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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见康生来访，急切地向：“怎么样？”康生说：“主席听后不说什么，我现在真有些担心。”江青一听跳了起来，击着掌说：“哎呀，沉默就是同意嘛，你不用怕。以后看我的了。”
江青由于在北京碰过鼻子，因此这次救人帮助的时候，就不敢在北京找，而是跑到上海去，找来了张春桥、姚文元，向他们交待写批判《海瑞》的事宜。两人正恨不得有机会巴结第一夫人了，这送上门来的当然不会放过，答应了下来，具体由姚文元执笔。
1965年8月，姚文元经过九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姚文元每改好一段都由张春桥夹在《智取威虎山》的录音带内，用飞机送到北京，“保密了七、八个月，”并约定对周恩来封锁消息。事后江青透露说：“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会扼杀这篇文章了。”他们甚至秘密得连毛泽东也不知道。1967年2月，毛主席在一次接见外宾时也曾经谈到过：“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
毛泽东看后，开始不同意，说没有这么严重吧。但江青并不罢休，她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把张春桥、姚文元引荐给毛泽东，由他们进行游说，中心强调《海瑞罢官》有问题，与彭德怀罢官有关。经他们油嘴滑舌的这么一渲染、编造，毛泽东终于被说服了，并同意在《文汇报》上发表。
姚文元的文章出来，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多数对文章持批评态度，并写反批评文章投往《文汇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都不同意这种不讲道理纯学阀腔调的文章。彭真还下令，北京各报一律不准转载，凡有关点名批判的消息和报道，要向北京市委请示。
江青自姚文发表后，就坐镇北京，观察形势动态。不久，她发现有点不妙，怎么北京各报竟一点也不报道，平静得连一点涟漪都没有。当她打听到内情后，即刻暴跳如雷，跑到毛主席那里告状，说北京各报封锁姚文是有组织、有预谋、有步骤的阴谋。
在这种情况下，彭真只得同意北京各报刊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但强调指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凡提吴晗的名字都加上‘同志’”。
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但严格定在学术范围里，所以把它安排在“学术研究栏目”里，。同时还加了经周恩来同意的“编者按”。“按”语强调贯彻“双百”方针，讨论问题应“采取说理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的态度，“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
但是形势的发展使得这种努力终归化为泡影。
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等谈话，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泽东在四人帮一伙的欺骗下，接受了康生的看法。《海瑞罢官》直接具有了政治的性质。
随后，江青如获至宝，她利用这点，组织文章，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批判，竭力歪曲事实，无限上纲，横加罪名，造成了学术界、文化艺术界思想的大混乱。
吴晗对此虽有所准备，但仍感到震惊和意外，他感到一股汹涌的恶浪正向自己滚滚袭来。为了减缓冲击的力度，吴晗于12月7日发表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表示欢迎大家参加这次学术批评，多方面地发表意见，以便对过去长期没有解决的若干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从而导致问题的解决。同时，他还把1959年、196O年中研究海瑞的情况开列了一个时间表，说明研究海瑞并非影射庐山会议。
彭真为了正确地引导学术争鸣，66年2月3日召集中央文革五人小组，制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又称《二月提纲》。提纲试图对学术讨论中“左”的倾向加以限制，要求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放”的方针，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以理服人，不要象学间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欢迎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改正错误，不要和稀泥，不要不准革命。还提出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要慎重。
2月8日，彭真、陆定一、许立群等去武昌向毛泽东汇报《二月提纲》。康生也随机前往，毛泽东对《提纲》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只是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彭真回答说，吴晗经过批判还可以当副市长，吴晗与彭德怀也没有组织联系。2月12日，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二月提纲》，并同意向全国转发。
