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头。牛的存栏数也减少了 150万头，羊的存栏数则减少了 600万只。粮食产量的降低与牲畜的减少，除了天灾之外，
更为重要的是人为因素。
比如，强行废止土地休耕的做法，使得地力耗尽而无法再生，导致数以百万计公顷的耕地沦为贫瘠的不毛之地。1963
年，一场“黑风暴”降临垦荒区。
5 月份，狂风卷走了数百万吨的黑土，撒落在萨彦岭的山脚下，以致一直增长的耕地面积骤减了 600万公顷。
人民的不满情绪日益明显。几乎所有阶层的人都在发牢骚。工人的不满是由于食品短缺，消费品供应不足。养老金
领取者和技术人员的工资一成不变。农民因自留地减少、牲畜被强行收购而怨气冲天。集体农庄庄员和国营农场工人因
效益不好而无心工作。部队军官因削减退休金而忧心忡忡，内务部部队的指挥员因取消津贴而人心浮动。更为要命的是，
党的中层干部开始与赫鲁晓夫离心离德，原因是第 22 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章第 25 条。这一条是这样规定的：
在选举党的机关时，应遵守经常更换其成员同时又保持领导的继承性的原则。
在每次例行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的成员至少更换 1／4。主席团委员一般最多只能连续当选三届。某
些党的活动家，由于他们享有公认的威信，具有出色的政治品质、组织品质和其他品质，可以在更长的时期内连续选入
领导机关。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关的候选人在不记名（秘密）投票方式下至少须有3 ／4 的参加者投票赞成方可当选。
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边疆区委会、州委会的成员在每次例行选举时至少更换 1／3 ；党的专区委、市委、区委、
基层党组织的党委会或支委会的成员至少更换一半。同时，这些党的领导机关成员可以连续当选，但最多不得超过三届。
基层党组织的书记可以连续当选，但最多不得超过两届。
全体会议、代表会议、代表大会根据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可以更长期地将某一工作人员选入领导机关。在这种情
况下，参加投票的共产党员至少须有 3／4 投票赞成，方可当选。
由于期满而不再选为党的领导机关成员的党员，可以在以后选举时重新当选。
说句公道话，赫鲁晓夫这一改革的出发点是使党的领导机构经常保持新陈代谢，实际上是推行党的干部任期制，废
除终身制，其用意是积极的。然而，这一改革却意味着党的各级干部再也不能把自己的职务看成是毕生的职业和终身受
用的特权。现在他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自己必须寻找别的工作并且学会适应它。由于这些新规定而
受打击尤为严重的，是上面所提到的中层干部。鉴于党的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从而任何中央委员或中央主席团委
员的最长任期都是 15 年，而区委、市委和州委的改选按规定每两年举行一次，因此在这些机关及其下级组织中的任期
最多只有六年。党的基层组织干部对第 25 条没有好感，并迁怒于赫鲁晓夫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按照生产的需要重新建立党的领导机构的做法还惹恼了此前拥戴和支持他的州委书记们。赫鲁晓夫的这一改革成了
他最不得人心的措施之一。按照新建制，原来全面负责所辖地区工作的州党委将一分为二，一部分全力以赴抓农业，另
一部分专管工业。从一开始，这种新的管理建制的缺陷就显露了出来。例如，州农业党委的任务不光是指导那些集体农
庄和国营农场的共产党员，监督这些农庄农场的党组织，而且还要负责领导所有为农场提供服务或加工农产品的工厂党
组织和党员。然而，那些为城乡培养师资的师范院校，那些服务项目当中包括维修农业机械的汽车修配厂以及那些生产
农产品包装物的工厂，却都属于州工业党委的管辖范围。问题还不止于此，主管农业的州委书记若要在州首府召开一次
农业工人代表会议，他就非得事先与主管工业的州委书记进行协商；同样，后者如果急于增加城市的蔬菜供应，也必须
同前者进行磋商。一旦收获季节来临，有关组织运输和选派市民下乡支农等工作就又引出来无数的麻烦。
各州两套州委班子之间的工作分工是有若干指导原则的，相互协调配合也可能行得通，但必要的前提则是绝不能出
现派生的复杂机构，造成重叠复设的局面。而实际情况却正是后者。不仅建立了两个州党委，而且还有两个州苏维埃执
委会，接踵而来的又是一大堆孪生机构：两个卫生局、两个教育局、两个财政局、两个文化局、甚至还有两套民兵指挥
部，等等。于是各州党政机关干部数目随之大增，其工作负担也更加繁重，相互协调成为泡影。
这一建制上的改革实施之后，各加盟共和国的党中央机构里不但有中央主席团，而且还设立了中央工业领导局和中
