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其实不过以此表现对统治力量的积极依附，而不可能真正具有以“道统”自任的信心，也更难以在“载道”文学的旗帜下发挥个人的才性（清后期的“古文”处于变化中，当另作别论）。另一方面，自元明以来背离或疏远正统思想的文学已有很大发展，越来越缺乏生气的“古文”与之相比尤其显得苍白。所以，桐城派虽然影响很大，其实只是统治力量和传统势力在文学领域的阴影，本身并不具有活跃的生命力。虽然它的理论和创作也稍有可取的部分，但没有多少真正值得称述的成就。只是它作为一种重大的存在，不能不给予重视。
方苞（1668—1749）字灵皋，号望溪。康熙四十五年（1706）进士，曾因同乡戴名世《南山集》案牵连入狱，几乎论斩，后得赦，官至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其门人王兆符于《望溪文集序》中记方氏自言以“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为人生志向，这对于了解他的文学主张也很重要。有《方望溪先生全集》。
桐城派能够造成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有多种原因，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方苞一开始所提出的理论就具有明晰而系统的特点（他的后继者也很注意这一点）。他的方法是通过对一个核心概念——“义法”——的多层面的阐释来建立自己的理论系统。所谓“义法”，最基本的解释可以说得很简明：“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又书货殖传后》）只是说言之有物而文有条理。
若结合方氏其他论述作总体的归纳，则“义”主要指文章的意旨、论断与褒贬，“法”主要指文章的布局、章法与文辞。
但方苞所谓“义法”乃“古文”之“义法”，“若古文则本经术而依于事物之理”（《答申谦居书》），也就是说必须依据儒家经典的宗旨来叙事论理，方有“义法”可言。这种古文又有它的历史统系，“盖古文所从来远矣，六经、《语》、《孟》、其根源也。得其枝流而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其次《公羊》、《谷梁传》，……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家之文”（《古文约选序例》）。但在方苞看来，唐宋八家还有不够的地方，如柳宗元、苏氏父子经学根底都太差，欧阳修也嫌粗浅（见《答申谦居书》）。这其实就是接过唐宋古文的“道统”旗号，再参取程朱一派理学家的意见，在“古文”中浓化经学气息，对学唐宋八家提出需要警戒的地方。
虽然“义”与“法”有别，但方苞通常还是把两者当作一个完整概念使用的。所以他讲具体的文章作法，也是说“义法”。如称《左传》、《史记》记事“各有义法，一篇之中，脉相灌输，而不可增损”（《书五代史安重诲传后》）这主要讲布局；称《汉书·霍光传》“详略虚实措注，各有义法”（《书汉书霍光传后》），这主要讲章法。“义法”对文辞的具体要求是“雅洁”，这也是方苞很强调的。沈廷芳《书方先生传后》记方氏语云：“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不讲久矣。
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或沿翰林旧体，无一雅洁者。
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简而言之，古文之文辞不可浅俗、轻巧、华丽，因为这可能引导不庄重的情绪。
大致方苞是用“义法”说取代了前人的“文道”说。因为“文”与“道”容易分为两物，“义法”则密不可分。单独讲“义”与“法”内涵不同，但法从义生，义由法显，故两者就合一了。这把过去“文以载道”的理论更加严密化了，加上他对唐宋八家的批评，对文体和语辞所提出的戒条，这就为“古文”建立了比唐宋古文更为严格也更有束缚性的规范。
所以很多学者对他是不满的，钱大昕在《跋方望溪文》和《与友人书》中两引王若霖语，称方苞“以古文为时文，却以时文为古文”，指出方氏理论本质上与八股文相通，是尖锐而中肯的批评。
方苞本人的文章，以碑铭、传记一类写得最为讲究，盖因叙事之文，最易见“义法”。其长处在剪裁干净，文辞简洁，有时尚能写出人物的性格与神情。但对人物的褒扬中，总是渗透了封建伦理意识，少数山水游记则板重绝伦。他的文章中最有价值的，应数《狱中杂记》，因是作者亲身经历，以往的忧惧和愤慨记忆犹新，文章记狱中种种黑暗现象，真切而深透，议论也较少迂腐气。虽名“杂记”，却条理分明，文字准确有力，可以见出方苞文章的功力。但这在方苞散文中属于特例，不能代表其一般特点。
刘大櫆（1698—1779）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晚官黟县教谕，有《海峰文集、诗集》。他因文章受到同乡方苞的嘉许而知名，并师事方苞，又为姚鼐所推重，在“桐城派”的形成中起着承先启后的传递作用。同时，他也是“桐城派”与“阳湖派”之间的桥梁，“阳湖派”首领恽敬、张惠言都是他的再传弟子。其文论主要见于《论文偶记》，对方苞之说有新的阐发。他进一步探求了文章的艺术形式问题，讲究文章的“神气”、“音节”、“字句”及相互间的关系，有云：
