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原上的阳光- 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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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火葬场的工人走上来，把尸体抬进绿油油的铁棺材里，接着把铁棺材搬上了灵车。岳父把外孙女交给泪流满面的岳母，忙和他的小女儿向灵车的驾驶室迈去。女儿拚命哭着，叫着妈妈，岳母把外孙女紧紧搂在怀里。马民眼泪汪汪地瞧着这一切，听见车门嘭地关得一响，灵车于是缓缓地朝来的路上驶去。马民心里非常明白，妻子这一去就不会再回来了。他想起昨天两人在沙滩上说的那些话，想起妻子最后说的那句话“我不想听你指责我”和“你好讨厌氨”，想起妻子离开人世前那种忧怨的眼光，他万分难过地垂下了头，捂着脸沉痛地嗷嗷地哭了。
　　这是一个阴沉沉的日子，这天的天空是那种一望无垠的铁灰色，没有风，也没有人为的喧哗，气温在摄氏三十四度，因而显得凄惨和郁闷；对面那幢楼房的二楼，在灵车离去后，可能是有意驱赶今天的阴郁，也可能是因为无聊而无意这么做的，声音很大地播放着音乐，一首苏芮唱的轻柔且优怨的歌声——《牵手》，从那户人家的门窗飞出来，在两幢楼之间郁闷的空气中飘荡——“所以牵了手的手，来生还要一起走，所以有了伴的路，没有岁月可回头”，马民的两只耳朵很好地记录下了这首歌的曲调。在以后的很多日子和各种场合里，当他一听见这首歌曲，就想起了这个储存在他记忆里的悲痛的日子！心情立即就变得很坏，脸色当然就十二分地酸楚……
　　附录
　　附录一
　　追求平实
　　何顿
　　八十年代中期，我认识了一位作家朋友，他对我说：“写作的技巧就是无技巧”。
　　他说这是老作家巴金说的。我当时还大不以为然，当时我的脑袋是在现代派小说的漩涡里打转。但这些年来，读了那么多的书，为了把小说写好，还读了不少写作技巧方面的书及国内外著名作家谈小说艺术的体会，然而真正影响我的却是“写作的技巧就是无技巧”！每当我在写作中想玩什么花招时，这句话就填满了我的脑海。我理解巴金老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追求平实。所谓平实，当然是平坦朴实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
　　有一位品味不低的朋友曾对我说，他现在根本就不看杂志，因为他觉得读起来累。
　　这自然是一些作家玩弄技巧的缘故，诸如下打标点符号啦，时间颠三倒四啦，笔头一个劲地在梦里游走啦等等。读一两篇还觉得新鲜，读多了就觉得烦，另外还深切感到这些作家都是外国现代派的儿子，甚至说是孙子也不过分，于是就充分露出不够聪明的本相来。我觉得刊物失去读者，与这批作家不无关系。读者读书无非是消磨一天里多余的时间，不是要跟着作家的脑袋转。既然读起来那么费力，人家当然就不如去读《大众电影》或《海外星云》什么的了。我从前没这样看，相反，总想在小说中弄出一点与别人不同的东西来，于是结构上经常动一些脑筋。当然这很费劲。我写《三棵树》和《月魂》就是这样写的。我把故事发展的时间顺序故意打乱，分成一块一块地交错开，时间上一时跳过来一时跳过去，结果并不理想。虽然，也有人曾对我说，那样写有点意思，但我自己感到意思并不大。我在写《就这么回事》和《我们像葵花》这两部长篇小说时，摈弃了那些想法，而是用巴金老人的“无技巧”这句话鞭策自己，告诫自己要尽量往“平坦朴实”的路上走。
　　我是学美术的，学油画，在我考入大学时，我的梦是想当米勒那样的画家，后来兴趣渐渐转到文学上了，大概这是命中的事吧。不是《收获》，可能现在文坛上就没有何顿。我在八十年代末时活得很灰心，家里除了一柜于书和两抽屉没有发表的作品（后来搬了三次家，把这些稿子烧了），其它一无所有。我在妻子的怨声中，没法理直气壮地坐在桌前读啊写了，就弃笔去搞装修，居然赚了一些钱。但立志文学的心却不死，在这个装修与那个装修的间歇里，写了个中篇小说《生活无罪》，投到这个刊物那个刊物都遭到了退稿的待遇，后来鼓足勇气投到我非常景仰的《收获》，没想在肖元敏女上手上发了。这个肖元敏当然是《收获》的肖元敏！这几年，我自然没干装修的事了，尽管装修比写小说赚钱！我是个完全靠写作维生的人，还要靠稿费养活女儿，所以比较勤奋。
　　我在写作中信守“行成于思，毁于随”。这话是韩愈说的，我曾经把这个句子抄在纸上，又贴在记事牌上，充当我每天写作的座右铭。我一般是有了一个构思，而构思又在脑海里想好了后，就每天上午写作（直到写满三千字才休息），下午便看看书，晚上则出去玩，去熟悉自己想要去熟悉的朋友，增加点生活素材。我目前正在写一部书名为《大水》的长篇小说，不是写抗洪救灾，而是写一对青年夫妇在当今这个社会里受到的压抑，想探索人性方面的一些东西。