央农业领导局，各局又都下设自己的分支机构。一个规模较大的乡村区如果有工业企业，那么区委书记就不再全面领导
全区的工作；那些在工厂企业的共产党员现在归该地区工业区委的领导，而工业区委机关往往又设在另一处行政管理中
心。按生产性质改组党的领导机构建制造成的一连串问题还会不断大量增加，但这一体制自身复杂化的进程却并未就此
停止。随后，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中央主席团又出台了加强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权限的新规定。结果，这些委员会问
世不久，弊端已层出不穷。其下属各部门的分工界限并未消失，不过界限标准并不是依据国家不同职能加以确定，而是
按照各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内部的不同管理系统进行划分的。对于那些分别处于不同州域但彼此业务又有联系的企业，
相应的管理工作日益恶化，在全国实行一刀切的简单政策也日益行不通。现在，中央委员会又提出合并一些地方国民经
济委员会，同时建立一个全苏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其职能是协调其他所有地方经委的活动。但是，它的权力仅限于监
督工业，而不能管理各地方通讯、运输、建设、公共事业、电站以及其他同地方行政管理有关的领域。为此，在莫斯科
又设立了一个国民经济委员会，即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
这还不是一系列改革的最后一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建立之后，又组建了几个新的国家委员会，其业务涉及电力
工程、轻工业、食品工业和贸易活动。同时还成立了负责监督供应工作的全苏一级机构。所有这一切都使党政领导建制
系统变得极为繁琐复杂，使得全国各地各单位的干部不得不经常求助于挂在办公楼门厅里的机构分布示意图。
赫鲁晓夫还决定重建党和国家的监察组织系统。为实现这一目的，他不但在全苏一级设立了隶属于党中央委员会的
新的监察委员会，而且在加盟共和国、州和区级都设立了相应的监察机构。列宁关于党和国家监察制度的原则，在斯大
林时期被束之高阁；赫鲁晓夫这一措施旨在恢复以往的原则。但是尽管如此，新建立的监察委员会与列宁的有关学说仍
相去甚远，因为各级监委并非与党委平行，而是处于从属地位。区一级的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由各区党委第二书记兼任
；在州级党委，由一名州委书记专管监委工作；在全苏一级，这个委员会则交由一名中央书记主管，当选者是谢列平。
在赫鲁晓夫的建议下，中央还宣布了其他一些有关任命事项：尤。弗。安德罗波夫担任中央书记，瓦。伊。波里维
科夫担任苏共中央农业局主席，亚。彼。鲁达科夫接任中央工业局主席。
一句话，政府干部们被类似的无休止“重建重组”活动搞得腻味透顶。赫鲁晓夫作为所有新花样的设计者，更是累
得够呛。年近 70 的他愈来愈感到精力不济，每天回家时都疲惫不堪。他在位于列宁山的住宅周围转上两圈，一吃过晚
饭，便从公文包里取出各种颜色的文件夹——这是晚上的工作，通常他要工作到深夜。赫鲁晓夫也很清楚他的精力已每
况愈下，而且即将来临的 70 寿辰也标志着一个界限。他愈来愈经常地谈到有关接班人的想法。他不止一次地向家人谈
起希望退下来，有时是随便说说，有时则挺认真。他与中央主席团的成员们在一起时也不时提到这个问题。
“我们这些老头子已经干满了年头，应该让路了。要让年轻人有工作的机会。”他说。“您这是怎么啦，尼基塔。
谢尔盖耶维奇！您的气色很好嘛！
您的精力可要比年轻人充沛得多。“同事们大声地对他的想法作出反应。权力继承问题在 22 大之后，是他想得比
较多的一个问题。一个人选不行，换第二个，第三个。老是定不下来，他想要找到的这个人，首要条件是要年轻、精力
充沛。他终于从众多的候选者中看中了弗罗尔。罗曼诺维奇。科兹洛夫。然而，他却病倒了——中风。赫鲁晓夫从医生
那里得知的情况是，科兹洛夫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不是一两个月就能康复的。至于工作，医生们的回答是：绝对不行，
他会瘫痪，而且过分激动会引起再次发作，导致死亡。
看来，科兹洛夫是不能指望了。科兹洛夫一病不起，使赫鲁晓夫面临更麻烦的问题，不只是谁来接他的班，更紧迫
的是谁来担任中央第二书记这一职务的问题。他为接替科兹洛夫的人选绞尽了脑汁。他认为担任这一职务的人既要懂得
国民经济，又要懂得国防，又要懂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要懂得人。他当初之所以挑选科兹洛夫，也是从这几点出发的。
他认为科兹洛夫在地方上干过，又曾独当一面处理过问题，对经济了如指掌。起初，赫鲁晓夫认为谢列平比较合适：年
纪轻，经过共青团工作的锻炼，又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