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我们勤务连，你是老班长，是我最放心的党员和骨干，每年的立功嘉奖，我都第一个投你的赞成票，可你怎么会连为人民服务那基本的道理都不懂？
指导员说，说话呀，到底哪儿对不住刘莲了？
指导员说，哑巴了？看你聪明伶俐的，咋就一转眼成了熊样啦？成了连话都说不出来的哑巴呀。
指导员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要流血牺牲。你看全世界的人民还有三分之二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你看台湾还在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之下，老百姓饥寒交迫，贫病交加，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还任重而道远。美帝国主义在国际舞台上猖狂叫嚣，苏联修正主义在边境陈兵百万，我们每个军人，每个士兵都应该站高望远，胸怀全中国，放眼全世界，干好本职工作，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可你吴大旺，指导员说，师长不在家，你连刘莲都侍侯不好。说你侍侯不好刘莲，师长在北京开会、学习就可能不安心；师长不安心，那就影响的是全师的工作和学习，战备和训练；一个师的战备训练上不去，那就影响一个军的作战能力；一个军的作战能力减弱了，会影响全军的战略和布署，等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打起来，你看看你吴大旺的一点小事到底影响有多大。那时候枪毙你姓吴的一百次都不够，连我这指导员都被枪毙也不够，连把连长拖出去枪毙也不够。
指导员说，刚才是往大里说，现在咱往小里说。说吴大旺，你咋会这么傻儿呱叽呢？你不是想多干些年头把你老婆孩子随军吗？你不是渴望有一天能提干当成军官吗？随军、提干，那对师长都是一句话。一句话解决了你一辈子的事。可谁能让师长吐口说出那句话？刘莲呀。师长的夫人、爱人、妻子、媳妇、老婆呀。
指导员说，回去睡吧，我也不再逼问你怎么得罪师长的老婆了。刘莲要求我明天就把你换掉，我也答应明天就把你换掉了。可我辗转翻侧，思前想后，觉着还是应该本着治病救人，而不是一棒子把人打死的原则，还是应该再给你一次机会，让你明天再去师长家里烧次饭，当一天公务员。明天，师长的老婆怪罪就让她怪罪我吧，可你吴大旺——一切都看你明天到师长家里的表现了。
指导员说，命运在自己手里，一个优秀的士兵，不能总是让革命的灯塔去照亮自己的前程，还应该以自己的热能，让革命的灯塔更加发光、明亮、照耀千秋和大地。
指导员生来就是一个滔滔不绝者，天才的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专家。他在一句接着一句，如长江、黄河样讲着时，吴大旺开始是盯着他的脸，而愤怒和仇恨在心里则根深叶茂，古树参天。他有几次都差一点要把刘莲勾引他上床的资产阶级腐化事件讲出来，可话到嘴边不知为什么又咽回肚里了。没有讲出来，我们当然敬服吴大旺做为一个军人和男人，对一个女人尊严的尊重和保护，敬服他宁可委屈在身，也不愿让另一个人受辱的人格和精神。可在另一方面，难道他就没有不愿让自己的秘密给别人享受的自私吗？爱情的序幕刚刚拉开，他不能还未登台演出，就把剧情先告诉观众，哪怕那观众是他的领导指导员，他的入党介绍人。他一边听着指导员的训斥，一边想着师长曾经一枪揭下过一个敌人的脑壳，还用脚尖在那脑壳上拧来踩去；又一边，用自己的右脚，踩着操场上的一丛小草，用前脚掌和五个脚趾有力地在地上拧着转着。指导员在逼问他哪儿得罪了刘莲时，指导员问一句，他就用力在地上拧一下，心里想我这一下拧踩的是刘莲的脸；又一拧，说我这踩的刘莲的嘴和她的红唇白牙儿；再一下，说踩的是刘莲那光洁的额门和直挺挺的鼻梁儿。指导员一路的说下去，他一路的踩下去，可当他的脚尖拧着踩着，从头发、额门始，快要到了刘莲挺拨的Ru房时，他的脚上没有力气了，不自觉地把脚尖从地上的那个深脚窝儿挪开了。
刘莲Ru房的丰满与弹性，打败了他脚上的武力。使得他对她的仇恨，在那一刻显得极其空洞而毫无意义。
月光已经从头顶移至西南，平原上的静谧漫入军营，如同军营沉没在了一湖深水之中。那些喝酒聊天的士兵，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散离，各自回了自己的连队。风像水一样流着，操场上有细微涓涓的声响。这时候，吴大旺看见他的右脚下面，有碗一样的一个脚坑，黄土血淋淋地裸在外面，生土的气息，在凉爽的空气中，鲜明而生动。有几株抓地龙的野草棵，伤痕累累，青骨鳞鳞地散在那个脚窝里。
