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占全部诗歌的四分之一，是唐代写乐府诗最多的诗人。他最擅长的七言歌行，其渊源本起自乐府；而用为唐代乐府的绝句也正是李白所运用自如的。这一切都说明李白的诗具有接近于歌谣的特点，实际上也就是使诗歌语言更多地从新鲜活泼的生活语言中得到充实和丰富，并加以提炼、升华。乐府诗自初唐以来没有多大发展，李白则融古朴森茂的汉魏乐府和清新明丽的六朝乐府为一炉，以其俊逸的才气创造了新鲜的诗歌语言。
他有很多诗篇的用语就是直接从乐府民歌中点化而来的，如《静夜思》系从《子夜秋歌》“秋风入窗里”一篇化出；而他的“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金乡送韦八之西京》）、“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梦游天姥吟留别》）等，又显然受到南朝乐府《西洲曲》里“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的启发。他的《上三峡》诗则是以古代民歌《三峡谣》为张本改造而成。歌谣原词为：“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李白诗云：“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还有许多诗篇，虽然不是直接由民歌改造而来，却在语言风格上保持了率真自然、明朗流转的风格，深得民歌韵味。如：
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宣城见杜鹃花》）楚山秦山皆白云，白云处处长随君。长随君，君入楚山里，云亦随君渡湘水。湘水上，女萝衣，白云堪卧君早归。（《白云歌送刘十六归山》）
但是，并不是说李白的诗歌语言局限在乐府民歌的范围，实际上，他也广泛汲取了前代文人诗歌的精华，形成通俗而又精炼，明朗而又含蓄，清新而又明丽的风格特色。他的“自然”并不仅仅是除去雕饰，浅显明白，而且是语近情遥，具有丰富的意味。总之，李白善于博采前人的成就而自成高格，堪称炉火纯青的语言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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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杜甫与中唐诗歌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使唐王朝迅速地由繁盛转入衰乱，唐诗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盛唐诗歌的情况来看，尽管那个时代的一些文人出于各种原因对前代诗歌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但从魏晋南北朝到盛唐，诗歌发展的延续性在一些基本特征上是很显著的：儒家传统中以诗为政治与教化之工具的观念在实际创作中很少被认真看待，诗始终是一种个人性的艺术创造，是表现诗人生活情怀与人生理想的审美形式。而盛唐诗人的激荡的热情与浪漫的幻想，更使诗成为华彩的乐章。而到了中唐，首先可以看到诗歌与时事政治的关联加强了。这本身当然不是什么缺点，杜甫许多这一类型的诗作都具有感人的力量，对于唐诗的内容是很重要的开拓。但同时需要注意到，这一种关联的加强常常伴随着诗人个体意识的削弱和对于国家的依附意识的加强，伴随着儒家文学观念的加强。这在杜甫已不能免，在元结、白居易等诗人那里则更突出。而另一方面，作为盛唐诗歌主要特征的激情的表现，在中唐诗歌中也受到了抑制。杜甫诗的“沉郁”，实际就是激情受到理性的抑制的结果。在其他诗人那里，激情或转化为怪诞，或转化为哀苦，乃至退化为闲适、琐细。
毫无疑问，唐代文化富于创造性的生命力并不是在中唐就消失了。甚至，中唐诗歌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各种不同风格之间的差异，比盛唐诗给人的印象要更为强烈；中唐诗人对语言表现形式的关注，也比盛唐诗人更为深入。从杜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到李贺的呕心沥血觅诗句，贾岛的苦吟，诗人们付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唐诗总体上的繁荣多彩，与他们（也包括晚唐诗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但诗歌中豪迈自信、自由飞扬的精神，在这时确实是开始减退了。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自明代高棅明确把唐诗划分成初、盛、中、晚四阶段以来，人们习惯把杜甫归为盛唐诗人，这是出于要同时充分肯定盛唐诗和杜诗的典范价值的考虑。但从唐代社会和唐诗的变化的实际情况来看，这样划分并不合理，所以我们不采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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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杜甫
杜甫与李白一向被视为唐诗世界中两座并峙的高峰，同时，他们也构成了唐诗的分野。尽管李、杜的年龄只相差十一岁，他们也都经历过唐王朝的全盛时代和由盛入衰的安史之乱，但他们的创作，却存在某些根本的不同。李白诗歌的主导风格，形成于大唐帝国最为辉煌的年代，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中心，咏唱对自由人生的渴望与追求，成为其显著特征。
