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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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 第2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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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剧作中,除了汤显祖的《邯郸记》尚能借了寓言的外衣表现出具有一定深度的写实力量,其他即使较好的作品,也只能算是夸大的和漫画式的讽刺剧。如孙仁儒的《东郭记》,以《孟子》“齐人有一妻一妾”故事为框架,借古喻今,写官场的腐败、士人的无耻,但剧情松散,人物公式化,说不上是成功之作。又如徐复祚的杂剧《一文钱》,竭力刻画一个财主的吝啬与刻薄,笔调也很浮露。缺乏爱情剧以外的优秀作品,这不能不说是晚明戏剧的一个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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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明代散曲与民歌

明代散曲与民歌都是当时所唱的歌曲。不同的是前者为文人士大夫所作,多在家庭或友朋宴集时用来助兴(明代士大夫蓄养家伶的情况颇普遍),也兼有从文辞来欣赏的价值,有固定的宫调格式。民歌则出于无名作者之手,虽有一些基本的调式,但音乐的要求比较简单,没有太多的格律上的讲究。其中很多是歌楼妓院中演唱的,同时也流传于一般妇孺儿童之口。两者的内容固然相应于各自的生活,语言风格也有所不同。散曲虽较诗词为通俗,习用口语,但出于文人士大夫之手,则难免多少有矜持之态。民歌则大抵以口道心,无所忌惮。所以要说活泼动人,文人散曲是不如民间俗曲的。
但这种区别也不是绝对的。明代文人与市井生活原本有密切的关联,许多人也喜民间俗曲,他们的作品不免会受民歌的影响。而明代的民歌看起来泼辣拙朴,下层社会的气息较浓,与前代的民歌(如六朝乐府之类)有所区别,但元明以来,雅俗混融,文人从事这一类创作而流于民间也不是什么稀罕之事。如冯梦龙所辑《山歌》中,有些就注明是他本人或他的朋友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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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明代的散曲

散曲从元代兴起以后,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词的功能,明代仍延续这个方向,曲盛而词衰。从作家、作品及曲论著作的数量来看,明都超过了元。仅据任纳《散曲概论》的统计,明代著有散曲的就有三百三十人。散曲的选集编印,也较元代为盛。当然,元代散曲作为一种新创的体式,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而明代散曲大多依傍前人,成就是受到限制的。但一些名家的优秀之作,在发掘新的生活内容和深入表现人情世态方面,还是有所发展,有其值得重视的地方。
明前期相当长的时间中,散曲和其他文学类型一样,处于衰退状态。朱权《太和正音谱》所列明初散曲家刘东生、谷子敬、贾仲明、汤式等,都没有出色的散曲作品流传下来。和戏曲一样,当时影响最大的散曲作者是宗室贵族朱有燉,有《诚斋乐府》。他的曲作以音律谐美著称,流传久远,至钱谦益著《列朝诗集》,还说“至今中原弦索多用之”。语言风格追踪马致远、贯云石的豪放一派。所写内容,以赏花、题情及宴游、应酬为多,散发着一种富贵闲适的情调。由于时代氛围和作者身份的关系,辞意比较端谨。但有些写男女之情的,尚属婉折有致,如《咏闺情五更转》一组,带有民歌的风味,其南北曲合用的形式,也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总体而言,朱有燉散曲的成就不高,但在当时的文学环境中,已经是比较难得的。作为明代早期的重要散曲家,他仍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弘治、正德年间,明代散曲有了显著的发展。当时北方的知名作者有康海、王九思等,南方的知名作者有王磐、陈铎、唐寅等。
康海、王九思都是前七子中的人物,诗文的成就不高,但戏剧和散曲较为知名。康有《沜东乐府》,王有《碧山乐府》。
他们都是陕西人,都因为被指与刘瑾同党而遭黜退,隐居乡里,常在一起宴游。两人的散曲,也都有大量对现实政治表示不满、对自身的遭遇感到愤慨、以及在无奈中以闲居生活的安适为自我慰勉的作品。但这些作品,实际上都反映出他们不能摆脱士大夫人生价值观的心理,那些貌似旷达的话,其实都带有苦涩的味道。如康海的《水仙子·酌酒》:
论疏狂端的是我疏狂,论智量还谁如我智量。细寻思往事皆虚诳,险些儿落后我醉春风五柳庄。汉日英雄、唐时豪杰,问他每今在何方?好的歹的一个个尽撺入渔歌樵唱,强的弱的乱纷纷都埋在西郊北邙,歌的舞的受用者休负了水色山光。