“义理、书卷、经济者，行文之实；若行文自另是一事。”认为文章真正可以讲究的，是在“行文”的“文法”上。就文法而言，“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字稍粗处也；
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音节高则神气必高，音节下则神气必下，故音节为神气之迹。”他的意思，是以音节即文章的韵律感为关键，通过音节来表现神气。刘大櫆本人的文章，大都铿锵上口，音调高朗，有韵律之美。如《息争》、《观化》等，均有此特色。这一种主张和文章特点，对后来桐城派文人的影响颇大。
刘大櫆虽然并没有脱出方苞的范围（他是把“义理”作为毋庸置疑的前提来看的），但通过对“神气、音节”的强调，表现了对文章的美感因素的重视。后来姚鼐在这方面又有新的阐发，我们放在后面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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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清代前期小说
清代前期小说承续晚明小说兴盛的局面，不仅作品数量众多，艺术上也有一定的成就。这表明随着文化的渐渐普及，民间对这一类娱乐性读物的需求仍在不断增长，而文人喜以小说摹世态、抒性情的风气也依然存在。但经过明代末年个性解放的思潮遭受挫折，再经过明清易代的历史动荡，文人的性格已不再有晚明时代常见的狂放恣张，而多了些压抑和扭曲，这在小说中也以曲折的、有时是不自觉的形态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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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聊斋志异》等短篇小说
清代前期沿承晚明风气从事白话短篇小说创作的主要是李渔（1611—1680）。他字笠翁，又字笠鸿，别署笠道人、湖上笠翁等，浙江兰溪人。明末曾多次应乡试，均不第，于是不再以功名为事；清初移家杭州，后迁居金陵，靠开书铺印行通俗书籍、组织家庭戏班巡回演出于官绅之家谋生。他才思敏捷，为人机智，又善于顺遂时俗，结交广泛；他常以半真半假的戏谑态度看待正统的价值观，却很重视生活享受，在饮食、器具、服饰、花木种植等方面，提出许多艺术化的讲究。他的身份是兼为清客和文化商人，依附于高级士大夫阶层却又游离于正统规范之外。其著述颇多，有短篇小说集《十二集》、《无声戏》，诗文集《笠翁一家言》，剧作《笠翁传奇十种》等。
李渔小说的内容，无非是怜才喜色一类的恋爱和婚姻故事，而且有许多传统伦理的说教和因果报应的解释。但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其一，李渔自己绝非正经的“名教中人”，他的“正经”话，往往说得很滑稽。如《夏宜楼》中一段奇论，说：“男子与妇人交媾，原不叫做正经”，只因可以生儿子，才成为“一件不朽之事”，反讽的味道甚浓。又如《合影楼》开头一节，力主防止青年男女的接触要彻底，因为他们一旦动了念头，即便“玉皇大帝下了诛夷之诏，阎罗天子出了辑获的牌，山川革木尽作刀兵，日月星辰皆为矢石，他总是拼了一死，定要去遂了心愿”，倒是在说“情”的不可阻遏和禁欲的无效了。其二，李渔小说的情节大都不落陈套，构思巧妙，文笔幽默，富于喜剧气氛。他自诩“不效美妇一颦，不拾名流一唾，当世耳目，为我一新”（《与陈学山少宰》），并非虚夸。有些故事是写得很动人的（如《合影楼》写一对青年男女的痴情），可以说承续了“三言”、“二拍”的传统。
实际上，李渔确实受晚明思潮的影响较深，只是受了时代的压抑，常用荒诞的眼光来看人生，他写小说又主要是为了卖钱，所以把精力太多地放在离奇的情节上，而削弱了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力度。
从总体上看，清代前期白话短篇小说已处于衰退状态，而同时有不少著名文士对文言传奇的写作表现出更大兴趣。康熙中叶，张潮汇辑《虞初新志》二十卷，收录周亮工、吴伟业、魏禧、徐芳、陈鼎、钮琇等人的作品一百五十篇。它的内容比较多样，其中有些是历史上实有人物的传记，如《徐霞客传》、《冒姬董小宛传》等；有些是奇闻逸事的记载，如《鲁颠传》、《刘医记》等；有些则是假鬼神以述人情，如《记缢鬼》、《鬼母传》等。
《虞初新志》所收均为明末唐初人的作品，有鲜明的当代性，常常反映出时代生活的色彩。如卷十九所收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的《七奇图说》，介绍世界“七大奇迹”，这是中国与世界接触留下的痕迹。有些记鬼神之事的小说具有较浓厚的人情味，与《聊斋志异》近似。如李清的《鬼母传》，写一怀孕女子暴殒后在墓中产儿，其鬼魂仍每日清晨到市中买饼育儿，写母子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