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弯的- 第6部分

最近有人要我举出全球新经济发展可能性的几个例子。其实就这一点来说，有数百种可能性。毕竟，有多少人能预测到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对全球经济究竟会带来多么大的影响呢？我说，想象一下，如果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们倾向于制定他们自己的会计准则，以把其他国家不利于美国的会计准则割裂开来，那么，这种做法将会把外国投资排除在美国之外。

或者想象一下，如果美国国会为美国公司的海外拥有者设置各种投资障碍，其他国家就会以提高税收或调整政策来对付美国公司的海外资产。想一想，这种民族主义的做法是不是也有可能？在2005年，美国众议院15位###党议员一起协商支持《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简称CAFTA）。自那时起，所谓的“CAFTA15”成员就差一点因为他们支持的自由贸易协定而被赶出###党的阵营。

想象一下，一股民粹主义政治浪潮突飞猛进，代替了美国税收法中的最低税收，比如说，对200万美元以上的个人收入征收70％~80％的税。这样做的结果是，有相当一部分的美国企业部门会转移到其他国家，这会对美国的机构产生无法预料的严重后果。或者想象一下，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彻底破裂，全球自由贸易的协调机制完全瘫痪—现在就处于一种命悬一线的状况。突然之间，新兴市场的政治领导人向世界宣告，他们将让所有的专利权去见鬼，或者拒绝偿付所有的担保贷款—甚至包括公共事业性贷款（比如说药品、水利设施等项目的贷款）。美国将会采取报复性的措施。全球商业顿时就会像一块石头重重落下，而世界的金融市场也会陷入瘫痪。

想象一下，华盛顿决定限制知识产权的跨国界流动，并且不让外国研究生到美国大学求学。用不到多少年的时间，美国就会像欧洲一样—没有了创新的活力。

想象一下，即便美国财政部对一些数额不大的行政税或其他小税种进行微调，也会使市场上美国短期国库券的价值迅速缩水。然后日本，或者更有可能是法国的一些债券交易商就会利用这种状况的改变，迫使美国债券市场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并促使其崩溃。或者想象一下，美国和欧洲联合起来调控能源利用率。它们以对来自二氧化碳高排放国的进口产品征收高额进口税的形式制定出环境标准，这样中国就会成为主要的涉入国。继而，中国就会通过提高对美国农业和银行部门的关税来展开报复行动，这会让华尔街难以吃得消。

面对退休金压力逐渐增大的情况，想象一下，如果美国国会只会装模作样地采取一些笨拙的措施来减轻金融交易者承担的风险，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产生让人意想不到的退休金危机—其危险程度绝不亚于2007年的商业票据危机。想象一下，如果《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①的后续影响持续下去，那么它就会慢慢地吞噬掉美国企业的竞争力。你可以想象一些让人无法预料的结果—美国人会感觉到，他们不再是全球第一了。如果缺少竞争力，他们会恼怒不已的。美国国会对此会做出反应，事情也会麻烦不断，对全球经济至关重要的根本问题—资金的流动—也会出现干涸。利率会飞速上升，经济发展方面的失误也会此起彼伏。对于一般的投资者来说，他们已经无路可逃了。

慢慢地，全球体系也会显现出更大的脆弱性。最近，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就对美国国会施加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力。这个外国投资委员会是一个政府机构，它有权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拒绝批准海外资金对美国的投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具有关键的国家政策功能，它的目标就是垄断性的资源独立国（沙特###、###联合酋长国、俄罗斯，等等）控制着的大约2。5万亿美元的十几只主权财富基金（简称SWFs）。

但这里的问题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监督国家主权财富基金中所做的这些必要的努力是否会超出它所声称的国家安全的考虑呢？它早先的做法好像并不是那么鼓舞人心。而欧盟委员会也正在对主权财富基金实施远比美国严格的限制性措施。有些人认为，这是欧盟当权派利用这个机会以增加对金融市场的控制能力。

然而，西方对主权财富基金的政治焦虑不会无缘无故地就消失。毕竟，中国、印度和产油国控制了全世界大部分的过剩储蓄。到最后，比如说，如果克格勃控制的俄罗斯政府或者中国政府要购买微软、Google或波音10％~15％的公司股权，并且还要寻求这些公司董事会中的席位，或者要探寻公司发展的私密信息，那么美国人是不是能大大方方地允许呢？如果不能，那么俄罗斯、中国和沙特###政府对西方国家在它们经济体中的投资会做出什么反应呢？如果要在全球市场的自由企业与政府投资的战略决断之间划一条分界线，那么这条分界线在哪里呢？

