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1990年，这个数字下降到16％。
这些不同的婚姻经历有明显的经济原因。对于学历低的穷人，婚姻仍旧建立在传统的共同生产的基础上，夫妻双方把工作和家庭中各自的优势技能进行交换，丈夫在外面工作挣钱换来妻子照顾孩子和进行家务劳动。而现在女人有稳定工作的比男人多，这种模式就不合适了。学历高的人则比较容易跨过这道坎，他们可以把婚姻关系转变为伙伴形式，建立在消费而不是生产的基础之上。如果能够比较容易地用钱买到产品、服务和休闲娱乐，婚姻就变成了一种共享的乐趣。
不过，卡西·沃森肖特的经历显示，即使是夫妻双方学历比较高的美国家庭仍然在学习如何应对婚姻关系上的这些变化。工作岗位和家庭中的压力可能会让有些人重新考虑婚姻关系。青壮年女性的就业率大约10年前达到了最高点77％，从那时开始缓慢下降。家中有学龄前儿童的已婚母亲在劳务市场上的参与率从1998年的最高点下降了4个百分点，跌到2005年的60％。调查显示有孩子的女性工作积极性有可能降低。1997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发现，13有孩子的女性表示她们的理想是有份全职工作，到了2007年，该比例降到了大约15。
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很多家庭面临日益加重的经济压力，结果多年来生育率首次有了提高。15年前的很多年轻女性为了事业推迟结婚和生育时间，如今她们步入中年，事业有成，第一次开始考虑生育孩子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后期40岁以上的女性的家里有学龄前小孩的只有大约10％，21世纪初，这一比例大幅提高到30％。有些经济学家表示，这种突发的大龄女性生育现象可能会限制女性劳动力的供应。
但是，这一现象并不意味着女性放弃了她们在工作中形成的新的自我认知。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向工作进军，我看不到任何迹象显示妇女们会大规模地撤退回家。事实上，如果目前劳务市场的发展趋势继续下去，那么将来女性的就业人数很快会超过男性。
几年前我到印度访问，养成了一种打发时间的习惯，早上一面喝着咖啡一面推敲《印度时报》上那些征婚广告的意思。那些广告显得神秘而又吸引人。有个征婚者把自己描述为“男271714LPA工学XX工IMB”，我猜测，他是一个27岁的男孩，身高171厘米，月收入大约是4000卢比，XX大学的工科学士，在IBM公司当工程师。另一则广告带有自我炫耀的意思，“印度教，大拉吉普，斯旺卡尔英俊男孩，工硕，印工院哲博，3217023000的中央政府一级公务员”，大概是说征婚者是政府公务员、印度工程学院哲学博士。
这些广告除了文字简练且语气与美国房地产广告极为相似之外，还表明印度的求偶问题与其他地方如纽约或者伦敦的明显不同。广告的简单扼要令我吃惊，它与美国分类广告网站上“孤独的心”栏目中那些隔着一层窗户纸的挑逗简直是天壤之别，并且这些广告把爱情作了严格的等级限制。广告不仅把人按照社会主要阶层进行区分，例如婆罗门、刹帝利或者吠舍，还进一步划分种姓、区域种族以及语言群体，逐项区分，层层相套，就像俄罗斯套娃。
在印度，70％的婚姻是在同种姓氏之间缔结，印度公众不赞成不同种姓之间通婚。西孟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的中等收入家庭中，女人认为宁可嫁一个同一种姓的文盲，也不嫁给另一种姓的硕士毕业生。一项关于印度男人的调查发现，在他的种姓范围内找老婆的价值，是女方“非常漂亮”相对于“容貌一般”的价值的两倍。
不过等级婚姻最引人注目的本质是不加掩饰的务实腔调。就像广告中明确表示的，结婚是家族之间的交易，由男女双方家长商量定夺，为的是保证家族血脉代代相传。
由于妇女就业人数的增加和女性自信心增强，传统的婚姻交易遭到破坏，世界上很多地区的婚姻状况发生了变化。尽管女性在一些地区，例如巴黎、柏林甚至墨西哥城有了很大的影响力，但其他地区的旧时代的婚姻模式还在抗拒这种变革，这些地区的女性价值恰恰是最低的。
在印度，很多征婚广告提供的都是男方的条件，但这一表面现象并不能说明女方更有决定权。印度并不是一夫多妻制社会，男人可以用钱去买妻纳妾。印度的新娘实际上几乎一点权利都没有，她的父母可能还要向男方陪送嫁妆，一旦出嫁，她就是丈夫的财产。
嫁妆是沉重的负担。对卡纳塔克邦社会地位处于底层的制陶工人的研究发现，平均每个新娘的嫁妆相当于新娘家6年的收入。在西海岸的果阿邦，平均每个新娘的嫁妆从1920年的2000卢比提高到1980年的50万~100万卢比。
