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医院，闭门谢客。同时，还给驻南京的各军代表拍发了一封电报，假惺惺地说：“牺牲前约，自古所难。然使有裨于国家，无背于信义，山非拘泥，亦不必争此小节。特以军民危疑之秋，维系之道，端在信约。一有歧异则动摇随之，此际虽欲力践前言，亦不可得。”在说了这一通冠冕堂皇的话之后，阎锡山毫无愧色地把去日本的船票给退了，对冯玉祥的态度也来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他以冯住晋祠不便为名，将冯玉祥骗到建安村软禁起来。村庄四周派军队封锁，使冯与外界隔绝。李书诚知悉后，会同山东名流王鸿一力劝阎锡山不可出卖朋友，阎锡山以沉默来对付对他的各种遣责。
阎锡山虽然出卖了冯玉祥，但又极想在冯的面前充当好人。7月12日，他到建安村见冯玉祥，极力解释自己暂缓出洋并非本心，而是有种种苦衷的。此时，冯玉祥已看穿了阎的诡计，知道他与蒋介石做了交易，但他不动声色，表面应付说，他非常理解阎锡山的处境，实地里则令部下向南京政府靠拢，以拆散蒋、阎并不稳固的联盟。
蒋介石看到西北军已归顺屈服，即派人送去军饷加以抚慰，而此时阎锡山对他来说再也没有多大的用处了，加上他对阎锡山的左右摇摆的不定性格很反感，于是不再打理阎锡山了。但阎的亲信在南京看到西北军与南京政府来往频繁，很是焦急，立即把情况电告阎锡山。
阎锡山看了电报后，隐隐感到一种灭顶之灾正向他袭来，老蒋的下一个目标该是自己了。想到此，他不禁自言自语地说：“看来；冯玉祥这张牌还是不能丢的呀。”于是他立即改变对冯玉祥的态度，于中秋之夜亲自前往建安村，当面向冯玉祥赔礼道歉，共商联合反蒋之计。冯玉祥看到自己的拆蒋、阎之计已凑数，也就乐意地接受阎锡山的歉意，阎、冯联盟暂时又建立起来了，阎锡山也获得了暂时的安宁，躲过了一场将要临头的灾难。
阎锡山凭借自己的园滑手腕，在蒋、冯、阎三角争斗中巧妙地游移，猎获了最大的利益，不愧为军阀中的不倒翁
孔祥熙鲸吞“华西”
提起孔祥熙，略懂中国现代史的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依靠与蒋介石和宋氏家族的特殊关系，运用手中的财权和行政权，在金融界呼风唤雨，捞取巨额钱财。不仅如此，他还通过自己所控制的官僚资本，象淌向干裂上地的流水，向实业界四面八方猛烈地渗透，然后把资本所流经的企业一一据为己有。华西兴业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华西兴业公司是胡仲实、胡叔潜弟兄于1932年兴办的一个综合性公司。它由地方军阀、官僚政客以及金融界等投资组成，拥有一个技术力量较强的班底，设有华兴机器厂、华联炼钢厂、华泰术厂、华一砖瓦厂、华西汽车修理厂、华西猪鬃厂、华西建筑工程部，并有铁矿、煤矿、耐火材料矿，还办有华西专科学校，培养所需人材。华西的经营活动也引人瞩目。它所承建的重大工程有：新建的重庆电力厂、重庆水泥厂和改建的重庆自来水厂。在内江、江津、成都、沪县、遂宁和湖北武昌等地新建和改建了一批电力厂，在重庆、成都等地承造的较大建筑如银行、学校、机关办公厅、仓库和住宅也颇多。这一个个有份量的工程项目，有犹一个个精彩华美的广告，在无声地向人们宣传着华西兴业公司，使得华西在西南广为人知，名噪一时。
但胡氏兄弟并不满足于眼前的辉煌，他们打算再筹资金与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合资对华联钢铁厂进行扩建，添置炼铁、炼钢、轧钢设备。不料正好碰上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奉行消极抵抗政策，致使大片土地很快沦陷，蒋介石政府感到南京不是久留之地，准备搬都重庆。一向统治四川的军阀刘湘，因蒋介石即将入川而惊恐不安，已感到自顾不暇，于是华联添置设备的计划即告搁置。但不久胡氏兄弟以及公司常务董事宁芷邨，经理胡子昂又看到了重新上马的一线希望。抗战初国民党政府在京沪等地失陷前，曾发动工矿企业内迁，在撤退至汉口的短暂时期里，仍觉不安全，于是又重新部署计划把各兵工厂和钢铁厂迁往重庆一带，并大力倡导“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要求“群策群力”建设大西南，并电令重庆行营成立“西南实业建设协会”，用扶植与补助等方式，策动实业界人士共同努力。这种“扶植与奖励西南实业”的政策，使胡氏兄弟深受鼓舞，他们设想借此东风把华联扩建为一个全国较大型的钢铁企业。
