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和经济自由，这是不容置疑的，然而他也保存了人民主权和选举原则，各
被征服国家都同法国一样得到了一部宪法。这样一来，就存在一种政治生活
的格式，甚至拿破仑的专制主义由于反应力，也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在英国，
辉格党人非常善于体会并且乐于赞赏拿破仑各项改革的解放性质；在欧洲各
地，这些改革都被人认为是法国大革命启发下的成果，因此其必然产生的后
果是：凡是拿破仑从大革命纲领中屏弃掉的东西，总会逐渐重现出来。甚至
在俄罗斯，斯彼兰斯基的谨小慎微的改革也为俄国军官准备下条件，一旦对
法战争胜利把他们带到西欧的时候，他们就受到了法国思想的感染。从1812
年起，法国思想对西班牙的影响日益显著地表现出来，虽然西班牙是奋起反
抗法国统治的。霍韦兰诺斯在1809 年向中央“政务会”争取到的议会，在
1810 年9 月24 日召开，这是在原则上由省“政务会”选举产生的；但是被
法军侵占的各地区的议员是由逃到加的斯的各该地区人士推选产生的；而西
班牙所属美洲各地的代表二十六人，则由摄政会议指派产生。当时加的斯拥
有全国最强大的资产阶级，这些人所受新思想的浸染也最深；因此在议会里
就有一个现成的自由派多数，但是他们并不可靠地反映出多数西班牙人的意
见，因为多数西班牙人对拿破仑作战不仅是反对专制主义和外国占领，而且
也是在反对法国大革命。虽然如此，1812 年的宪法仍然只不过是法国1791
年宪法的一个翻版。1812 年宪法诚然仍保持天主教作为国教，并禁止信仰其
他宗教，但是僧侣和“奴才派”①却仍然拒绝接受宪法；自由派在1813 年决
定取缔异端裁判所，削减隐修院的数目并没收被解散寺院的收入。
一旦拿破仑帝国垮台，自由主义就会立即重新展开反对旧制度的斗争：
路易十八复辟时就不敢拒绝给法国资产阶级一个议会，而西班牙则将在1820
年首举义旗反抗神圣同盟。
三、文化生活
在拿破仑掌权的时期里，文化生活的进展出奇地缓慢下来。在欧洲大陆
上，各专制政府都致力于使人们保持缄默；英国人更多地关心具体细节的改
革，而少关心思想；在美国，文化活动完全没有展开。此外，在这些年代里，
进行讨论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每一个人采取一定的立场，各执己见，只等
战争解决，做出仲裁。最重要的是，战争吸引着青年人的精力，而日益增长
的政治上的民族主义转移了许多人的思路。但是，就继续在进展中的文化生
活而论，拿破仑的实验并没有使它焕然一新，论战仍然是在传统思想同十八
世纪思想之间展开的。
思想上普遍的麻木消沉状态不利于十八世纪思想，能够任意表示意见的
官方报刊、政府当局和教会无不或多或少公开地替反革命作宣传。虽然拿破
仑自己捍卫了一部分1789 年的遗产，但他是按照他特有方式捍卫的，而他并
无意求助于“空论家”。卡巴尼斯在1808 年逝世，但是德斯蒂·德·特拉西、
然格内和福里埃尔还在继续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理性论的实证主义仍然拥有
① “奴才派”（serviles）是1810—1813 年西班牙议会中效忠君主制度的保守派，由于他们对君主的卑躬屈
膝而得名。——译者
许多忠实信徒，其中就有斯汤达尔①。然而，由于同宗教复兴相协调的唯灵论
抬头，而鲁瓦耶…科拉尔正在巴黎大学加以讲授，理性论的实证主义便日渐黯
然失色。曼恩·德·比朗力图重新赋予人的思想以直觉认识自身存在的能力
和创造形而上学的本领，儒贝尔思想的发展也有同样倾向，而象比埃尔·拉
罗米居厄尔这样一个观念论者也有些屈从于当时流行的思想。在英国，哲学
上激进主义的开山祖师边沁的经验主义比法国观念论者更为显著，他正日益
关心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在德意志，占统治地位的哲学乃是先验论的唯心主
义，虽然它在国外还没有许多皈依者；这种哲学思想正日益受到神秘主义的
浸染，尤其是在谢林的思想里。
* * *
然而，科学却继续大有进展。在数学方面，拉普拉斯、蒙日、勒让德尔、
普瓦松、普安索和阿拉戈等使法国遥遥领先；在德意志，高斯才初露锋芒。
法国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也同样人才辈出、成就辉煌，如马吕斯、比奥、盖…
吕萨克、迪隆、夏普塔尔、贝托莱和泰纳尔等。但是英国在这方面也不相上
下，拥有沃拉斯顿、道尔顿和戴维等人；瑞典有柏采留斯，因而也不稍逊色；
朗福德虽定居于法国而原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在有关化合的许多基本定律订