学者们对嫁妆的膨胀问题进行了激烈辩论。一项研究估计，全印度的嫁妆1921~1981年平均每年上涨15％。有人指出这是经济发展与收入增长的不均等造成的，有钱的底层社会的女性以嫁妆为条件寻找上层社会的新郎。另一些人认为20世纪20年代以来增长的男女比例形成了对男性有利的倾斜，因为女性结婚的年龄比男性小，随着人口增长，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新娘适合不同年龄段的新郎。确实如此，上面提到的卡纳塔克邦制陶工人中，有个妇女就抱怨说，包括她15岁的女儿在内的13个女孩正在竞争6个新郎。
但是新娘家付出的高额嫁妆并不能保证新娘们婚后的安全。据报道，即使上层社会的妇女也会因为婚后夫家人进一步索要嫁妆而受到丈夫以及婆家人的威胁、殴打甚至被杀害。印度国家刑事犯罪局报告每年大约有6000起“嫁妆谋杀案”，丈夫家人把妻子活活烧死。另一项研究则把死亡数字推算为2。5万人。
与男方的聘金相比，女方的嫁妆相对少见，但嫁妆现象并不是印度仅有的。在孟加拉国的恰帕纳瓦布甘、吉大港和谢尔布尔地区，研究人员在2001年的研究报告中说，嫁妆费用高达16万孟加拉塔卡，几乎等于该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4倍。报告中还提到了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嫁妆越少往往家庭暴力越严重。不过根本没有嫁妆的妻子与嫁妆极为丰厚的妻子遭受到的家庭暴力都比较少，这种女性可能有另外的原因。
由此必然引发疑问：为什么这些妇女花了钱还要挨打？为什么还会有嫁妆存在？多数情况下，这并不是新娘说了算的，她们的婚姻由父母做主。印度文化是父系的，男人继承和延续家庭血脉，与父母同住，照料父母，继承他们的财产。相反，女儿是家庭的负担，家人期待她们出嫁，到丈夫家居住，所以父母要不计成本地把她们嫁出去。
不过，对于印度的贫穷家庭来说，这是个非常沉重的负担，所以他们经常打掉女性胎儿，免得背上嫁妆这个沉重的包袱。
我们看一下印度西北部的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根据印度1981年的统计，6岁以下男女儿童的比例是108∶100，已经处于性别失衡状态。超声波技术的普及使印度的父母能够提早辨别胎儿的性别，根据性别选择人工流产的孕期妇女大幅增加。到2001年，统计报告显示，各个年龄段的男女儿童的性别比例已经到了124∶100。毫无疑问，嫁妆是有女孩的家庭不堪重负的重要方面。不过，南亚和东亚地区的很多家庭都不想生女孩还有别的原因。在韩国，给儿子娶媳妇的花费经常比嫁女儿高得多，但是2000年该国的统计显示，4岁以下男女儿童的性别比例是110∶100，这一比例显示存在蓄意打掉女胎的现象。一项研究表明，1992年韩国每1000个新生儿中有70个女婴失踪。
原因可能还在供求关系上。在一夫多妻制社会，例如肯尼亚的基卜西吉族，女人是稀缺商品，有钱人争相囤积，这就提高了她们的身价。在印度，她们就没有这种因稀缺性而产生的效益。
世界银行的人口统计学家莫妮卡·达斯古普塔认为，20世纪初印度的新娘是需要聘金的，而嫁妆的出现是由于婴儿死亡率降低，人口快速增长，从而导致求偶市场向男方倾斜。她对我说，如今由于人口增长减缓以及虐杀女婴的行为，使可与大龄男性婚配的女孩数量减少，这种倾向已经开始扭转。旁遮普邦的父母们如今开始出聘金到其他地区为儿子找媳妇了。
父系社会要求男性继承家族血脉，因而女性的社会价值较低。南亚和东亚地区打掉女胎的现象增加，不仅是因为超声波技术的发展，还因为生育率降低使家庭人口减少，但每家都希望起码有一个儿子。
研究人员强调，南亚和东亚父系社会制度下女孩价格低，因为她们从出生时就被家庭看做外人，终究要嫁到丈夫家去。她们既不能为家里传宗接代，也不能给父母养老送终，所以女儿根本就不属于自己的家族。社会秩序以男性为中心，女人则是娶来生孩子的，而且她们必须生儿子，否则毫无价值。
这类偏见中的一部分已经写进了法律。韩国1958年的《家庭法》规定，必须以男性为主要继承人，男人必须从本族以外娶妻，妻子必须把户口迁到夫家，孩子当然属于夫家。直到2005年，韩国最高法院才裁决女性结婚后也可以把户口留在父母家，2008年又允许孩子随母亲的姓氏登记户口。
即使在不同的社会和经济背景下这类做法也是存在的。美国2000年的一项统计发现，印度和韩国家庭的孩子都存在类似的性别比例失衡的现象，已经有两个女儿的家庭第三个孩子是男孩的比例比是女孩的高50％。
即使是在南亚和东亚，人口统计数字和经济的变化也有希望提升妇女的价值。韩国的工业化发展已经降低了家庭作为社会和经济中心的重要性，夫妻双方都在城市居住，都有养老金，对儿子的依赖性大大降低，儿子们也有能力追求独立的生活。生儿子不再是当务之急，同时，女儿在婚姻之外也有了价值，可以受教育，加入劳动大军。
印度过去的半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