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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日半川明，幽人每独行。愁怀逢暮惨，诗意入秋清。鸟啄枯杨碎，虫悬落叶轻。如何得归后，犹似客中情？
诗中表现的不是优游山林的闲适，而是充满了阴暗幽凄。五、六两句所写是全诗的核心意象：枯杨被鸟啄碎，虫子用一根细丝悬荡在半空，落叶飘零，这似乎是生命遭摧残而且毫无着落与安全感的象征。这期间，他给自己起了个“槎轩”的别号，并在《槎轩记》中加以说明：自己犹如一块浮木，只能“随所遭水之势”漂荡，“安乎天而已”，即任由命运的颠簸。
高启这位当时最有声望的诗人竟被以腰斩之刑处死，是一个政治事件，由此朱元璋向不愿顺从的士人发出了明确的警告。这一惨剧加速了明初士风的转变。
就是高启，他后期的诗歌已不可能具有《青丘子歌》所表现出的高昂自傲的人格精神，其他一些个性不如高启强烈的文人，更不得不顺从命运的播弄，但他们同样感受着痛苦的人生经验。
杨基（1326—1378后）与高启、张羽、徐贲一起被后人称为“明初四杰”，名位仅次于高。其早年诗作意象新巧，运辞精工，显示出感受细腻、敏锐的艺术才华。如“鸦度风阵低，牛鸣月痕弯”（《梁溪暮归》），“林光落虚牖，坐爱衣裳绿”（《游北寺竹林》）等等。入明以后，杨基诗中绘景状物的唯美境界被怀旧的伤感和自叹身世的悲哀所取代，语言也从精巧变得简朴。如《遇史克敬询故园》：
三年身不到姑苏，见说城边柳半枯。纵有萧萧几株在，也应啼杀城头乌。
贝琼（1314—1378后）原是杨维桢及门弟子，明初应召赴南京修《元史》，后官国子助教。他的《铁崖先生传》以赞赏的笔墨写出杨维桢“出必从以歌童舞女，为礼法士所疾”的放纵事迹，但他的《秋怀》之二，却要求通过压抑个性、自我麻木来适应新的政治环境。诗中说：“蠢兹桔中蠹，化蝶俄天飞。翩翩苦不已，倏忽胶蟊丝。两翅既摧折，何日回枯枝？”
如果说这飞蝶隐喻着人生的要求，其最深刻的内容应是自由；
而诗人却竭力向自己证明：这种追求是愚蠢和徒劳的，结局是悲惨的。这种心态对于明初知识分子颇具代表性，正如娄坚《王常宗小传》所说，他们大抵皆“重足屏息以营职业，……
庶几乎无咎焉”。
袁凯（生卒年不详）少时以《白燕》诗得名，人称“袁白燕”。洪武年间任御史，得罪太祖，靠伪装疯癫才得幸免，以病归。他的《己未九日，对菊大醉，戏作四首》之一写道：
老夫爱此黄金蕊，儿子须将白酒赊。直到残阳下天去，更添灯火照欹斜。
这里好像保持着豪宕的故态，却分明有一种“佯狂”的味道。
一度十分兴盛的吴中文学到了明初，作者凋零，诗社瓦解，诗派式微，不复旧观，留下的是一片痛苦的声音。《四库提要》评论明初作家，喜用“冲融和雅”、“雍容浑穆”之类套语表示对他们的良好艺术风格的肯定，借以说明“文运”与“时运”相盛衰。这即使对部分作家是适用的，从反映时代变化的本质和大多数作家的内心感受来说，也不具有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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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宋濂刘基
洪武年间，在文学的正常进程被切断的同时，另一种倾向在官方政治力量的推动下逐渐占据文学的主流地位，这就是以宋濂、王祎等人为代表的“道统”文学。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浦江（今属浙江）人。曾受业于浙东大儒吴莱、柳贯、黄潽。元末隐居于乡里，一度信奉道教。至正二十年（1360）为朱元璋所征召，明开国后为《元史》总裁，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明初朝廷“一代礼乐制作，濂所裁定者居多”，被称为“开国文臣之首”（《明史》本传）。后因其孙宋慎受胡惟庸一案牵连，全家谪徙茂州，途中病死于夔州。有《宋学士文集》。
道统文学观由来已久，但这里也有区别：以韩愈、欧阳修为代表的唐宋古文家，在理论上主张“文以明道”，强调“文”的工具性，但并不轻视“文”；宋代理学家看到他们的不彻底性，于是提出“文道合一”甚至“作文害道”的论点，以防文人在“道”之外又受“文”的诱惑。宋濂的文学思想便是沿着理学家的极端观点。在《文原》一文中，他强调了文“非专指辞翰之文”，而是道的“象”即显现，文与道相始终，道在哪里，文亦在哪里。在其他文章中，宋濂也反复提出“文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白云稿序》）；“文外无道，道外无文”（《徐教授文集序》）。
