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前面的“序”中，这些观点和看法，丰富了武侠小说的创作理论，对阅读和理解他的武侠小说是大有帮助的。
古龙曾在《大旗英雄传》序言中把自已的小说创作分为三个阶段：
“早期我写的是《苍穹神剑》《剑毒梅香》《孤星传》《湘妃剑》《飘香剑雨》《失魂引》《游侠录》《剑客行》《月异星邪》《残金缺玉》等等。
“中期写的是《武林外史》《大旗英雄传》（即《铁血大旗》）《情人箭》（即《怒剑》）《流花洗剑录》（即《江海英雄》）还有最早一两篇写楚留香这个人的《铁血传奇》。
“然后，我才写《多情剑客无情剑》，再写《楚留香》，写《陆小风》，写《流星·蝴蝶·剑》，写《七种武器》，写《欢乐英雄》。而一部在我一生中使我觉得最痛苦、受挫折最大的便是《天涯·明月·刀》。”
第一阶段的创作是古龙初入江湖的“闯荡”时期，此时的作品从结构、情节、人物乃到语言都没有摆脱传统武侠小说的束缚，但从小说的情节布局来看，已可以看出古龙具有巨大的潜在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并具备了一定的文学素养。
从写《武林外史》开始，古龙进入了武侠小说创作的探索阶段。这一时期他力图打破传统，有所创新，从《武林外史》到《铁血大旗》，再到《绝代双骄》，可以看出古龙不断探索的艰难“足迹”。
古龙后期的作品面貌一新，小说的意境深沉、幽远，富有诗意和哲理，小说语言洒脱不俗，人物塑造很有深度，小说的情节更是“奇”、“险”兼备，鬼神莫测，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古龙初步“江湖”时，乃为生活困境所逼，写小说是为了赚钱，学学别人自然方便。到了后期，困顿摆脱，责任感加强，对创作武侠小说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加上屡屡试笔，多年历练，语言、技巧也渐趋成熟，终于走出了古龙自己的路，亮出了古龙独特的“武功”。从此，“江湖”上多了一位“怪侠”。
以作品内容而论，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注重历史环境表现，依附历史，从此生发开去，演述出一连串虚构的故事。但从摄用历史材料来看，两人又有明显差别；梁羽生是虚构人物和事件，置入历史背景中，以此来强化历史氛围；金庸则直接取来历史人物和事件敷衍成武侠小说，其历史人物、事件，金庸写来煞有介事，常能以假乱真。两者都对历史进行了再认识、再评价，从作品含有的历史厚度而论，金庸比梁羽生更高一层，其写作技巧也高明得多。古龙的小说则根本抛开历史背景，不受任何拘束，而凭感性笔触，直探现实人生。古龙的小说不是注重于对历史的反思、回顾，而是着重在对现实人生的感受。现代人的情感、观念，使古龙武侠小说意境开阔、深沉。
就小说人物的主流倾向而言，梁羽生武侠小说中的人物道德色彩浓烈，正邪严格区分，人物的社会内涵丰富，但人物性格单一，有概念化、公式化的缺陷。金庸武侠小说人物性格复杂，具有一种反传统精神，小说人物亦正亦邪，危步于道德的悬索之上而能不失其坠，具有“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的复杂、矛盾性格，而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矛盾又是奠基在生活本身的复杂、矛盾之上，这样，人性的发掘就有了深刻而广泛的社会意义。古龙小说最注重的是人性的体验，他常用细腻的笔触去描写人物微妙而复杂的情感，常用生与死、幸福与痛苦这样尖锐对立的矛盾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高贵独立的人格，以此来揭示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真谛。在古龙小说中，多写变态人格，追求外化怪异人物性格的刻画，其作品主人公大多怪诞、神秘、孤僻、行事固执，自尊心强，又是性情中人，多情种子。这种情况可能与古龙的身世、心境、经历有关。
谈到小说情节，古龙武侠小说也和梁羽生、金庸小说有明显不同。三位大家都善于编织故事，他们的小说情节都十分曲折，构置巧妙，悬念层出不穷，伏线引出千里，环环相扣，此呼彼应。梁羽生武侠小说情节前工后拙，开篇十分吸引人，以后的情节则渐趋平淡，显得有点才气不足。金庸武侠小说恰恰相反，往往开局平平，随着情节的展示，人物纷纷涌现，情节盘根错节，主干巍峨，枚叶繁茂，宠大缜密的构思，诡异莫测的布局，奇迹联翩，回环波动，摄魂夺魄，回肠荡气。金庸的才思如同一炉火，小说情节犹如炉火上的一壶水，火越烧越旺，水越来越滚。古龙武侠小说的情节又不相同。他的小说从头至尾都跳动着最强的音符，情节奇中有奇，巧中含巧，偶然中有着必然，事事不可料，事事又得宜，计中套计，真中套假，假中存真，真真假假，变幻莫测。小说情节的发展根本无法预料，惊险频出，令人喘不过气来，而全书的缜密无隙又让人口服心折。古龙武侠小说的情节营构的确堪称一绝。
