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和“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己亥杂诗》）的激越追求，是支撑他的诗文创作的内在骨架，也是使后来的改革志士感到震撼的重要因素。
龚自珍的政论及学术论文，议论纵横无羁，也常带有感情色彩。另一部分记人物、述行旅的作品及各种抒发人生感想的杂文，文学性更强。他描写人物，喜欢凸现其兀傲不群的个性，从中也写出自己的性情与好恶。如《吴之癯》、《记王隐君》、《杭大宗逸事状》、《王仲瞿墓表铭》等，均有这种特色。《吴之癯》所写人物有作者自身的影子。这位“癯”于世多忧，好言人过，指京师郎曹为“柔而愎”，尚不如古人的“刚愎”；责“王公大人之清正而俭者”为“神不旺，不如昔之言行多瑕疵者”，锋芒锐利，反映了龚自珍对他所处“衰世”的特异眼光。纪行文中，《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从扬州表面的“承平”气象中，感受到一种“萧疏澹荡、泠然瑟然”的衰暮气氛，寄慨良深。《病梅馆记》借物抒志，更为人们所熟悉：
江宁之龙蟠，苏州之邓尉，杭州之西溪，皆产梅。或曰：“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梅以疏为美，密则无态。”固也。此文人画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诏大号，以绳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删密、锄正，以夭梅，病梅为业以求钱也。梅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钱之民，能以其智力为也。
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
予购三百盆，皆病者，无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疗之，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予本非文人画士，甘受诟厉，辟病梅之馆以贮之。
呜呼！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闲田，以广贮江宁、杭州、苏州之病梅，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也哉！
数百字的短文，熔叙述、议论、抒情于一体，借梅喻人，揭露病态的社会使人材不能得到自然健康的生长，表达了挣脱枷锁、追求自由发展的愿望和救世之心，意味深长。
龚自珍的散文恰与桐城派形成对立，不仅思想旨趣大异，文章风格也完全不同。龚氏文无定式，不屑斤斤于结构与辞藻，其风格或切直或诡奇，均是随笔直书，任意驱使语言，显示出大家才有的自信和力量。有时文句诘屈而不通畅，文意奥涩而难解，但必有警悚人心的特殊内涵和非常情致的文笔，非徒为怪异者可比。
龚自珍是一个思想家，又有诗人的气质，犹如《己亥杂诗》所写：“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既壮周旋杂痴黠，童心来复梦中身。”作为一个时代的先觉者，一个不甘遁世自适的志士，他的精神常是痛苦的。“箫和剑”是他反复使用的意象，代表着他多情易感和豪放任侠的两面。从早年的“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消魂味”（《湘月》词），到晚年的“剑气箫心一例消”（《己亥杂诗》），他在人间走过与世寡合、孤傲悲慨的行程。但不管怎样，他的诗中总是有一种睥睨俗世的奇气、高扬飞越的人格精神。
抨击时弊之作代表着龚自珍诗歌的一个方面。如大型组诗《己亥杂诗》中，“津梁条约遍南东”一首写鸦片的危害，“不论盐铁不筹河”一首揭发统治者的无能和对民间的搜括；
另外，《馎饦谣》用活泼的歌谣体诙谐地描绘了当时物价暴涨的情况，下面这首《咏史》诗，则尖锐地刻画出士林的卑琐情状：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在“金粉东南”，官场士林是一片苟且无聊却自命风流的景象，而这正是清王朝运用高压手段，使“天下之廉耻”被“震荡摧锄”（《古史钩沉论一》）的结果。诗人不禁追问：像田横五百壮士所表现的英雄主义精神，难道在世间已不可复得了吗？这里交杂着对于民族前途的绝望和希望。
更多的诗作，抒发了诗人在自身生活遭遇中的感受。他这样一个思想敏锐、感情和个性强烈的人物，与周围郁闷的环境不可避免要发生冲突；在这种冲突中，他又始终保持着桀骜不驯的姿态。他曾这样吟咏：
贵人一夕下飞语，绝似风伯骄无垠。平生进退两颠簸，诘屈内讼知缘因：侧身天地本孤绝，矧乃气悍心肝淳！欹斜谑浪震四坐，即此难免群公瞋。（《十月廿夜大风不寐起而抒怀》）