而杜甫诗歌的主导风格，却是在安史之乱的前夕开始形成，而滋长于其后数十年天下瓦解、遍地哀号的苦难之中。因此，流响于刚刚过去的年代中的充满自信、富于浪漫色彩的诗歌情调，到了杜甫这里便戛然而止。在飘零的旅途上，杜甫背负着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沉重责任感，凝视着流血流泪的大地，忠实地描绘出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悲哀。这种深入社会、关切政治和民生疾苦、重视写实的创作倾向，和由此带来的语言表现形式方面的一系列变化，不仅标志了唐诗内容与风格的重大转折，也对中唐以后直至宋代诗歌的发展，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但是，盛唐诗歌的一些重要特征，在杜甫的诗歌创作中仍然有所体现。激情虽然在他的诗中受到抑制，却仍然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雄伟壮大之美，也仍然是诗人的爱好。他的那些关于时事政治的诗篇，大抵是真诚情感的流露和结晶，而并非以预定的社会功利目的为首要的出发点。从这些方面来说，杜甫与盛唐文化终究有很深的关联。
一、杜甫的生平和个性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巩县（今属河南）。他出身于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官僚世家，自十三世祖杜预以下，几乎每一代都有人出任不同的官职，所以杜甫自豪地称为“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其母系为唐代士族中门第最高的清河崔氏。只是杜甫的父亲杜闲只做到奉天县令，这个家庭已呈衰落之象。
家庭给予杜甫正统的儒家文化教养，和务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雄心。所以，终其一生，高蹈出世的念头很少占据他的头脑。另外，唐代是重视诗歌的时代，而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正是武后朝中最著名的诗人，这更加深了杜甫对诗歌的兴趣。他曾很骄傲地对儿子说：“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追求仕途事业和不朽的诗名，共同构成了杜甫的人生轨道。
杜甫早慧，据称七岁便能写诗，十四、五岁时便“出游翰墨场”（《壮游》），与文士们交游酬唱。二十岁以后十余年中，杜甫过着漫游的生活。这既是为了增长阅历，也是为了交结名流、张扬声名，为日后的仕进作准备。他先到了吴越一带，江南景物和文化，给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二十四岁时，杜甫赴洛阳考试，未能及第，又浪游齐、赵，度过一段狂放的生活，他后来回忆说：“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壮游》）三十三岁时，杜甫与李白相识于洛阳，又在梁、宋一带为豪侠之游。李白当时已是名震天下的诗人，他的特殊风采和出众才华，深深吸引了杜甫。
杜甫称做官为他们家族的“素业”——世代相袭的职业，他的各种文化教养都是与这一点相联系的。三十五岁左右，杜甫来到长安求取官职。开始，他满怀信心，“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并相信自己能“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但滞留十年却一再碰壁。这可能是因为他的家庭背景已不够有力，而把持权柄的李林甫等人，又对引进人才采取阻碍的态度。大约在杜甫到长安不久，父亲就去世了，他的生活因此变得艰困起来，为了生存，为了求官做，杜甫不得不奔走于权贵门下，作诗投赠，希望得到他们的引荐。此外，他还多次向玄宗皇帝献赋，如《雕赋》、《三大礼赋》等，指望玄宗对他的文才投以青睐。种种努力的结果，是到天宝十四载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样一个卑微的官职，而这已是安史之乱的前夕。
天宝后期，唐代社会虽维持着表面的繁盛，却已处处埋伏危机。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玄宗和他的边将们一意开拓疆土、穷兵黩武的政策，导致国力空虚、民生艰难，许多人无辜死亡；二是玄宗沉湎于享乐，李林甫、杨国忠等人擅权专政，阻塞言路，政治变得昏暗；三是为玄宗所宠信的安禄山身兼三节度使，手握雄兵，威胁到国家的统一。处在逆境中的人容易看到现实中的弊病，当一场大崩溃即将到来时，杜甫透过个人的不幸看到了国家的不幸，人民的不幸。天宝十一载（752），杜甫写下了他的名篇《兵车行》，以严肃的态度，真实地记录下人民被驱往战场送死的悲惨图景。这首诗标志了杜甫诗歌的转变。此后，他又写出《前出塞》九首，继续对灾难性的开边战争提出质疑；写出《丽人行》，揭露玄宗宠妃杨玉环的亲族穷奢极欲的生活。而长诗《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更把最高统治集团醉生梦死的情状与民间饥寒交迫的困境加以尖锐的对照，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震撼人心的诗句概括了社会的黑暗和不合理。
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一度被困于叛军占据下的长安。后来只身逃出，投奔驻在凤翔的唐肃宗，被任为左拾遗。这是一个从八品的谏官，地位虽不高，却是杜甫仅有的一次在中央任职的经历。但不久就因上疏申救房琯的罢相而触怒肃宗，后于乾元初被贬斥为华州司功参军。由于战乱和饥荒，杜甫无法养活他的家庭，加之对仕途的失望，他在乾元二年（759）丢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