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登纳当时拒绝组阁的原因。
自1918 年诞生起，这个年轻的共和国便是多灾多难。它的宪法虽然赋予
了各政党以充分的民主，可长期处于帝国政治制度下，又经历了战后政治、
经济、社会动荡的各党派却不能有效地适应这种自由的新制度。在帝国时期，
它们没有尝试过协调政策；战后，它们又不能学会相互容忍和相互妥协，因
而，充分的民主反使它们不能力就探索共同的政治目标走到一起。在这种憎
形下，政治上我们便看到魏玛政府大多数情况下的一般构成，即清一色的少
数派组成政府，政府在国会中不得不依靠大多数的容忍来取得支持。这种结
构是不稳定的，执政党的议会联盟稍有分歧便会破裂。魏玛共和国一任总理
平均只能干7 个月。在这样的情况下阿登纳拒绝组阁，自有其充分的道理。
在拒绝组阁的三年半之后，阿登纳在选举中以绝对的优势战胜对手，第
二次当选了每届任期十二年的科隆市市长。科隆市组织了盛大的典礼庆祝他
的连选连任。阿登纳泰然受之。当时他53 岁，他打算待这一届于满之后到
65 岁便退休回家伺弄他的花园，他十分热爱园艺。但始料未及，到1929 年，
一个新的动荡时期又开始了。
1929 年10 月24 日，这一天被西方国家称为“黑色的星期一”。美国纽
约华尔街突然出现了股市大滑坡，一下子造成全美的金融恐慌。美国金融恐
慌立刻波及靠美国道威斯计划帮助建立起来的德国金融体系，德国的财政状
况迅速恶化。经济萧条很快蔓延至西方所有国家：美国、德国、奥地利、英
国，以及依赖农产品出口和外贸的中欧、南美、大洋洲国家，最后是法国，
形成全球性的经济大恐慌。各国纷纷采取措施，以求自保。德国由于对英美
经济的依赖和它本身不能以关税壁垒自保的情形，处境十分不利。从1931
年5 月到7 月，德国国家银行的黄金储备减少了42％， 1932 年的工业生产
比1929 年危机前几乎下降了一半，破产的银行和工商企业达一万多家，失业
工人高达700 万，约占全国工人总数的一半。
经济的岌岌可危加剧了社会的动荡，魏玛政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更
迭，可是，无论是社会民主党的缪勒、天主教中央党的布鲁林，还是冯·巴
本和施莱彻尔将军组阁的政府，都无法克服尖锐的财政困难。魏玛共和国诞
生之初就背着重重的历史负担：虽然它对于帝国的灭亡毫无责任，却因继承
了威廉帝国的遗产而不得不承受履行帝国覆灭所留下来的凡尔赛条约的义
务，后者的许多强加性条款令德国人感到内心不服。于是，在这个经济、社
会的困难时期，民族问题又被提出来了。惯于煽动的希特勒很容易就把签定
令德国人受屈辱的凡尔赛和约的责任加在了魏玛共和国的身上。
像当时的许多人一样，阿登纳开始时不相信纳粹真的能够上得了台。作
为普鲁士议会的议长，他经常上柏林去，一般是一月一次。动荡时期他看到
纳粹分子经常“大打出手”，他也看到当时身居要职、肩负国家重任的政治
家们不去制止这些暴行。他很震惊地和柏林许多有影响的人谈过纳粹问题，
希望敲起警钟，但毫无作用。危机已迫在眼前，他感到“大家就像一只一动
不动地呆在毒蛇跟前的兔子一样，等着成为毒蛇的口中之食，毫无抵抗和麻
木不仁地看着悲剧演下去。”他建议魏玛政府采取一些强有力措施，比如有
效训练一支警察部队以维护社会治安，制止纳粹分子的野蛮行径，但没人响
应。他眼见魏玛政府的领导者拥有国家权力手段而不去使用，任由共和国被
纳粹侵蚀，民主被纳粹践踏。当他以旁观者眼睁睁看到魏玛共和国最终覆亡
在希特勒手中时，阿登纳深深地被刺痛了，他亲身感受到政治家的无能与庸
碌、民主的软弱在历史的危机关头的危险作用。他一生都谨记着这个教训。
1933 年1 月30 日，兴登堡总统任命希特勒组阁。当时阿登纳还担任着
普鲁士议会议长，普鲁士代表会议所拥有的某些权限令纳粹感到碍眼，纳粹
在此时已是为所欲为，准备通过法律手段解散普鲁士代表会议。作出这种决
议的权力，掌握在由普鲁士总理、普鲁士代表会议主席和普鲁士议会议长组
成的三人小组手中。2 月初，普鲁士代表会议主席克尔邀请大家开会，想在
纳粹提出国家总改革的时候作出一项关于解散普鲁士代表会议的决议。普鲁
士总理布劳思没有出席，代替他的是当时已被任命为“普鲁士帝国专员”的
冯·巴本。作为普鲁士议会议长，阿登纳在会上义正严辞地指出：这个小组
无权作出解散普鲁士代表会议的决定。因为第一、冯·巴本不是普鲁士总理，
无论是国家宪法还是普鲁士宪法都没有规定有什么“普鲁士帝国专员”；第
二、他本人作为普鲁士议长决不签署同意这样的决议。说完，阿登纳头也不
回地离开了会议。
他的反对并不能阻止事态发展。克尔和冯·巴本在他缺席的情况下作出
了解散代表的会议的决定。他那桀骜不驯的独立个性使他成为纳粹的眼中之
