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着党组织，任何一次党课都去听，每一个党员的发展会都去列席，申请书、思想汇报不知道写了多少份，被同事们讥笑为“党迷”，但至今也没有结果，快三十岁的人了，还整天流着眼泪、追着领导诉说。她是想用自己的一生来证明信仰的真诚，而又有谁能理解她呢？
楚雁潮不愿意让自己在北大也留下那样的笑柄。五年上学、一年见习和一年多的执教，他默默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一切，却始终徘徊在党的门外，没有再向前迈出一步……
楚雁潮要说的已经说完了。吐出了胸中多年的积郁，他似乎应该感到一丝宣泄的快慰，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但是没有。他留下的仍然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号，仍然压迫着他。也许是因为压得太久了，他已经习惯了，并不觉得过分的沉重。只是在今天，在此时此刻，当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这块巨石时，才格外真切地感到了它的分量。
他静静地望着郑晓京，等待她的反应。既然郑晓京是党派来的，他就不能拒绝组织的审查。既然他把党当做母亲，他就应该像儿子一样坦诚。既然他有勇气袒露自己的心，他就不必顾忌会不会得到已经重复过多次的后果。但是，“心如古井水”是任何人也不可能真正做到的，在他等待郑晓京的评判的时候，心中仍然泛起了希冀的微波。
郑晓京微微地张着嘴，双眼一片茫然。楚雁潮奇特的家史，她闻所未闻，甚至没有一点“似曾相识”的事例可供参照。简单之极，而又复杂之极，年轻的“布尔什维克”还没有遇见过这么令人烦心的事儿！
沉默。楚雁潮已经预感到，命运将再一次无情地重复。
郑晓京却突然说话了：“您父亲……他平时表现怎么样？”
“我不知道，”楚雁潮对这样幼稚的问题已经不愿意纠缠，“那是和现在完全不同的时代，很难谈什么‘表现’。人品好坏、学问高低也未必能说明什么问题。宋代的蔡京，个人生活是节俭的，书法还有很高的造诣，但在政治上却是个不光彩的角色。”他似乎并不想为父亲做什么辩解，竟举了这样的例子。
“我说的就是他的政治倾向，”郑晓京依然很认真地问，“您母亲和他一起生活多年，总不会没有觉察吧？”
“这也难说。如果他不是个政治人物，也就不会表现出什么政治色彩；如果他确是个政治人物，在那样的环境中也未必暴露给家里的人，”楚雁潮回答得模棱两可，“我母亲只记得，他读过不少鲁迅的书。”
郑晓京眼中放出了光彩：“这就是一种倾向性嘛！也许您父亲是个团结在鲁迅周围的革命文学青年，像柔石、白莽、胡也频……”她终于找到了对楚雁潮有利的因素，楚老师应该有这样一位父亲，一位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驱！
“当然可以做这样的设想，”楚雁潮说，并没有由此引起什么兴奋，“但设想毕竟只能是设想，却找不到任何依据。父亲的文章并没有发表过，他只是一个中学教师，并不是作家。我查过鲁迅日记，查过所能找到的关于鲁迅的回忆录，都没有提到过他。他恐怕并不认识鲁迅，而鲁迅的书是任何人都可能读的。当时的知识界，阵线也不那么分明。”
郑晓京也犹豫了，“是啊，即使在鲁迅身边的人，情况也很复杂，像胡风、冯雪峰、萧军、丁玲……后来都成了革命的敌人！”
她眼中的那点希望之火复归于黯淡，放弃了那不仅毫无依据而且相当危险的设想。从“烈士”到“敌人”，楚雁潮的父亲转瞬之间翻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跟头，从天堂跌进了地狱。
楚雁潮完全感知了她的这种情绪变化，他自己心中的那一点希冀的微波也随之平息了。如果鲁迅本人能活到今天，谁又能保证他的结果如何呢？何况楚雁潮的那个名不见经传的父亲！一个死了的人，人们尽可以把种种干净的、不干净的“设想”加之于他，他却都得接受。如果人死了真的灵魂不灭，不知世间有多少冤魂！也许父亲正在冥冥之中痛苦地呼喊：“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
郑晓京默默无语，脑子里翻腾得厉害。好端端的一个楚老师，为什么偏偏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有这样一个父亲？可惜，真可惜！这样的人，她能介绍他入党吗？党会接纳他吗？如果有一天查出来他的父亲有严重问题……多么严重的问题都有可能，那将比所有的已经有明确结论的人更麻烦！她的心情沉重了。自己真不该冒冒失失地把党的大门向他“敞开”，现在却敞也不是、关也不是了。如果楚老师把她的许诺当成了党的意思，越过她再去找党的组织，怎么办？那将会给她带来麻烦！不，他不会那样做，从他那低沉的情绪来看，他不敢！但她自己也决不敢再提那近乎“请将出山”的关于入党的动员，只能不了了之。现在惟一的出路是撤退，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唉！”她无可奈何地叹息，以表示她对于楚老师的不佳身世深表同情但又爱莫能助，然后寻找适当的结束语，“不管怎么样，您还是应该相信党！一个人的出身是不能选择的，但是仍然可以选择革命的道路！”