月光中，他有些内疚地望着那些野草，把脚挪开后，又用脚尖推着黄土把那脚窝儿填上了。
指导员说，回去睡吧，天不早了，记住我的话，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要是师长家里真不让你烧饭了，不让你兼做师长家的公务员，那你一辈子就完了。
他说谢谢，谢谢你指导员，要不是穿着军装，我真想跪下给你磕个头。
指导员就在他脑壳上拍了一把掌，说着这哪是革命军人说的话，也就回走了。
他就跟在指导员身后回连了，上床睡觉了。
以今天的经验去看待那时的生活，会发现那时生活的浮浅，并没有那么深刻的矛盾和意义。复杂，在许多时候，只在写作者的笔下，而不在人物的头脑。喜剧，在更多的时候，呈现的是浅显，而不是深邃。吴大旺那一夜在连队睡了一个好觉，也还做了一个美梦。梦中他和刘莲同床共枕，百般爱抚；醒来之后，他的被子上有了污液。为此，他有些羞愧难当，无地自容，便狠狠地用手在自己的大腿上拧出了几块青紫。然后，从床头取出了一封家信，乘战友们都还没有睡醒，在被窝用手电筒照着，又仔细地看了一遍。信是昨天收到的，老婆在那信上没说别的话，只说麦割过了，秋庄稼也种上了；说割麦时她不小心割到了手上，流了许多血，现在也好了；说她割麦锄地时，没人带孩子，就用绳子栓着孩子，把孩子捆在田头树下的荫凉里，给孩子找几个瓦片，捉几个蚂蚱让他玩，没想到孩子把那蚂蚱吃到了嘴里，差一点噎死，连眼珠都噎得流到外边了。
他看到孩子差一点噎死时流下了泪。而后，沉默片刻，收信，起床，毅然地离开还在梦中的连队，朝师长家里走过去。
没人知道他这时心里想了什么，没人知道他在一瞬间又盘算了什么。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在他看信、收信时，他心里又有了吴大旺式的新的设想和计划。在后边的故事中，他把计划付诸行动后，他的行为将从被动转化为主动，或者说，他在努力让自己成为生活的主人，故事的主角和爱情的皇帝。
本来，也就算不上人头落地的灾难，只是刘莲通知连队，坚决不要让他再到师长家里烧饭去，必须再换一个聪明伶俐的士兵而已。他有些恨刘莲，也有些恨自己。在他和刘莲的关系上，这当儿轻溅掩盖了深刻，或者说，是轻溅替代深刻。
从沉睡在梦中的连队走出来，踩着晨时的亮光，吴大旺正要如往日样朝师长家里走去时，却碰到去查哨回来的连长。连长睡眼朦胧，可头脑清醒，在连部门口拦住他，说上班去了？
他嗯了一下，同时敬了一个军礼，说连长，你好。
连长还了一个军礼，欲要走时，想起什么，冷不丁儿说小吴，我考考你，到首长家里工作的宗旨是什么？
他说不该说的不说，不该做的不做。
连长说，不对。
他说为首长家里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
连长说对了，但声音太小，再回答一遍。
他就回头瞄一眼连队宿舍，提高嗓门，又压住嗓子，说为首长家里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
连长便有些生气，死死地盯住他那惘然中有些坚定，坚定中有些惘然的脸，吼着命令他道，大声。
他便犹豫地回着望着，说连队都还睡着哩。
连长说我让你大声就大声，你要能把连队吵醒我给你一个嘉奖。然后，连长后退半步，像训练新兵样，起头儿唤道，一、二、三。
吴大旺就果真如新兵一样，扯着他的嗓子，血淋淋地吼叫到，为首长和首长家里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他吼唤得铿锵有力，富有节奏，吼完了，望着连长，连长满意地笑笑，说这还差不多，上班去吧，就回宿舍去了。
他就莫名奇妙地在那站一会，望着连长的背影，直到连长从他的视线中消失，才又往师长家里走去。身后有被他惊醒的士兵，在扒着门窗朝外张望着，看完了如一切正常样又回头去睡了。
首长院里的首长们，大都已经起床，各自在自家小院里活动着身子，等待着军营里的起床号醒来吹响，就奔赴操场或某个锻炼身子的路边营地。吴大旺走进首长小院，和哨兵相互点头问好，又向一个早起的副师长敬礼问候，从身上取出钥匙，打开一号院的大铁门上开的小铁门，弯腰进去，又把小门扣上，转身正要从楼下绕道，从楼后走进厨房，准备给刘莲做最好喝，她早上最爱喝的莲子米汤时，没有想到，往日总是收操号响过之后才会起床的刘莲，今天在起床号还未响之前，她就起床坐在了楼下院里，而且是穿了一身她已经将近五年总是叠在柜里，很少穿在身上的军装。醒红的领章，如两块凝在她腭下的红旗，映着她那没有睡足、略显苍白的脸，使她显得有些病态，像刚从医院出来的一个病人。
没有想到她会坐在院落里边，更没想到她会着装整齐，肃穆庄严，吴大旺愣了一下，他慌忙在脸上堆出笑容，说阿姨，你起这么早啊。
显然，他的出现，也让她有些意外。她没有回答他的问话，只是在他脸上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