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之枭雄卢俊义- 第208部分

农民为“使用”政府和军队支付了高昂的费用，甚至预先交清了数年的费用，最后却痛苦的发现，政府和军队为他们提供的是伪劣的“服务”，这使他们不得不当亡国奴。

有宋一代的立国精神，就建立在对官僚地主的纵容上，统治者以此自吹为”宽容“。宋代的官员一边拿着历代少见的优厚待遇（说是养廉的），一边照旧贪污受贿，徇私舞弊，东窗事发时还可以从祖宗遗训中得到法律的豁免。地主大肆兼并土地不算，还要把这土地隐瞒起来不交税，仅仅京师附近的土地，连皇帝都不敢丈量，这个月下令丈量，下个月就收回成命，自称害怕”扰民“，王安石要在全国范围内丈量土地，很快就成了奸臣。

或明或暗的巨大收入使官员成为了最富的一群，全国绝大部分税收都被转运到集聚着他们的京师汴京（或者临安），供养着这个巨大的消费城市，酒舍勾栏，莺歌燕舞，繁华的奢侈品制造业，通宵达旦的夜市，官僚们在这里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苏轼已算治世能臣，但看他屡番蓄养大批歌姬，可想而知）。另一方面，普通手工业的雇佣劳动者却过着一天没活干，一天就没饭吃的生活，农村的平头老百姓更是不得不冒着杀头的风险去贩卖二十斤私盐。

宋朝由于人多地少，老百姓生活十分困苦，溺婴之风盛行，就是生了孩子怕养不活，把孩子溺死，尤其在福建等地少人多的省份。

虽然对宋词和宋朝那些文人骚客很有好感，同时对宋朝的都城汴梁很有好感，但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宋朝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在那里过的舒心的，准确地说，在宋朝生活好的恐怕只有统治者和少数达官贵人，望多了说，也只有那些被高薪奉养的官员过的逍遥，但他们也只能是芶且偷安，芶延残喘，今朝有酒今朝醉，拿老百姓的救命钱挥霍总把杭州当州，用钱去买安全，全然没有武备。这样一个短视，颓废的朝代，有什么歌颂的

宋朝是个只知道享乐的朝代，而这个享乐是统治者享乐，根本不管老百姓死活

如这样的国家是也许是官僚和士大夫的理想国，绝不是平民的理想国。

宋朝的工商业确实发达，但并非是赵宋朝廷想要发展什么资本主义，而是基于财政的入不敷出到处搜寻的生财之道。宋朝富，是朝廷富，是官僚富，并不代表这个国家富有，这是一个典型的官富民贫的朝代，如同各位看官知晓的某个朝代。

第五十四章　税制改革

细回顾赵宋朝廷的历史，就会明白这是一个让占据舆T＋僚阶层给浮夸起来的朝代。古代所谓的舆论，就是文人官僚的笔。满清贵族的屠刀逼着让汉人文官丧失了血性，数不清的文字狱让纪晓岚等人吓破了胆，除了钻进旧纸堆里寻章摘句，剩下的就是为了功名利禄协助满清狗皇帝篡改历史，以四库全书为甚。而在赵宋，则是朝廷利诱着文人官僚们放弃所谓为国为民的正义立场，只为赵宋朝廷和他所豢养的庞大官僚集团，这个既得利益集团歌功颂德、摇旗呐喊或者粉饰诿过。但是孔雀开屏之时也会露出那个无法掩饰的丑陋的屁股。满清后期的数千个不平等条约、数亿两白银赔款和数百万公里割让领土，是那些汉奸文人怎么也抹杀不了的丑屁股。赵宋时期萎靡的对外战争和频繁的财政危机是白纸黑字无法篡改的，败于辽、败于金又败于蒙古，它的版图日渐缩小和两度亡国是不争的事实。

看看赵宋朝廷现在的实际情况。冗员、冗费、冗兵，这三冗带来的沉重负担，到了北宋末年这个丧乱之际的亡国时候，居然一点改善的迹象也没有。王安石改革，立意甚好，却以惨败告终，最后落得个新旧党争，徒然消耗了宋朝国力。

赵宋厚颜无耻搜刮来的收入，百分之九十用在奉养那些百无一用的贪腐官僚（宗泽、李纲等人如非乱世安能扬名，看他们在朝廷受排挤的样子，就知道赵宋朝廷的主流官员是什么鬼样子）和屡战屡败遇到辽人惨败遇到金人更是不堪一击的残废军队。自宋真宗以下，宋室就开始积贫积弱，财政几次面临破产的危机。在仁宗庆历年间，国家就**到了难以支持的地步。浪费、贪污、隐田、优厚的官俸，使得宋朝的士大夫享受着前所未有的顶级待遇，而宋朝税收之重，却也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宋朝的优礼士大夫政策，使得它可以征税的耕地年年减少，巨额的税收落在了佃户和中小自耕农身上，至于商税也是盘剥中小商贩。宋朝的职业雇佣兵政策，使得它需要负担一百多万职业军人的一切费用，这样庞大的开支，只能用更大力度的压榨来支付。卢俊义在山东、河北到处所见，便是自耕农被压的喘不过气来，中小商人被压的接近破产。