楚雁潮不能领受这种居高临下的同情，不能忍受这种充满教训意味的安慰。他明白，在郑晓京的心目中，他现在已经被归入了哪些人的行列！“这，我懂，”他终于忍不住说，“你对自守礼、谢秋思不是经常这样讲吗？”
郑晓京疑惑地看了他一眼，她听得出其中包含的抵触情绪！她过去在白守礼、谢秋思身上也曾隐隐约约地感到过这种情绪！难道楚老师在思想深处果然和他们有某种共鸣吗？怪不得……
已经欠身准备告辞的郑晓京又稳稳地坐定了。“楚老师！党的阶级路线是十分明确的、坚定不移的，我们应该正确理解！一个人，无论出生在什么家庭，只要坚决跟着党走，就有光明的前途！您是我们的老师，我对您一向是非常尊重的，希望您能够把我们这个班带好，做我们的表率。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应该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侵蚀，在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注意在同学们当中的影响……”
楚雁潮简直要怒而逐客！这样的教导，他已经反反复复听了十几年，却至今也不知道自己的家庭到底算什么阶级、他本人算什么阶级，又受了多少“侵蚀”！但是，当他听到那最后一句话，却又不像已经听惯了的老套，似乎在“暗示”他已经“影响”了学生。“噢？我带坏了同学们？如果我是个不称职的班主任，那就请求组织上……”
“楚老师，不要激动，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我这样提醒您，完全出于对您的尊重，为了维护您的威信。”郑晓京并没有因为空气的突然紧张而慌乱，她刚才含蓄的“提醒”原不是泛泛空谈。一个问号正在她脑际盘桓。如果说，在她刚才跨进楚老师书斋时对那个问号还是漠视的并且不屑于提出，那么，现在却变得重要了，答案也似乎可以触摸了。“楚老师，有件事，我本来不想跟您说的，也不相信。可是，既然班上对您有些议论，还是注意一点儿为好……”
果然是有的放矢！楚雁潮根本不知道她绕来绕去指的到底是什么，但决不惧怕。在北大七年多，除了尊奉母训“好好读书，好好做人”现在又加上“好好教书”之外，他自信没有可供他人攻击的口实！“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他打断了郑晓京的“和风细雨”，倒希望干脆“电闪雷鸣”，大不了就是不当这个班主任嘛，躲进书斋里安心译著更好！
事情哪里有这么简单呢？
“同学们当中流传着一个说法儿，”郑晓京不想回避了，咬了咬嘴唇，似乎在模仿电影里的哪位政治委员的神态，停顿了一下，两眼专注地望着楚雁潮，“说您——在和学生谈恋爱！”
楚雁潮愣了，一枝箭突然从他根本不曾提防的方向射来！
他的脸不觉微微地红了。一个二十六岁的、未婚的青年，当别人直言不讳地点到他的婚姻恋爱问题时，不管所说的内容确实与否，他本人都是很难坦然自若的。世界上没有一个青年不曾想到过爱情，每人心中都有一颗爱的种子。它可能萌发得很早，也可能贮存得很久；它可能成熟于短短的一瞬，也可能经历漫长的磨难而最终凋落。爱情是一种神物，不遇到适当的时机，它并不显露明显的形态，以至于本人都觉得似是而非。而当他清醒地意识到它的存在的时候，它就已经成熟了。刹那间，楚雁潮回顾了在这个班执教一年多的历程，审视着自己的言行，仿佛他面对的不止是一个郑晓京，而是所有的认识他的人，无数双眼睛逼视着他，洞察了他心灵中的一切隐秘——如果他确有隐秘的话。他感到惶恐，好像一个被突然传到法庭的人，面对着神色森严的法官，面对着众目睽睽的旁听席，他一时弄不清自己是否有“罪”，却本能地首先自疑。年轻的班主任在monitor面前显得局促不安了。
郑晓京饶有兴味地观察着他。如果他一触即发、暴跳如雷，她也许立即打消了心中的那个问号；但情形并不是这样，他的窘态，他迟迟地不予答复，这就无疑证明已经被打中了要害！流言蜚语总是有原因的，平地上决不会骤起风波……
“楚老师，要正视群众舆论！”她终于赢得了主动，但并不显出胜利者的自得，而是忧心忡忡地教导她的老师，“当然喽，爱情是人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每个人都有爱的权利、爱的自由。但总还有个原则嘛，对于青年人来说，首先应该投身于革命，而不是沉溺于谈情说爱！同学们当中半‘地下’状态的恋爱已经够让我们挠头的了，如果再牵扯到老师，我们的思想工作还怎么做？校党委很注意在这方面树立良好的风气，作为班主任，更应该以身作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