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33 年3 月，希特勒在大选前的竞选旅行中来到
科隆，他满以为阿登纳会到机场去欢迎他的到来，阿登纳却拒绝这么做，并
以最大限度的怠慢来表示了他对国家社会主义及其领袖的摈弃和蔑视。两天
后，希特勒在科隆发表演说，纳粹分子在城里挂满了宣传标志。阿登纳一大
早就命令市政工人取下了挂在莱茵河桥上的纳粹旗帜，为防止纳粹分子捣
乱，他又派出了一队警察去保证这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他的做法显然触怒了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不想要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
人同自己作对。大选之后，纳粹掌握了绝对权力，阿登纳很快成为不受欢迎
的人，大受排挤。他被加上凭空捏造的反对科隆人民的罪名，成为“叛徒”
和“人民公敌”，当众受辱，并最终于1933 年春天，被纳粹赶出了科隆城。
在被罢黜之后，阿登纳曾经上过柏林找当时的普鲁士内务部长戈林申诉
自己的情况。可以想象戈林对他的态度，他早已上了纳粹要消灭者的黑名单。
此前纳粹曾经暗示说如果他愿意主动引退，可以得到一笔丰厚的退休金。他
却拗执地呆到别人把他撵走。被罢黜的阿登纳命运悲惨，这时他带着七个儿
女，一贫如洗，没有退休金，银行存款也被冻结，连家庭生活也失去了保障。
突如其来的变化给阿登纳内心的打击极为沉重，他需要有一个时期来对
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作出思考。于是他把家人留在勒恩多夫，独自跑到离莱
茵河十五公里的玛丽亚拉赫山的一家本尼狄克教派的修道院中隐居起来。修
道院的住持是他的老同学老朋友，在这儿可以暂时避开纳粹的注意，不被其
搔扰，静静地思考一些问题。
“科隆之王”在修道院里留居了将近一年，这是他在纳粹时代过得最有
意义的日子。修道院里有着丰富的藏书，他贪婪地读了一本又一本，他有充
分的时间来进行思考分析。林中漫步和阅读书籍成了他生活的全部。据阿登
纳自己说，日后他关于欧洲和平的构想，也就是在那个时期形成的。
不过纳粹并没有将他遗忘。1934 年，他在施莱歇事件中受到牵连，6 月
30 日的“长刀之夜”，阿登纳遭到纳粹逮捕。他侥幸逃过了那次大屠杀，因
为纳粹查不出他有什么具体的证据。这一次他学乖了，不再公然顶撞纳粹。
在被释放之后，他回到了在勒恩多夫的家中，平日里深居简出，照顾家人，
以种花度日。有一件事使他连这种生活也难以为继了。他去了一次勒恩多夫
的射击协会，那儿的会员们大胆地吹奏了一支进行曲向他致敬，这支进行曲
恰是希特勒所喜爱的《巴登魏勒进行曲》，希特勒每逢盛大庆典出场时必然
演奏。大约是会员们只会奏这么一支由子，但纳粹当局却感到愤怒，像阿登
纳这么一位希特勒的藐视者居然敢于接受这种礼遇，这无疑是对元首的大不
敬，是一种挑衅。于是地方当局作出决定，再次勒令他离开勒恩多夫。
那是1935 年11 月的一个仟悔日，那一天阴沉而凄凉，从早到晚大雨如
注，莱茵河涨了大水，那灰暗得没有一丝光亮的天空恰如阿登纳的心境：科
隆市长的职位被撤了，他的家庭失去了保障，他的人民正在被遭受愚弄，前
途茫茫，看不到一丝希望。这时候他读了一本书：约瑟夫·康拉德的《台风》。
书中描写一位勇敢的船长同咆哮肆虐的台风进行艰苦搏斗的故事———切都
已经毫无指望了，但是船长并没有对风暴屈服，他沉着冷静，以坚韧不拔的
毅力做到了一切力所能及。最后，船长战胜了台风，重新看到了风平浪静的
大海。这本书使他得到了安慰，获得了勇气，他变得坚定多了，学会了泰然
自若地承受即将到来的一切风浪。
因为他曾是显赫一时的科隆之王，纳粹总是没有将他遗忘。1939 年波德
战争爆发之时，阿登纳的名字又一次上了一张列有莱茵省人士的黑名单，并
排名第一位。这次是一位不知姓名的好心人救了他，将他的名字从黑名单上
划掉了，使他得以逃脱厄运，而他的一个好朋友却因同列这张名单上而惨遭
纳粹杀害。1944 年他再次死里逃生。那年他被邀请参与卡尔·戈德勒策划的
刺杀希特勒的行动。当时他估计了形势，认为计划失败的可能性太大，因而
拒绝了邀请。在暗杀行动果然失败之后，纳粹同样也逮捕了他，并把他投入
科隆附近布劳魏勒的盖世太保监狱里。他假装生病而逃避了被转送到布垣瓦
尔德集中营的命运，然后在一位空军朋友的帮助下又从医院里潜逃了。后来，
盖世太保发现他藏在距科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