至于小说武功描写，梁、金、古三大家也有各自的风格。梁羽生武侠小说中的“武功”，虚幻中写实性很强，一招一式，清清楚楚，细腻而又逼真，紧张激烈，夸节有致。梁羽生的“武功”也具备道德倾向性，有正派武功，也有邪派武功；正派武功力道柔和，象征着善良、仁慈，既利于攻敌防卫，又有益于修心养性，而邪派武功则非常霸道，歹毒残忍，意味着邪恶，如修罗阴煞功、雷神掌、毒掌等。正派武功循序渐进，发展缓慢，但根基扎实，邪派武功进展神速，却容易走火入魔，贻害终身。几此种种，造成了梁羽生“武功”的既精彩又单调。比起梁羽生来，金庸的“武功”更令人神往。金庸将武功描写与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和传统文化精神融合在一起，琴棋书画，九宫八卦，医道，用毒，皆可化为绝世神功，并将中国传统的儒、释、道精神作为“武功”的最高境界。金庸还着力描写人物练功的艰难历程和坚韧性格，并有声有色、恰如其分地描述出主人公因祸得福、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必然寓于偶然之中的哲理意境，使金庸“武功”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金庸“武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诙谐有趣，在激烈的打斗中插入笑料，令人捧腹。古龙的“武功”风格与众不同，他是以“怪招”取胜的。他的“武功”重精神不重招式，如《边城刀声》中写叶飞的“飞刀”绝技，“天上地下从来也没有人知道他的‘飞刀’在哪里，也没有人知道刀是怎么发出来的。刀未出手前，谁也想象不到它的速度和力量……刀一定在它应该在的地方！……天上地下，你绝对找不到任何人能代替它。若不能了解他那种伟大的精神，就绝不能发出那种足以惊天动地的刀！飞刀！飞刀还未在手，可是刀的精神已在！那并不是杀气，但却比杀气更令人胆怯。”这里所写的“飞刀”，已不是一种纯粹的武功，而是一种高尚人格，伟大的精神，即叶飞老师李寻欢那种“仁慈、博爱”的精神，它表明的是“正义必定战胜邪恶”！古龙的“武功”又强调“攻心为上”，举凡人物的性情、情绪、脾气、衣饰、环境，乃至肌肉的颤动、松紧等，都会对武功的发挥产生影响，而高手决战是不容有丝毫错误的，“他们的心情，他们的神态，他们站着的姿势，都是绝对完美的。”在这种情境中，“武功”已不需套路，一招之间，生死立判。古龙的“武功”还表现出一种境界——禅的境界。它以彻心见性为宗旨，对敌手的体察靠的是忘我和物我合一的境界，因为只有忘我才能消除认识的局限性，才能迅速而准确地体察敌手武功的弱点。这种忘我境界是一种经过长期训练后所达到的随心所欲的自如状态，在这种忘我状态中，战斗者已成为“无意识的人”，心中已不存在作为观察者的“我”，有的只是手中的武器和对面的敌人；在这种状态中，身剑合一，战斗者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武功的威力，一击之下，毁灭敌手。正因为古龙“武功”有这些“怪招”，所以他“武功”的风格别具特色：无招无式，简短有力，重在精神，一击见效。
古龙小说在语言、技巧上，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独家风格。梁羽生小说的语言文采飞扬，字里行间透出浓郁的书卷气，故事中又常常用诗词歌赋、民歌俗语点缀其间，以创造优美的意境、气氛，烘托人物的内心世界。他的小说技法以传统继承为主，多用章回小说的形式铺张故事，叙事中有着明显的说书人的口气，表现出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金庸才如大海，浩瀚奔腾，文笔俊爽、潇洒、诙谐逗趣而又富于变化，他的小说既有诗情画意，柔绮委婉的情境，又如西方小说直探人生、命运的真谛。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地吸收西方小说的创作技巧，中西结合，使小说结构既精巧、繁复，又谨严、完整。古龙小说的语言句式短，句法多变，简洁、俐落、洒脱。文章随意挥洒、虎虎有生气，叙事力避平铺直叙，行文多跳跃抖动，情节惊险蹊跷而又不违情悖理，辟境造意，刻意求新。如果说梁羽生是恪守典雅，不失武林大家风度的话，那么金庸就是博采百家，融合中西技法，既典雅古朴、慷慨多气，又诙谐幽默、妙语解颐，挥洒肆纵，多样统一地开创了一代武林新风，是“武坛”的绝顶人物！至于古龙，则是大胆恣肆，不守成规，逞才离藻，笑傲“江湖”，力求新颖变化而又意蕴深邃的武林怪杰。
在国内，乃至港台，署名古龙出版的武侠小说有100多部，这些作品有的是古龙写了一半，由别人续写完成的，如《圆月弯刀》、《剑毒梅香》等，有的完全是别人所作，而以古龙名义发表的，如《铁树艳情》等。造成这种情况，乃因古龙成名之后，著作风行一时。出版商见有利可图，纷纷登门求稿，由于供不应求，便请别人代笔，于是伪作流行世上，真假参半，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