胡氏兄弟过去的经营一贯坚持与地方军阀打交道的“借其力量以谋发展，经营管理力保自主”的原则。因此为了获得贷款，他们频频地与重庆行营参谋长贺国光进行接触，重庆行营于是把他们的贷款申请向当时尚在汉口的国民政府转报。当时掌握国民政府财经大权的是孔祥熙，他同时担任着行政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四联总处理事会主席等职在道德上“实现自我”。，一个十足的“财神爷”，权势如日中天，贷款申请能否获得批准，取决于他金口是否开言。因此，胡氏弟兄一面函电在汉口的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兼任华西董事），请其代表华西与孔祥熙及经济部长翁文灏接洽，一面又以桑梓情谊电恳孔系要人、财政部次长、四联总处理事兼秘书徐堪从中摄合，还派经理胡子昂专程赴汉与孔、翁等人洽商。孔祥熙当时也正想在西南迅速树立经济势力，多方面伸展自己的触须，现在华西找上门来他正求之不得呢。于是立即派亲信、中央银行总务处长、中国实业银行董事长傅沐波为代表与胡子昂在武汉初步商谈。不久，国民党政府迁到重庆，孔祥熙亲率自己的几个人马与胡仲实、胡叔潜、胡子昂、宁芷邨等进行正式商谈。
经过谈判和暗地里的调查，孔祥熙了解到了华西是一条“肥鱼”，顿生吞并之念，一个设想在他心里萌生，迅即发散构成一幅宏伟蓝图展现在他的脑海里，就是：一旦将华西全部转移到手，就加以综合扩建，使之成为自己所掌握的重工业企业，并以此为基础，使抗战结束后逐步发展扩张至华中、东北等地，在中国建立一个为孔系所操纵的“重工业之霸”。这构想实在诱人，以致孔祥熙陶醉其中，久久回味，连傅沐波进来他都不知道。
孔祥熙见傅来到，忙说；“我正想找你呢，请你去华西探问他们是否愿意投资合办。”傅沐波当然不知道这话的意图是什么，但又不便多问，只唯唯地答应愿在与他们谈判时试探一下。
但当这问题传到华西的董监会上时，随即遭到有力的反对，认为这无异于“引狼入室”，贴后患于无穷，主张坚持申请贷款能现实化的过程，也是质料形式化为具体事物的过程。这一，与官僚资本建立“企业外部的联合”，不让其渗入内部。孔祥熙得知后，虽感到气恼，但决不因此而轻易放弃。让这肥鱼溜到他人的盆子里。当时四大家族除蒋介石把持兵工业及资源委员会的“国营”工业外，宋子文及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都在抢夺民营工业。孔祥熙急忙嘱孔令侃主持的中央信托局给予贷款。但只贷给少量的六十万元，而华西所需的是150万元，这六十万自然是杯水车薪，华西请求多增，但受婉拒。既然不行，也总比没有好，华西公司也只好先将这钱解决部分急切问题比如建厂的基建工程，趁海路现时还畅通的时机，在国外订购一部分生产设备和材料。
钱当然很快就花光了，这是孔祥熙所盼望的。华西又只好再向他续借，孔祥熙则有意刁难地说；“前帐未清，碍难照准。你们还是回去吧。”华西自知现在他们已经进退两难了，工程已做了三分之一了，一旦停下来又不知等到何年何月才能开工，损失将是巨大的。孔早就料想到华西会有这一天的，现在主动权回到他的手上了，他可以随心所欲地牵着华西的鼻子走了。于是他马上再派傅沐波与胡仲实等商谈，阐述官商合办的必要性，说抗战时期军需、民用钢铁的数量大，应当扩大建厂，以适应需要，也才有前途，并指出扩大建厂所需资金较巨，而贷款有限，难以成事，但这项事业关系抗战建国，政府和国家银行可以考虑投资官商合办。华西见已无路可走，只好答应。孔祥熙听说后，非常高兴，连说：“好！好！”。然后叫傅沐波请华西的主持人胡仲实、胡叔潜、胡子昂等到他的清寺范庄官邸来，见面后，孔祥熙竭力地称赞华西在川中所办的各项事业均有成效，最后还暗示性地说：“过去你们三位有相当的成绩，公司初办非请有经验的人主持不可。”
胡氏兄弟们听了孔的一番赞赏的话后，竟认为孔是可以依靠的大山，认为有了他就不愁以后没有出路；而且孔所主张的扩大建厂，也与他们正欲建立一个全国实业界中举足轻重的大型钢铁企业的愿望相吻合。于是同意接受与官僚资本投资组合中国兴业公司，并商定公司资本额为法币一千二百万元。公司成立后，孔祥熙即以“西南经济建设为中央急需进行之政策”为由，由行政院指使财政部令饬中央信托局、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行并分函经济部、四川省政府投资外，孔还指示他自己所经营的中国实业银行、裕华银行、祥记公司等投资。华西方面，则由本身所拥有的机器厂、矿场和华联、中电等生产设备经估价后作为投资，并另外拉来了一些地方军阀和地方金融界参加投资，把这些股份列入商股。结果官僚资本占资本总额的百分之八十一强，商股仅占百分之十九弱。
孔祥熙诱“鱼”上钩的计谋实现了。下一步决定给点厉害它尝尝了。1942年春，因法币不断贬值，中兴资本随之增值二倍，孔、傅随机提出另增资二倍，新增资本二千四百万元的尊严》、《哲学的基本问题：“还不存在”的本体论》、《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