“骄无垠”的“贵人”和瞋目而视的“群公”构成巨大的压迫，令诗人感受到在天地间的“孤绝”。这首诗虽是就某一具体事件而发，但在诗人的生活中却有普遍性的意义。因此，在龚自珍诗中，常常会看到浩荡涌发的悲哀：“情多处处有悲欢，何必沧桑始浩叹”（《杂诗》），“百脏发酸泪，夜涌如原泉”（《戒诗五章》），如此等等。但这绝不是弱者的哀号，而是壮士在孤独的抗争中的自伤，在这种自伤中，诗人的精神仍然保持着强大的扩张力。他的诗以奇特瑰丽著称，就是这种精神力量的艺术表现。
黄金华发两飘萧，六九童心尚未消。叱起海红帘底月，四厢花影怒于潮。（《梦中作四截句》之二）
“六九”为阴阳卦象，以指造化循环的劫数。在这里，诗人以自由的梦想幻造出气势磅礴的瑰丽意境。此外，如“西池酒罢龙惨语，东海潮来月怒明”（《梦得“东海潮来月怒明”之句醒足成一诗》），“秋心如海复如潮，但有秋魂不可招”（《秋心三首》），“不容明月沉天去，却有江涛动地来”（《三别好诗》），“今日帘旌秋缥渺，长天飞去一征鸿”（《己亥杂诗》）等等，无不具有想象突兀、辞句奇丽、意象飞动的特点。
甚至，诗人写落花，会是“如钱唐潮夜澎湃，如昆阳战晨披靡，如八万四千天女洗脸罢，齐向此地倾胭脂”（《西郊落花歌》）。在这一类诗中，可以感受到激烈的情绪律动，和诗人的灵魂在重重压抑中飞腾起舞的姿态。
有时候，龚自珍也不能不感受到生活的空茫，想要摆脱种种矛盾的纠葛，尤其是心理上的重压。《寒月吟》之一述欲与妻何氏共隐杭州、幽居以老之意，开头“夜起数山川，浩浩共月色，不知何山青，不知何山白”数句，写出一种凄冷景象和幽忧之情。但他的诗总体上还是表现着奋发进取、冲决奔放的力量。
情诗在龚自珍的集子中也占有一定比例。这固然是其“不检细行”的生活印痕，亦是他在沉闷的人间寻求性情之真、寻求美丽的人生梦想的记录。下面是《己亥杂诗》中的一篇：
能令公愠公复喜，扬州女儿名小云。初弦相见上弦别，不曾题满杏黄裙。
语言很轻快，却是一往情深，写出狂士的洒落之态。而有的诗，则以瑰丽悱恻之笔，描绘若仙若幻的异性风采，如《能令公少年行》中的一节：
美人十五如花秾，湖波发镜能照容，山痕宛宛能助长眉丰。一索钿盒知心同，再索班管知才工，珠明玉暖春朦胧，吴歈楚词兼国风，深吟浅吟态不同，千篇背尽灯玲珑。
这是幻想中的俊侣。《己亥杂诗》中一篇言及秦皇汉武，有所谓“设想英雄垂暮日，温柔不住住何乡？”情成了人生的最后寄托，这和《红楼梦》所写人生感受，有着相同之处。
龚自珍论诗，尝言：“人以诗名，诗尤以人名。……诗与人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书汤海秋诗集后》）又称：
“我论文章恕中晚，略工感慨是名家。”（《歌筵有乞书扇者》）
诗的个性和激情是他最为重视的，其余均可不论。他的诗也正是他一生的写照，具有独创和新异的面目。形式上包括古体近体、长篇短章，《己亥杂诗》用三百十五首七言绝句组成，述其辞官南归时经历和平生感慨万端之意，尤为特别；语言风格则有时平易有时深奥，多议论而热情洋溢。他曾说：“欲为平易近人诗，下笔清深不自持。”（《杂诗》）欲平易而不得，是因为他的独特的感受、深邃的思想、复杂而活跃的情绪，需要有异常的意象和语言结构来表现。他的诗，给人以奇丽非凡、纵横浩博的感觉，非汉魏亦非唐宋之貌，完全是龚自珍独有的风格。有些诗写得奥涩，有些诗情绪幽暗，或许与可以指为缺点，但他的天才创造是值得钦服的。当然，这里也有时代的因素，其诗歌的张力，根本上来自不断高扬的个性精神对于封建压抑的激烈冲击。
龚自珍也擅于同，于哀婉绮丽中多嵌崎不平之气。如下面这首《湘月》写作者离开家乡杭州十年中遭受挫折的感怨：
天风吹我，堕湖山一角，果然清丽。曾是东华生小客，回首苍茫无际。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
乡亲苏小，定应笑我非计。才见一抹斜阳，半堤香草，顿惹清愁起。罗袜音尘何处觅？渺渺予怀孤寄。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消魂味。两般春梦，橹声荡入云水。
龚自珍的各方面的创作，既有狂傲的个性、自由的精神，又有深刻的思想和对国家与民族前途的热情，这对于随后的社会发生剧烈动荡时期的文人，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梁启超说：“自珍性詄宕，不检细行，颇似法之卢骚；喜为要眇之思，其文辞犿诡连俶，当时之人弗善也。……虽然，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清代学术概论》）这里指出了龚自珍的思想学说及人格精神对于清末有志于改革的“新学家”的启蒙作用，也实际证明了自元明以来到龚自珍再到清末民初的思想文化的推进，具有内在的连续性。至于梁氏讥龚为“浅薄”，未免有以“新学”自负的味道。但这又说明了另外一点，即由于清末引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