又如王九思的《沉醉东风·赠隐者》:
竹杖子难随驷马,草庵儿独住烟霞。《康衢》、《击壤》歌,今古渔樵话,指功名风扫残花。恨杀韩、彭做作差,因此上妆聋卖哑。
这一类牢骚和自我标榜是过去不得志的文人经常有的,看不出多少新意。但比较明前期散曲而言,他们的作品写出了仕途中的风波险恶,抒情的成分要浓厚多了,这终究是一个进步。在语言风格上,他们也都接近元曲中豪放的一派。不过明代曲论家普遍认为康较粗豪,王在豪放中兼有秀丽蕴藉之长。另外,常伦(1492—1525)有《写情集》,多写其疏狂的生活,风格也比较豪放。
同时期南方散曲家的作品带有更多的市井气息,内容要显得宽广。
王磐(约1470—1530)字鸿渐,号西楼,高邮(今属江苏)人,一生未仕。有《王西楼乐府》。万历《扬州府志》称其“洒落不凡,恶诸生之拘挛、弃之,纵情于山水诗画间”。
他的散曲,王骥德《曲律》曾评为北曲之冠,可惜流存很少。
其中多数是写闲适的生活情趣,文辞爽利俊朗,是其所长。如《沉醉东风·携酒过石亭会友》:
顶半笠黄梅细雨,携一篮红蓼鲜鱼。正青山酒熟时,逢绿水花开处,借樵夫紫翠山居,请几个明月清风旧钓徒,谈一会羲皇上古。
另一些作品则反映了社会生活景象。如套曲《嘲转五方》挖苦不停赶场子做法事的和尚,而小令《朝天子·咏喇叭》讽刺太监的作威作福,尤为著名:
喇叭,锁呐,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你抬声价。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那里去辨甚么真共假?眼见的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的水净鹅飞罢。
散曲特有的尖新泼辣的语言风格,在这里得到很好的发挥。
陈铎(1469以前—1507)字大声,号秋碧,邳州(今江苏邳县)人,家居南京。世袭指挥使,然不守官职,醉心于词曲,当时南京教坊中人称“乐王”。有《秋碧乐府》、《梨云寄傲》,内容以写男女风情最多,文辞流丽,《曲律》评为“颇著才情,然多俗意陈语”。他另有《滑稽余韵》,收曲一百三十六首,用当时以城市为主的各种社会职业为题,写形形色色的人情世态,是散曲中别开生面之作。因对象的不同,作者的态度有同情、有挖苦、有指斥,但偏重于戏谑嘲讽,也以这一类写得较为成功。如写里长“小词讼三钟薄酒,大官司一个猪头”,写巫师“手敲破鼓,口降邪神。福鸡净酒嗯一顿,努嘴胖唇”,写蒙师“抹朱涂墨几十年,野史歪文四五篇,诗云子曰千百遍”,都很传神。下面录一首完整的例子:
寻龙倒水费殷勤,取向佥穴无定准,藏风聚气胡谈论。告山人须自忖:拣一山葬你先人,寿又长身又旺,官又高财又稳,不强如干谒侯门?(《水仙子·葬士》)
吴中名士祝允明、唐寅也都能作散曲,多写男女风情,反映出他们纵疏放浪的生活。但存世的作品较少。
嘉靖前后,为明代散曲最为兴盛的时期,出现了众多的名家,作品的风格也更为多样化。从乐曲来说,在昆腔兴起以前,虽也有兼用南北曲的,但以北曲为盛;这以后,北曲衰落,南曲愈盛,因而有所谓南词一派。这一时期中著名的曲家,有沈仕、杨慎、金銮、冯惟敏、梁辰鱼等,其中冯惟敏的成就最为卓著,梁辰鱼则是南词的代表。
沈仕(1488—1565)字懋学,号青门山人,仁和(今浙江杭州)人,是著名的画家,散曲也很有名,有《唾窗绒》。
他的散曲专写艳情,描写刻露而生动,有“青门体”之称。如《琐南枝·咏所见):
雕栏畔,曲径边,相逢他蓦然丢一眼。教我口儿不能言,脚儿扑地软。他回身去一道烟,谢得蜡梅枝把他来抓个转。
这种曲子带有情节性,和元曲的精神及当时民歌的特点相通。
人或讥为“浮薄”,但总比那些迟钝的陈词俗句有生气。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正德间试进士第一,授翰林修撰。嘉靖初谪戍云南永昌,此后即长期生活于家乡四川和戍所云南之间。杨慎在明代以博学著称,也能诗,散曲有《陶情乐府》。其妻黄娥亦善词曲,近人合编两人之作为《杨升庵夫妇散曲》。
杨慎的散曲格律不很精确,王世贞讥为“多川调,不甚谐南北本腔”(《曲藻》)。内容多写心中的不满与愁怨,注重意境,稍带有词的风格。如《黄莺儿·春夕》:
一水隔盈盈,峭寒生日暮情。梨花小院人初静。玉箫懒听,金杯懒倾,月明闲愁秋千影。梦难成,村春相应,疑是棹歌声。
金銮(约1495—约1584)字在衡,号白屿,陇西(今属甘肃)人。中年随父宦游南京,后即长期居留。有《萧爽斋乐府》。金銮一生未仕,而多与达官名士交往,心中常感不平。
但他性情豪爽,善于把这种苦闷化作嘲谑,如套数《北双调新水令·晓发北河道中》自嘲说:“干了些朱门贵,谒了些黄阁卿,将他那五陵车马跟随定。把两片破皮鞋磨得来无踪影,落一个脚跟干净。”可以体会到豁达与苦涩的交织。在艺术上,他的散曲以格律精工著称,善于熔口语与丽辞为一体,既婉转又畅达,兼有诙谐之趣。只是应酬之作较多,是其一病。他的一些写妓院中生活情景的曲子,不作浪漫的美化,真实而生动。如《胡十八·风情嘲戏》:
寻思的意儿痴,作念的口儿破,睁着眼跳黄河,甜言甜语谎儿多。弄杀你小哥,图什么养活?吃的亏做一堆,识的破忍不过。
一些抒情之作,则写得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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