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伍六一又为什么不肯让许三多放弃？我不怀疑，如果没有伍六一的嘶吼，凭许三多自己，凭他想跟大家在一起的原始愿望，他会不会动地方，还真难说得很――没准儿他干脆就像伍六一说的那样，真的装蛋趴窝了。成才所在的那个终点，在那一刻，对许三多一点吸引力都没有，在那一刻，他连成才都不喜欢了，还能喜欢让伍六一断了脚都去不成的老A？可伍六一知道，如果让许三多再回去独守空营，对这个孩子来说，对自己来说，都是不再可以承受的失落。
于是，当许三多明白，伍六一的强烈愿望是让他冲向终点的时候，他冲了――不要忘记我在前面说过，许三多是个肯听他喜欢的人的话的人，他无比喜欢伍六一，所以，伍六一让他冲，他义无反顾。
袁朗看着许三多撕心裂肺地大叫一声，以不可思议的冲刺速度向自己奔来――这个人尖子，这个洞察世事的绝顶聪明人，抿紧了双唇，可以想象，镜片后的那双锐眼，必然早已濡湿模糊。
不易啊，像袁朗这种人，这世上还有什么事会让他感动至忍不住落泪？
“砚楼客”用“最后关头”来描述当时的场景有一点夸张。当时对许三多他们，我觉得应该是“重大关头”。因为“最后关头”，应该是指决定我们生死的那一刻。尽管如此，我确实觉得这段文字写得蛮精彩，生动地描绘出了许三多和伍六一的价值观在重大关头所闪现出的耀眼的人性光芒。
从一个人平时做什么，没有利益冲突的时候做什么，是不太容易明显地看出他的核心价值观的，除非你能够洞穿人性。在平时，它是若隐若现的，虽然也在起作用，但是不容易感觉到，而且有时还会被其他的因素所干扰甚至被掩盖。但是核心的价值观，一定会在一个人可能遭受不可挽回的损失的时候，充分地表现出来。事后用“一念之差”来为自己在关键时刻的表现作开脱，只能是一种自欺或欺人的搪塞。
对个人是这样，我个人觉得对一个国家和民族，对一种文化或文明的价值导向体系也是这样。在危难时刻，在紧要关头，在出现根本性冲突时，才能看出其本质。没有严重矛盾的时候，很多东西都被掩盖起来了。而在国家或文明层面出现重大关头的时间间隔，要比个人生活中出现类似情况的间隔长得多，通常是以几十年来计算的。所以我们个人难以靠自己的亲身经历，去观察和分析在关键时刻表现的国家或文明层面价值导向体系。因此普通人不容易看清楚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的真正差别。
人的价值观多种多样。有人可以舍生取义，有人则独善其身，还有人为非作歹。
绝大多数人都会有自己的价值观，哪怕你自己没有清楚地意识到。即使你自己并不清楚它的存在，在你一系列的选择中，它依然会默默地起作用。有的人飘忽不定，好像没有一个准则。其实在他飘忽不定的背后，如果你仔细观察，一定会发现一些不变的原则。比如善投机者，看上去总是跟着潮流在变，但是他们背后的原则，通常是追求个人的名利。
如果一个成年人真的没有自己的价值观，那问题就大了，需要找专家来鉴定鉴定了。
价值观的形成与天性
对于大家选择什么样的价值观，我没有资格给什么建议，这是每一个人自己的事情。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熏陶和教化的结果，也有天性在里面起作用，还有后天自己的主观努力。所谓天性，就是先天带来的一些本性。很多人不同意有天性这个说法，认为是唯心主义。他们认为人性都是后天造成的，而且相信物质的丰富会让人性变得更加文明。我们中国在春秋时代也有个说法，就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是当时齐国注重实体经济的宰相管仲所言。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事实佐证。
但是，人性真的是这样简单地为外界环境所决定吗？今天的物质生活已经远远超过历史了，但是我们能说今天我们比以前的人在本质上更文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残酷与野蛮，并不是因为当时人类比历史上其他时期在物质上更匮乏、更窘迫。事实正相反，发动战争的德国和日本当时都取得了历史上惊人的物质成就。而且它们也确实是以“文明”的名义在对别人实施暴行。用特例来解释它们当初物质的发达与残酷暴行之间强烈的对比，并没有多大的说服力。因为今天的美国也在做着类似的事情，尽管还没有走到那么极端。
１９90年我在悉尼留学的时候，在当地的报纸《悉尼先驱晨报》（Sydney Morning Herald）上看到过一篇读者来信；让我至今难忘。信是一个生活在澳大利亚某个小镇上的女孩写的。她不久前到悉尼玩儿的时候在闹市大街上被人抢劫。让她感到万分失望的是，在她遭抢而呼救的时候，周围大街上的人都无动于衷。她在信中满怀悲愤地问道：“生活在悉尼这样发达的大城市的人怎么如此冷漠而缺少同情心？在我的家乡，这是无法想象的情景。”
在物质的丰富与人的文明程度之间建立一种简单的关联关系，好像与真实的世界不太相符。
