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心思和爱好。了如指掌之后，他进贡的法国玻璃八音盒、粉地金人磁盘等物品都颇受慈禧太后的喜爱。她经常在下人面前夸奖袁世凯会办事。
拍马的情商培养全在一个“顺”字。人的天性就是一个“顺毛驴”型的。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喜欢骂人为“顺毛驴”。其实，谁不是“顺毛驴”？只是有的纯种些，有的杂种些而已。
美国著名的关系学家卡耐基就是最大的拍马学理论家。他对人性的分析可谓人木三分，既然如此，我们就有必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隋炀帝对大臣宣称：“我天性不喜欢听相反的意见，对所谓敢言直谏的人，都自说其忠诚，但是我最不能忍耐。你们如果想升官晋爵，一定要听话。”这不光是独裁者的独裁本性，乃是整个人类的共同本性。隋炀帝喜爱人家吹捧他、拍他的马屁，下官也都会曲意奉承。隋朝的官员为了能提拨升级，大多厚着脸皮说假话，堪称“卖假求升”。这从反面告诉我们拍马者需要懂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道理。
古代的程师孟尝请于荆公说：“公文章命世，某幸与公同时，愿得公为墓志，庶传不朽：”公问：“先正何官？”程师孟回答说：“非也。某恐不得常倚左右，欲求以俟异日。”这位拍马的功夫可谓到了家，自己没死就去求荆公给些墓志铭以恭唯对方文章写得好。然而，该夫子还是以此得到了实惠，人家的关系处理得好，然如鱼得水。近代实业家盛宣怀的“电报”发迹历史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的“情节”。
一次，在李莲英的保荐下，醇王特地在宣武门门内的太平湖府邱接见了盛宣怀，向他垂询有关电报事宜。盛在以前和醇王并元交往，但是与其门客“张师爷”来往密切。从他那里，他了解到两个重要的情况：一是醇王与亲王不同，他不认为中国比西洋差；二是醇王虽然好武，但是并不认为自己的文彩差。“知彼”之后，盛宣怀从别人那里抄了一些醇王的诗稿来，念熟了好几首，以备用。胸有成竹之后，便有了高阳先生的以下描述：
“那电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回王爷的话，电报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全靠活用，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如此而已。”
醇王听他能引用岳武穆的话，不免另眼相看，便即间说：“你也读过兵书？”
“在王爷面前，怎么敢说读过兵书？不过英法内犯，文宗显皇帝西狩，忧国忧民，竟至于驾崩。那时如果不是王爷神武、力擒三凶，大局真不堪设想了。”
盛宣怀略停了一下又说：“那是有血性的人，谁不想洗雪国耻，宣怀也就在那时候，自不量力，看过一两部兵书。”
盛宣怀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接着他又把电报描绘得神乎其神，醇王自然要把督办电报的事业交给他办。从盛宣怀成功的经验中我们至少可以作出这样几点点拔：首先必须摸清上司的喜好；其次是要赞颂上司引以为荣的事情；三是要切记，赞颂领导本身并非目的，把自己成功地推荐给上司才是根本的目的。盛宣怀略施拍马小计，就顺利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拍马学上还有一个至理名言，叫“三思而后拍”。因为你在拍马的时候，多数情况下可能都是不止一人在场。如果你拍其中的一个人（要是领导就不用说了），其他人就会有连锁反应。俗话说：“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范某因与领导关系没处好，在职称没评上的情况下；一气出走到深圳打工，年薪十万，好不令人羡慕。一位与他交好的老师在范某办手续时这样拍马说：“现在谁有本事谁不走，只有没本事的才蜗在这。”这句捧了一人、得罪了众人的拍马语言实在不值得提倡。
说到这里，不由得让我想起了《故事家》中描写的一个幽默故事：一个人在家里请客，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只来了三个人。于是，他着急地埋怨道，“又不是没告诉诸位早点来。该来的不来。”这三位中有一人起身便走，他又加上一句，“不该走的走了。”其中有一人想，那我们就是该走的了，于是又“撵”走了一位。最后那位本来想耐着性子等一会儿。不料我们的主人转身对唯一的客人说，“我又没说他。！”嘿！真够绝的，这三位全部被撵走了。原来，最后走的那位在犯嘀咕……不是说他，那肯定是我了。
情商让我们活得愉快。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只有让别人活得愉快，自己才能活得愉快。否则，自己会处处受阻，上面我们曾提及过“倒拍马”的思想。事实上这类例子在中国古代并不少见，三国时期尤为明显。刘备与孔明的“犹鱼之有水”的关系已经为世人所熟悉。刘备“三顾茅庐”的“礼贤下士”让诸葛孔明深为感动，于是才有了日后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己”。
