引用。后来姚文元批判周扬，就说周扬不全部引主席的话。但是，姚文元自己也省了一句。我挨批判时，心想姚文元他自己不是也不引用全吗？半斤八两。没有引的那句话是说电影等成绩不可低估。周扬的这个报告，1966年发表于《红旗》杂志第一期和1月1日的《人民日报》。当作重要文章发表的那种阵势，不减当年。有一点同当年不同的，就是没有听说他送给毛泽东看过。我帮助他做过这篇讲话的准备和记录稿的文字整理，如果送过，毛主席有什么表示和修改，他不会不向我们说明的。如果没有送，那又说明什么呢？
李：是不是已经失宠了？姚文元的《海瑞罢官》批判文章在上海发表后，你们在中宣部是怎么一种反应？
龚：《海瑞罢官》批判开始时中宣部对情况根本不了解。周扬把我们找去，在他的客厅里布置三篇文章：1．一篇批评《海瑞罢官》；2．一篇批评吴晗的历史观；3．一篇批评吴晗的道德伦。其实，这时中宣部已经不在重要位置上了。
李：那组织这些文章，也就是为了表明一种态度了。
龚：批判《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由我负责组织，请戴逸等四个明清史专家来。批历史观的那篇，请戚本禹写。道德论请关锋写。周扬也讲一些意见，但不多。戴逸写过论清官之类的文章，觉得姚文元的文章批判不合理。我觉得戴逸的理论观点可取。当然，那种形势下，批判味道也很浓，上纲也很高。
李：对于吴晗，周扬当时是什么态度？有没有和你们私下谈论过？
龚：说过。周扬说，无论如何，民主革命时期，吴晗还是个左派，总不能说他是有意识反党反社会主义。只能说是无意之中。
李：中宣部组织的这篇批判文章发表没有？
龚：发表了。中宣部组织的这篇文章题目叫《〈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思潮？》，署名方求。1965年12月26日发表。当时我们还很得意，认为没有讲罢官问题。后来这也成了后来挨批判的一个罪状。
李：就是说，对于罢官问题，你们心里实际上已经知道是一个敏感问题。
龚：周扬私下说过：“如果要说问题严重，那还是罢官问题，但不能提。一个是海瑞是毛主席提倡讲的，另外吴晗也不会说是毛主席讲过的。这里讲的是社会思潮，泛泛而谈就可以了。”
李：从这一点来看，周扬还是很有政治经验的。
龚：当时对姚文元文章的背景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只好硬着头皮写。周扬这次他认为写得不错，没有做什么修改。他还说：“听说吴晗有委屈，觉得与孟超、田汉相提并论。他有什么委屈？田汉老资格了，孟超也是。我青年的时候，田汉大名鼎鼎，见上一次面也不错！”
李：关锋和戚本禹的文章发表没有？
龚：关锋和威本禹的文章后来没有发表。关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