以这种理论批评古代作家，就显出非常偏狭的态度。如在《徐教授文集序》中，宋濂公然提出孟子死后，“世不复有文”；贾谊、司马迁所得的仅是“皮肤”，韩愈、欧阳修所得的也仅是“骨骼”，只有到了宋代几位大儒，才“得其心髓”，才算得上“六经之文”。至于明显不合“温柔敦厚”标准的各种文章，在宋濂看来，更是“非文也”。
“文道合一”论是一种受官方支持立场，这一点可以由《元史》的体例得到证明。自范晔《后汉书》分立《儒林》、《文苑》两传，以区分经学之士与文学之士，后代官修正史多沿袭之。《元史》却取消了这种区分，单立《儒林传》，认为“经艺文章，不可分而为二”，“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元史》是奉朱元璋诏命修撰的，这样做当然迎合了他的意思。在朝廷正式支持下，这种理论必然给文学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宋濂的文集中，大量充斥着美化、歌颂明初统治集团上层人物及表彰贞节妇女的作品，这大概就是他的“道统”文学的集中表现。但历史已经获得的进展，即使用强力去扭转，也还是有困难。所以，就是在宋濂身上，也还是存在两面性。
宋濂在元末与杨维桢交谊甚笃，明初杨氏去世后，他为之作墓志铭，对杨的文学才能和成就推崇备至，甚至以相当宽容的语气描绘其晚年“旷达”和“玩世”的生活情态，这和他的严厉的理论颇不谐调。他另外还有一些散文，对生活实际比较尊重，因而在宣扬某种道德观念的同时，比较接近真实的人性。如《王冕传》，写出一个元末“狂士”的精神面貌，开头描写王冕少年读书情形的一节，颇有情趣：
王冕者，诸暨人。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暮归，忘其牛。或牵牛来责蹊田，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见。
又如《鹿皮子墓志铭》详细介绍陈樵“屏去传注，独取遗经”而自成一家的思想成就，《竹溪逸民传》写出一个出世高士的形象，由于作者对不同的人物个性能取一种同情的态度，都写得较出色。《送东阳马生序》自述早年在贫寒中求学的艰苦，也很真实动人。
宋濂的散文文辞简练典雅，少作铺排渲染。但偶尔有些描写的片断，也能写得相当秀美。各种文体往往各具特点，可以看出变化，不是那么僵板。总的说来，他的文章风格具有密吻于道德规范的特征，同时也具有较高的语言修养和纯熟的技巧，所以能够成为明初文学风尚的典范。
对于宋濂来说，非常可悲的是朱元璋根本不承认他是什么“大儒”，而带有侮辱性地称之为“文人”（见《明史·桂彦良传》）。因为在朱元璋的政治体制中，已不能够允许有“大儒”——社会的思想指导者存在，皇帝本人就是思想指导者。宋濂最后其实是死于无辜，也反映出明初政治的严酷。
曾与宋濂同为《元史》总裁官的王祎，也是一位著名的儒者。他的儒学思想在推崇朱熹的同时，综合宋儒各学派，有兼容并蓄的长处。对于文学，他的理论观点和宋濂一样，要求文章风格与道德内涵一致。如《黄子邕诗集序》所赞美的：
“斥漫衍以为简，屏华缛以为质，黜奇诡以为平，祛浮靡以为实。”这可以看出明初强调“道统”的文学对散文艺术风格的基本要求。
刘基（1321—1375）字伯温，青田（今属浙江）人。元末进士，至正二十年与宋濂同为朱元璋所召，后成为开国功臣，封诚意伯，官至御史中丞。刘基也是一位儒者，他的文学思想与宋濂大致相近。但不同的是：刘基在学术方面涉猎广泛，个性又慷慨豪迈，所以思想不那么拘谨，理学家的气息较少。而且，他的许多诗文作于元末，还没有受到明初那种高压环境的压迫，因此更多体现了传统儒学中积极的因素，表现出对于社会政治、民生疾苦的关怀，和个人追求事功的欲望。他的散文以短篇寓言著称。如《卖柑者言》讽刺元末身居庙堂高官“金玉其外，败絮其内”，《郁离子》中“楚有养狙以为生者”一章提出以“术”欺民而不能以“道”治民者必败，思想都很尖锐。不过，由于刘基的寓言主要为了借故事论说政治方面的道理，在文学性方面不是很注重的。
刘基的诗如《买马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