吴国孙权与周瑜的情义也是这么一种感情关系。正因为周瑜和孙权的关系是“内结骨肉之恩”、“祸福共之”，所以才有吴国独霸一方的“三国鼎立”之格局。周瑜后来不幸病死，孙权痛哭流涕：“公谨有王佐之资，今忽短命，我有谁可依赖！”孙权称帝后，还念念不忘周瑜的功勋，他曾说：“没有周公谨，我今天哪能称帝啊！”
在现实社会中，拍马学涉及到方方面面，除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还有“男男女女，朋朋友友”。关于“君臣”，我们已经谈的不少，下面我们用一定的篇幅探讨一下“父子”以及“男女”的关系问题。我们老家流行着这么一句话：“儿孙满堂一个样，看谁嘴上粘了糖。”言下之意，人总是疼爱会说的。过去，儿孙在家庭中争宠的现象屡见不鲜。而作者人的最喜爱谁呢？有的父母偏心就偏在谁的“精神贿赂”高。比如说，多表达一些想家的思想啊！多带一些父母大人的照片啊！
我们家过去是一个大家族。到我出生的时候，我们已经姊妹七、八个了。我的母亲一看到我们被父亲打了，就会唱她的顺口溜：“大的疼，小的娇，中间尽是受气包。”因为我是排在中间的“零余者”。
到了长大以后，这种情况就有了改变，母亲最疼爱的是我，这倒不是我刻意在兄弟姊妹们面前故意耍个邀宠的心眼。而是由于我自小就没离开过家，一出门就要流泪。记得那年我第一次出远门到千里之外的江南去读书，我和母亲抱头痛哭。而后我又不断地写信给家里，诉说自己如何思念家乡，想念父母。母亲逢人便说我最孝顺，靠得住。而我的哥哥姐姐们从来没有像我这样缠绵过，母亲老说他们是“白眼狼”，“娶了媳妇便忘了娘”。恋家本来是人世间本能的一种生活情感，母亲把它看得那么重要，真是不可思议。但是从中我却受益匪浅，而且进一步悟出了人生的道理来。
直到现在，父母他们还是十分偏爱我，平时会多塞一些钱给我们这个小家庭，而且对孙子也是倍加喜欢。这在兄弟姊妹们都看在眼里，但是谁都不提及此事。后来有了嫂子、弟媳以后，我的外号就出来了：“马屁精”。我甚至还听说了这样的闲话。弟媳妇对着我弟弟直吆呵：“看看人家老三混的，你这张嘴难道不是一个爹娘给的。”于是我的弟弟就把这话给原封不动地送上父母的耳朵边。不难理解，这意味着什么。一句活能使人笑，同样的一句话也能使人跳。母亲果然大发雷庭。弟弟一家不但得不到好处，反而在父母面前更为尴尬。
拍马学在男女关系中间讲究的是一个“悄”字。这个“悄”又有巧、妙、呢。只有有了这样的素质，才有“清”事可言。众所周知，白居易的《长恨歌》与《琵琶行》已经是千年的绝唱。对前者，人们多欣赏其对李隆基与杨贵妃爱情的描绘如位如诉；对后者，人们都为他那“同是天下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千古名句而叫绝。
可又有谁知道，就是这位写下了“商人重钱轻别高”的高雅之士，在伟大的同时还有着不伟大的一面。那是白居易七十之年的当口，“既老，又病风”，此时家中尚有二十来岁的家妓樊素为之提供性服务。此刻，老翁已经无力享受樊素的青春妙龄，但他仍留其于家中。而且，自老先生还专此作了一首《不能忘情吟》作为纪念，足见其风骚的个性。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他在“秋风瑟瑟夜送客”那个晚上的逸事：“添酒回灯重开宴，举酒欲饮无管弦”。想想看，和一个朋友饮酒还要找一个小姐作陪，不然就喝不下去。这是一种什么情调？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三陪”。找“三陪女”作乐，在今天可是属于“黄”的范畴。
如此说来，老白的诗还有什么情调？关于白居易的《不能忘情吟》，在他五十四岁时任苏州刺史时就有记载：“一抛学士笔，三佩使君符。未唤银青缓，唯添雪白须。公门衙退掩，妓席客来铺。履臼从相近，呕吟任所须。金嘶衔五马，钢带舞双妹。不得当年有，犹胜到老无。合声歌汉月，齐手拍吴俞欠。今夜还先醉，应须红袖扶。”
这首《对酒饮》意在抒发对仕途的不满，青春年壮时没有。而到了半百才有妓乐。但是有总胜于无。其中所写的以乐舞待客，听凭客人调戏，也都真实可信。要知道，在古时家庭里的奴隶分为好几等，家妓是最为靠下的一等。家妓的主要功能在于：一是其服务以技艺服务即歌舞之类为主，当然也逃脱不了性服务，但并不以这为主；二是家妓还可作为待客的工具，宴客时以歌舞娱宾，乃至奉主人之命提供性服务，不算门风之耻。家妓和二房、通房丫头是有区别的。这些家妓，十二三岁，最多十五六岁时买来，并不会什么歌舞，主人家得费一番功夫教习。于是这里就有一个矛盾，恰如白居易所说：“莫养瘦狗马，莫教小妓女；……马肥快行走，妓长能歌舞；三年五载间，已闻换一主。借问新旧主，谁乐谁辛苦？”那意思是说，买来现教，虽然年轻，毕竟费功夫，不入买人家调教好的现成，尽管年纪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