人性是比较复杂的，它包括很多的内容；而影响人性的因素也颇为复杂。我不太赞成把人性简单化，我更不赞成用一些简单机械决定论的眼光来看待人性，尽管这些看法中有一些符合事实的地方。或者说，我认为像“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样的结论是有很多附加限制条件的，不能简单地推而广之，认为其放之四海而皆准。
其实在西方的文化中用机械决定论来解释这个世界，是从古希腊开始的一个非常悠久的传统，其影响相当深远。不论是在西方的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中都能看到这条主线。它是西方文化的一个主流思路，现在正在影响着整个世界，包括中国。
我个人感觉，天性是存在的。
不久前，一位朋友曾经很认真地和我争辩：“你说天性存在，那为什么孩子被狼带走养大，就成为了狼孩？完全没有了人性？”我想这是因为人的天性需要一定的条件才能发育显现出来。就像一颗黄豆，给它一定的条件，它会长成一颗黄豆秧，发芽结果。但是，在另外的条件下，它只能变成有些人喜欢吃的臭豆腐。这时它作为一种特定植物的本质就体现不出来了。
当然人性的发展要比黄豆复杂，这里只是一个比喻。
任何比喻，如果较真的话，就都成谬论了。其实，任何语言表述如果拘泥于文字较真到终极的境地，也基本都是谬论。所以佛祖在离世之前说他从未讲过所谓的佛法。老子则说“道可道，非常道”。
人的天性是一个大话题，涉及哲学和宗教，就不详细讨论了。
在我1992年回国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不时有在海外的朋友问我他们该不该回国工作定居。我从来没有因为自己回国了，就建议他们也回来，而只是帮他们分析回来或留在外边的利弊。因为我觉得， 当他们犹豫的时候，就说明这个事情对他们是有问题的，真正想回来的人是不需要跟别人商量的。因为成年人一般没有必要与别人讨论价值观的事情。所以对于成年人，即便是朋友，我一般也不去和他们讨论价值观的问题。
价值观作用的客观性（1）
在价值观上，尽管我没有资格给大家什么建议，但是有一点我想告诉大家，那就是：选择什么样的价值观，你有自己的自由，但是，你的价值观带给你什么样的人生结果，就不是你一厢情愿的事情了。不同的价值观，会带给你不同的可能，以及相应的限制。这里有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你无法突破它对你的限制，除非你脱胎换骨，选择新的价值观重新做人；而它提供的可能是否能够变成现实，则取决于你的秉性和才干。
正是在工作中看到了这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我才真正理解了价值观是什么，以及它的重要意义。
其实，《士兵突击》以及其他一些优秀的作品，非常精彩地展现了不同的价值观对人的影响。这些内容不是编剧臆想出来的，都有真实的根据，所以才会在众多的观众中，引起那么大的轰动与共鸣。如果我们用心去看，能从中学到很多有益的东西。
比如《士兵突击》中老A选拔淘汰的那个重大关头，不只映照出了许三多和伍六一的人性，他们两个人的战友兼老乡成才的价值观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在许三多试图背着伍六一挣扎到老A选拔测试的终点时，成才意识到只剩下两个入选名额后，便痛下决心丢下他们独自向目的地狂奔。这段情节生动地刻画出了一个机会主义者在关键时刻的表现。成才是一个不断地在窥视有哪些对自己有利的机会，一旦发现就不顾一切地去抓住这些机会的人。
可是，这种机会主义的价值观最大的失败就在于它基本不可能抓住真正的机会。这就是生活中的辩证规律。
成才在如愿以偿进入老A不久，就被袁朗毫不客气地赶了出来。成才几近崩溃，煮熟的鸭子在他的手中奇迹般地飞向了天际。
这个剧的浪漫之处，是让成才在被袁朗毫不客气地把他内心中不那么光明的一面晾晒到阳光下之后，很快地洗心革面，改变了自己的价值观。几经磨难，他最后重回老A。一个人价值观的改变在实际生活中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编剧这样写，显然有其善良的用意。
前不久，我还遇到一件事情，从中也能看出价值观对生活的直接影响和作用。当时有个朋友找我问这样一个问题。
他的孩子在上初中，就读的那个中学非常好，现在考虑是不是以后去国外上大学。因为孩子是在海外出生的，所以现在的身份是外国人。但是他的班主任说最好别让孩子出国，因为这个班的孩子以后都能考上清华北大。老师讲，出国留学的机会总是有的，但是上清华北大的机会人一生只会有一次。那个朋友就想，上清华多好呀，清华在国内影响很大，人脉极其丰富，对孩子以后在国内的发展有极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