　　附录二
　　何顿：“晚生代”与世俗关怀
　　一、
　　作为今年6月份出版的《小说界》封面人物，坐在我面前的何顿已经少了那把钢刷似的络腮胡子，在家里穿着短裤打着赤膊，吸着“白沙”烟，说一口长沙话的随意侃谈，使我更为真实地感觉到他以及他那让人吓一跳的小说境界。
　　文学界最近冒出个“晚生代”的名词，以区别于前两年着眼于世俗生活描述的“新写实”作家群，如刘恒、刘震云、池莉、苏童等，而何顿便被认为是“晚生代”的代表人物之一。这种直面俗世的胆略和平淡如水的手法，构成了“晚生代”作品的逼人风景。
　　然而等我问起何顿对这一界定的看法时，他却说，什么“代”不“代”，都是评论家的划法。他只认一条，就是把小说尽量写得“像”，写得让人看后“哦”一声。就这么回事。
　　1993年起在《收获》发表中篇小说《生活无罪》而引人注目的何顿，以后便在《大家》、《钟山》、《上海文学》等纯文学杂志上屡屡亮相而一发不可收拾，且让熟悉和不熟悉他的人读完后都会或长或短地“哦”一声。其中，《我们像葵花》、《就这么回事》、《我不想事》、《弟弟你好》、《荒原上的阳光》、《太阳很好》等尤为引人注目。前两部（长篇）已分别被杜宪和张艺谋购去影视改编权。何顿现已经出版了4个中长篇小说集，另有一套多卷本的文集正待出版。在人们言及纯文学便有点理不直气不壮的如今，何顿的作品却在一部又一部不经意地冒了出来，无疑有点让人惊奇。
　　二、
　　因仰慕美国军事奇才巴顿将军而将自己改名为何顿的他，其实早在1989年就开始发表作品，只是到了1993年在《收获》发表中篇《生活无罪》，反响很大，才使他从文学梦的低谷中走出来，并因此鼓足勇气。在人们纷纷下海的年月，他却由一个干了好几年装修的小老板抽身而出，坐到家里的电脑前，一个字一个字地铺就他的专业文学之路。
　　何顿作品充满一种对都市世俗生活的关怀。他以前也写过农民、教师、大学生等，但真正找准自己位置的是对90年代社会经济变革中所冒出的都市“新人类”的刻画。从学校辞职职到自己干装修一行的经历，使他有可能与这些形形色色“在社会上混”的人接触，并且有时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员。“混”在长沙话中是要有一点本事才可在社会上立足的，一个“混”字道出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选择。这些人是新的市场环境中的存在，他们不靠工资收入来养活自己，而是在市场中获得生活的基本资源，靠削尖脑袋去挣钱，并在其中获得心理和肉体的快慰。他们不是大款，他们是自己给自己打工的一群人：也许只是开一摩托车修理店或一个摈榔烟摊，搞一个时装精品屋或者家用电器店，或者买一辆中巴开开，贩赎和走私一点洋烟与电器，顶多成为一个装饰公司的老板或者一个百页窗帘厂的厂长、歌舞厅的经理。他们构成了整个城市的予盾方面。他们的情感倾诉和行为方式与80年代初刚刚开放时的地摊主儿们不可同日而语，却又是那样一脉相承。他们中许多人都是凭本能欲望而讨得一份生活。金钱与性是他们毫不隐讳的人生快药。他们可以没日没夜地为自己干，干完后又可大把大把到歌舞厅去挥洒自己的血汗。
　　他们敢一双手戴8个金戒指，两只耳朵戴4个耳环。为哥儿们义气，他们好得除老婆外其他都可以共享共用。可在外讲蛮斗狠时，一句话不顺便可大动干戈。很多时候，他们都是凭本能生活，正因为如此，监狱、看守所、拘留所是他们看似平常的所在，而死亡之神也常常光临。何顿称：这就是他在小说中为什么总是涉及死亡和监狱的原因。
　　何顿称好作品应是写生活，而不是谈生活，更不是脱离生活而去臆造一个梦呓般的世界。
　　三、
　　遍布于何顿作品中浓郁的当代都市风情与地方味道，是他的小说好看的一个重要原因。何顿写长沙，正如贾平凹写西安、池莉写武汉一样，那种独特的风情环境使他们的作品各呈异彩。
　　恰到好处的方言运用和俯拾即是的精彩类比，使何顿的作品讨好不少读者。如“宝里宝气”之于傻里傻气、“放肆发狠”之于拼命努力要活生得多。不说那人身上无钱，却说“他身上焦干的”等等等等。许多兰州、上海，北京的读者看到这完全陌生的话语，都称奇道绝，而又没有什么语言障碍。
　　何顿称世俗的、具体的生活才是魅力无穷的，而语言更是作品生动耐看的关键。大学里学习油画的他，在拿起了写小说的笔后。自然也潜移默化地把绘画的技巧用到语言上。他说要让人能用手去触摸到作品中的人物，写出生活的质感来。如他描写一个人生就一双板栗眼或者鹦鹉眼，鲢鱼嘴，一个槟榔壳的脸；说那个人的眼睛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