可是，江青一伙从一开始就不是想搞学术争鸣的，现在看到彭真等人还多方设法限制对吴晗及其剧作的批判，感到非常恼怒，于是把批判的政治目的再升一级，公开把矛头指向北京市委。江青、康生三次到杭州向毛泽东报告，说北京市委和中宣部保护右倾机会主义，支持“翻案”，阻挠左派，搞独立王国。
彭真、陆定一、吴晗、邓拓、廖沫沙等人大难临头。江青一伙搞垮北京市委的目的实现了。
但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的最终目标是指向中央一线领导，为夺取最高权力扫清道路。他们利用毛泽东的信任，在陈伯达，康生主持起草的《五·一六通知》中打开了批斗中央领导的突破口。《通知》指出要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混进这些领域里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作斗争，清洗这些人，有的则调动他们的工作。这预示着一场大的风暴即将来临。
因批《海瑞罢官》而受牵连的有上万人，作者吴晗更是难逃厄运，含冤而逝，这成了新中国的一大冤案
江青舞剑意在周公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受中央委托主持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开始了对各方面的全面整顿。在经济领域中主要整顿由林彪的“突出政治”所造成的生产混乱的状况；在政策方面，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要求在揭露批判林彪集团罪行的过程中，把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放在重要的地位。他说；“极左思潮不批透，你们就没有勇气贯彻党的正确路线。”
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工具》等三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文章，尖锐地指出林彪是煽动极左思潮的罪魁祸首。
周恩来的一系列举措施实际上是对“文革”错误的纠正。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立即紧张不安起来，如果让周恩来继续整顿、批判下去，势必也把他们自己拉扯出来不可。于是他们想方设法进行抵制。
张春桥、姚文元指使《文汇报》以召开工人座谈会的名义，整理一个材料上报毛泽东，说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就是对“文革”的否定，还说工人不同意批“左”等等。
11月28日，中联部、外交部在召开外事工作会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周恩来批示同意。12月1日，轮到张春桥批示时，他就故意作难，批示说：当前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批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江青则更是唱反调，12月3日，她批示道：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也批他在某些问题上的形左实右。在批林彪的问题上完全与周恩来对着干。江青一伙对周恩来的痛恨从这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了。他们总是想方设法找借口要批倒周恩来。但“文革”自林彪死后，就搞得不象从前那样乱了，要批周恩来不太容易，最好是来个什么具体的批判运动，然后借这一运动把周恩来夹带进行批判。可机会在哪里，正在他们愁眉苦脸的时候，有人来告诉江青，说在搜查林彪卧室的时候，发现了许多有关孔、孟之道的题字条幅、卡片资料。条幅是林彪亲手写的，有写给妻子的，有给儿女的，有名言警句，也有生活戒律。它们大部分都是从古书上抄来的。其中有三幅内容大体相同的条幅，特别引人注目。条幅上写着：“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书赠叶群同志，育容。”
江青一听，想林彪天天喊毛主席万岁，回家却专崇拜孔子、孟子，这不是复古倒退，不是极右，是什么？！而周恩来却说是极左，简直是说瞎话，可以利用这一点对周恩来进行狠狠地反击。于是江青喜出望外，立即指使谢静宜、迟群等三人到林彪的卧室里搜查，把那些条幅、卡片、笔记统统收起来，分类整理，还特别地叮嘱说，等着急用。
江青为了邀功，也为了探探毛泽东的态度，马上跑到毛泽东那里汇报，说林彪那里有大量的肯定孔、孟的言论。毛泽东听后，略一沉思，说凡是反动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江青听后，甚为高兴，心想以后可以在这方面大作文章了。
于是，以杨荣国《孔子——顽固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的文章为起始，有关批林批孔的文章逐渐增多，群众在批林的时候也渐渐地同时批孔了。面对这种形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聚首在一起商议下一步该怎么办。对于形势，他们一致认为现在的批林批孔还没有形成一种自觉的、有组织的运动，但是只要再抓一把，这种运动就能形成。
江青“四人帮”为此欣喜若狂，为了使这运动迅速地开展起来，他们迫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