卢俊义曾幼稚地想废除赵宋朝廷施加在普通百姓头上的苛捐杂税，只用汉唐时期的基本税制来收税。结果这个身在北宋末年，想要利用天下之财，为天下所有汉人打下一个万年基业的卢俊义悲哀地发现，古代的基本税收跟后世比起来实在是太低了，低到根本无力支撑持久的战争，低到根本无法借用整个国力去扩大中华的版图。

古代中国是没有西方纳税的概念，汉唐之前整体税收的比例是很低的，征收率只有百分之五左右，极大地低于国家管理所必需的征收率，这不是征税过高而是严重的征税不足。这样的结果就是造成中间的食利阶层（贪官污吏）的扩张，原本轻税的好处不能被老百姓所享受，而为食利阶层提供了搜刮空间，而国家反而征税不足，不足以应付一个国家的危机，这样的情况最明显的就是在明末的时候，皇帝为了几百万两军饷导致了灭国的大祸，而进城的流寇却轻易的在首都搜刮了几千万两的白银，征税不足也是危及国家的生存。

一个国家的强大，不仅仅是财富，更重要的就是国家调集财富的能力，二战前的德国、日本在这方面有特别之处，也是他们在二战初期的优势所在。而古代的中国，尤其是每个王朝最后阶段，由于几百年的积累，整体的财富还是很多，但是国家却无法把这些财富集中起来成为国家力量，以至于筹措不起足够的军费。中国古代一直宣称圣君的轻税富民，结果就是普遍税收率不高，国家集中财富进行战争的能力不足。

而且这宋代的税收管理是很有问题的，每个县的钱谷师爷几乎是世袭的，记录有本县的土地和人口，但是随着开荒和人口的迁移，这些师爷的账簿也是与实际差别很大，同时各个县的师爷们都有意的少记，以便自己截流税款，导致记载的与实际的差别极大，是几倍的差别。王安石等人搞变革和土地重新丈量，不但断送这些恶吏的财路，而且会使以往的问题浮出水面，那样的政治波澜是超过政治体制改革的，但是这样的改革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不过，古代中国的税收与现代世界接轨的只有一个地方，就是长江三角洲。古代俸禄由货币和粮食组成，而古代粮食主要来自淞沪太地区，在淞沪这个地区征收的粮食，正好有大运河可以运送到北方，而北方粮食产量低，征集粮食困难，而在长江三角洲以外的江南地区，丘陵的地貌也使粮食的征收和运送困难，所以古代主要的国家储备和俸禄均来自长江三角

些地方的皇粮税收有时候高达百分之三十以上，但是｜可以很好的生活，而且还成为了中国最富裕的地区。而这个百分之三十的征收率，也接近了日后世界的平均水平。

后世的世界平均水平为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40％，而后世中国的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不过在其他发达国家，民众收入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普遍在54％至65％之间，加上政府财政收入占40％左右，两者相加差不多是100％。

中国地情况有点奇怪。政府财政收入占生产总值地比重约为30％。百姓收入总额占生产总值地比重却在22％左右。两者相加只有52％。剩下48％大致有以下几部分：一是政府收费、罚没等形成地预算外收入。其中地很大一部分又转化为“小金库”。二是垄断国企地业绩、利润连年飘红。却并不向国家分红。收入都留在企业地腰包里。国企创造地财富既没有转化为政府财政收入。也没有转化为百姓收入。三是寻租性**、地下经济**、税收流失性**、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所造成地各类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占生产总值地132％至168％。即很大一块国民收入是以**、灰色收入地方式流进了个人腰包。而这是不会被统计成政府收入或百姓收入地。如此算来。后世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只有两成是百姓收入。有八成都被官僚阶层耗用了。其实宋朝时地财政状况跟后世没有太大差别。儒教下地科举官员们在现实可以找到对应地阶层。

有些二百五经济学家夸大宋朝地经济实力。他们认定北宋地税率只有25％入一亿贯。除以2。然后又虚夸一贯钱地购买力为后世地880。然后除以他臆测地九千万人口。竟然得出北宋哲宗时期人均生产总值为三万九千元人民币。二百五。典型地二百五。虽然宋朝地生产力在清朝及其以前地整个封建社会地所有朝代里可算首屈一指。但跟现代地中国相比。无论各行各业地生产力都差距甚远。有三千多元就很不错了。

宋朝表面地税率可能只有25％。但那只是基本地两税税率。但真实地税率应该是所有地苛捐杂税加起来后地税率。至少在20％…30％。宋朝所有官僚及其附庸地收入。包括哪些贪污**及其他灰色收入、强占地田产收入。估计占宋朝所有产值地50％。

为了确保能够利用天下之财来将扩张中华子民地生存空间。卢俊义毅然决然做了重大税制改革。改革地重点一是确定税率。二是限制官僚阶层对其他平民百姓地侵利。

对农业征收实物赋税。地主和其所属佃户地田赋合起来由地主上交实物15％收成。自耕农交租20％成。民屯自备种子耕牛者只需交租30％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