在最近一次的欧洲商务旅行中，我与欧洲一家主要中央银行的行长进行了会面，他告诉我他最近到上海访问的一些情况。中国政府给他们提供了城市旅游服务，带领他们驱车35分钟来到了上海郊外的一座小城镇，这是一座新建城镇，可到处都是空荡荡的办公楼。这位欧洲官员向接待人员表达了疑惑：“这些大楼太壮观了，但里面却没有人办公。这是为什么呢？”接待人员回答说：“这些办公大楼不可能永远空着。很快，这里就会进驻我们政府新的海外投资机构。”这位行长说：“我知道中国政府现在正在调整中央银行的储备策略，也就是说这些储备资金已经不再仅仅发挥储备功能了，而是跃跃欲试地向全球投资。”中国接待方则回答道：“是有点这种趋向。”他的这种肯定回答实际上也引出了一个问题—世界上的发达经济体有没有一种有效的策略来应对不断增长的流动性投资呢？

然而，更加混乱的是，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的主权财富基金都倾向于对西方企业进行被动、非杠杆化、长期性的投资。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它们是在市场不景气的时候最有可能在最后时刻退出的投资。在下一章，我将探讨在今天被称为对冲基金的流动投资。在全球经济大规模衰退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出现下面的状况：当大型主权财富基金与工业化世界的中央银行携起手来，以应对工业化世界市场之中弥漫的对投资的悲观情绪时，对冲基金却在做空全球经济，或者逼迫全球经济把赌注都压在它们上面。一些小型的、独立性更强的主权财富基金会让市场更加混乱，因为它们可以通过在全球交易中聚集起来的私人对冲基金投资而做空市场。

在这种背景影响下，今天的世界好像正在从经济全球化的里根–克林顿模式和毫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机制转变到19世纪的全球化模式的复兴—一个新的重商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到处充满着基于政府控制的政治议程和资本变动的秘密协定、秘密交易和紧张状况。最近几十年里发轫于工业化国家的那种善意的G7政策协调机制也渐趋式微。而盎格鲁–撒克逊世界所谓的自由资本市场也处于围攻、夹击之中，颓废之势日显。最终的结果是，全球金融市场正在呈现迅速瓦解、迅速崩溃的趋势。

今天，世界在金融领域正在进行着一场重量级的重构。美国—这个曾经以透明度、法制规则、良好的政治环境，以及所有的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打造出来的信用“堡垒”，正在被全世界一些持有怀疑态度的人审视着。当其他国家已经开始效仿美国提高生产力的方式并且成为全球投资市场的新宠儿的时候，美国却发现自己处在了不稳定的状态之中。结果，全球金融活动的中心开始逐渐从美国这个金融的核心重镇偏移—这一点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的处境竟然极其相似。

如果你怀疑这一点，我完全可以举出一个例子。一位瑞士银行家最近向我透露，有一家中国公司的首次公开募股就是得到了瑞士银行的部分帮助。在达成这项交易的过程中，这家中国公司绕过了纽约和伦敦的金融中心（它们是传统上的全球金融中转站），而直接与迪拜的金融机构取得了联系—这在10年前是闻所未闻的事情。由于美国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尤其在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正在失去其作为全球投资市场值得信任宝库的独一无二的优势地位。

这就是世界资本市场正变得越来越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世界正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风险，那就是失去一个其赖以支撑的，虽然问题不少但却支持自由贸易、开放资本的根基国家—美国。然而要想真正了解我们面前的风险，就有必要先了解，我们目前的困境是如何造成的。也就是说，全球化是如何转变的，在我们的周围究竟存在哪些令人恐惧的危险？

让我们看一下未来的世界。今天的金融体系是相当脆弱的，因为那些积聚起巨额财富的国家—这里指的是产油国、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在未来的10年时间里还将会积累更多的财富。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国家那种低消费、高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短期内是无法改变的。

在一个没有社会安全感或福利政策不够完善的国家里，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储蓄而不是消费。而且，与基于普遍性消费和个人创业精神的西方世界相比，以出口为主的商业发展模式更容易被政府官僚机构控制—当然，也更容易形成###。

麦肯锡全球学会（The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2007年的一份报告描述了当今全球金融体系的几大决定性因素。这份报告提到了全球经济的四大新“金融权力掮客”：一是来自产油国的投资者；二是亚洲各中央银行和它们的主权财富基金；三是对冲基金；四是私募股权公司。这四大新的权力掮客不断增强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控制和塑造，自从2000年以来，其资产总额已经增至原先的3倍之多，达到10万亿美元，占到了由全球养老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