出以后，化学作为一种科学终于确立起来，它不断地分解出许多新的元素，
它所带动的年青的化学工业飞跃发展。在自然科学方面，法国的贡献也超群
绝伦；在大名鼎鼎的拉马克以后，继起的居维叶和若弗鲁瓦·圣…伊莱尔又名
噪一时。动物学、比较解剖学和古生物学不再是单纯叙述性的；拉马克和若
弗鲁瓦·圣…伊莱尔提出了物种变异的初步概念，而居维叶则为物种不变的原
理辩护，在他们之间展开了十九世纪最有名的大论战之一。阿维奠定了结晶
学的基础，而康多尔在继续他对植物学的研究。比夏阐明了组织细胞的结构，
布鲁赛、拉埃内克、科维扎尔和迪皮特伦等人的工作大有助于医学的发展。
能与法国自然科学家分庭抗礼者只有亚历山大·德·洪堡一人而已，他以考
察西属美洲而闻名于世。在历史学和语言学领域里，德意志名列前茅，而在
政治经济学方面，则英国居于首位。
在十八世纪，科学知识曾不断被用来猛烈攻击种种传统思想；科学知识
进一步发展却反击了理性论的实证主义。拿破仑无意中促进了科学知识的发
达，他在中等教育中给科学以重要的地位，并保持国民公会所开设的各高等
学校，在这些学术机关里学者能亲自传播他们的各种发明。况且拉普拉斯、
拉马克、居维叶、安培等科学家也应列入当代最优秀作家之中。这些名学者
之中确实也有一些人把自己的研究附会于传统的成见，居维叶就是这样一个
人。他曾游学斯图加特，因而习惯于按属类和按种别思考问题，有如经院学
派一样，在他看来，科学无非是要论证上帝在自然界所已创造的秩序；他以
能阻拦敌对学派的实证主义的传播而自鸣得意。但是不管经过多少迂回曲
折，学者的客观研究不仅推动了思想的转变，也推动了经济的转变，从而推
动了社会结构和风俗习惯的转变，因此，这些研究无不间接地有助于摧毁与
之密不可分的传统势力。
* * *
反革命的领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继续利用唯理论的经验主义。1802 年，
① 斯汤达尔（1783—1842 年）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红与黑》（1830 年）、《巴马修
道院》（1839 年）等。——译者
博纳尔出版了他的《原始立法》，德·梅斯特在1810 年出版了《政制原理论》。
1808 年，夏尔·德·哈勒尔出版了《通用政治概述》作为他的巨著《政治科
学的复兴》的前奏，而这部巨著的第一卷到1816 年才出版。直到那时他的学
说自命是纯粹实证的：他同博纳尔一样，把他的学说建立在家长最高权力的
基础上，他论证这种权力是有事实基础的。然而，博纳尔和德·梅斯特是在
为权威的等级性辩护，并认为现代王权确属合法，而哈勒尔却在唱反调，他
要捍卫贵族的政治要求而否认国家的权力，在他看来国家元首只不过同其他
土地所有主一样也是一个地主而已，但这个地主非法僭有领主的权利，因此
理智要求退回到封建制度。
博纳尔，而尤其是约瑟夫·德·梅斯特，仍然要诉诸神意天命，稍后一
些时候哈勒尔自己终于也援引神意天命，并皈依了天主教。同样地，反革命
势力的大多数人要寻找哲学武器时也倾向于传统的宗教，而世俗政权对于这
个倾向也予以鼓励。世俗政权曾不断地猛烈打击天主教会的俗世物质利益；
世俗化运动推广到整个法兰西帝国和一些附庸国家，甚至也推广到巴伐利
亚。但是对于教会的精神影响，这些考验未必是无益的。罗马教皇庇护七世
继其前任之后也遭拘禁，因此引起人们的同情，这种同情是教皇在法国大革
命前夕所从来没有得到过的。低级僧侣受到国家政权的严密控制，实际上就
是受国家任命的主教的控制，因而本能地求助于教皇至上论。天主教会历经
磨难反而得到清洗并加强了纪律性，神职人员出身平民者较之往日为数大
增，因此教会正在聚集力量，只等拿破仑一旦垮台，便发出大举反扑的信号。
然而，护教的神学理论水平不高，而且不能免于受到时代精神的浸染。当时
各国政府无不奉行约瑟夫二世式的主张，即视《教理问答》不过是道德说教
的教科书，而视神甫只是政府的一个雇员。敌视知识的浪漫主义的影响，把
一些与托马斯主义①毫不相干的并且对教义具有危险性的因素引进了天主教
思想。即使博纳尔和德·梅斯特也不能完全摆脱这种倾向的影响；夏托勃里
昂的审美的和情感的天主教主义形成了一个教派，而拉芒内企图用常识和世
人的普遍同意来论证基督教教义的真理时，便不自觉地为以后的一次大分裂
打下了基础。虽然如此，仍然有一些相当重要的人物通过这些不同的途径皈
依了天主教。若干德意志浪漫主义者改信天主教曾经轰动一时；在罗马，有
一群德意志艺术家对文艺复兴前艺术家的作品发生兴趣，倾向于追摹当时的
表现方式，被称为“拿撒勒派”①；他们的领袖人物奥韦尔贝克在1813 年信
了天主教。在德意志和英格兰，新教也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