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术有长足进步，已有精致的“左伯纸”出现。
七 佛教·道教·黄巾
现在，我们叙述第一次宦官时代中所爆发的黄巾民变。它是中国最大的农民暴动之一，跟当时开始鼎盛的两大宗教相结合，反抗暴政。
这两大宗教，一是佛教，一是道教。
佛教据说于上世纪（一）六十年代传入中国（我们不妨推测，纪元前二世纪张窍通西域时，可能就带了进来），东汉王朝第二任皇帝刘庄曾梦见一个金人。有学问的大臣就告诉他，金人是西域（新疆）的一个被称为“佛”的神祗。刘庄随即派遣官员蔡忄音去西域求佛，那时还没有人知道西域的佛是由天竺（印度）传入。蔡忄音于六五年出发，两年后（六七）返国，随同他来的有两位外国籍的高僧：摄摩腾、竺法兰和白马驮着的佛教经典。刘庄特地在首都洛阳东郊。建造一座白马寺，招待这两位高憎并安置经典。不过事实上，白马到中国的六十年代时，佛教在中国已经大大地流行，亲王刘英——刘庄的弟弟就以信奉佛教，举国皆知。
道教是纯中国宗教，没有人知道它确实的诞生日子。道教跟道家学派有密切关系，老庄哲学的玄虚无为，很容易把人引入一种飘渺幻境。道家学派中有一部分人士转变为“阴阳家”，介乎学派与宗教之间。这种以炼丹炼金，求长生不死药的高级巫师，被称为“方士”，深受历代帝王的欢迎。以后方士中又有一部分转变为念咒画符的人物，道教遂在不知不觉中形成。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方士中一位大亨张道陵集神秘之大成，在四川鹄鸣山修炼。他用符咒为人治病祈祷，称“太平道”。追随他的门徒，都要奉献五斗米，所以也称“五斗米道”。张道陵死后，儿子张衡继承。张衡死后，儿子张鲁继承。张鲁时已到本世纪（二）末叶，各地混战，政府因他拥有群众力量，委派他当汉中（陕西汉中）郡长（太守）。
——但要到三百年后五世纪时，名道士寇谦之出世，才确定“道教”名称，并确定尊奉李耳为教主、《道德经》为经典、张道陵为先知。我们要特别注意，“道教”跟“道家”不同，犹如“狗”跟“热狗”不同一样。
羌战于六十年代最后一年一六九年被压平，东汉政府胜利的代价之一是；没有被战争直接波及的中原地区，因军需孔亟，在苛捐杂税和官员贪暴，以及地主剥削重重迫害之下，引起大规模的逃亡和民变。逃亡和民变又引起因劳力缺乏而产生的水灾旱灾蝗灾。水灾蝗灾又引起农村破产，到处发生人吃人的可怕饥馑。政府中宦官跟士大夫正斗争的如火如荼，没有人关心那些在死亡中挣扎的农民。农民为了生存，遂逐渐集结在一个标帜“黄巾”之下，希望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黄巾标帜下农民运动领袖张角以他的家乡巨鹿（河北宁晋）为根据地，供符咒传教，一方面称太平道，一方面又称弥勒佛再世，成为佛道二教的混血儿。传教十余年，门徒有数十万人。张角分全国为三十六“方”，每方一万人，用四句话作政治号召；“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甲子年是一八四年，一八四年遂成为贫苦农民的盼望。各地公共场所，城墙上，城门上都出现“甲子”字样，人心振奋。
甲子前一年（一八三）年终，张角的门徒马元义潜入首都洛阳，联络宦官作为内应，准备明年日期到时，夺取首都。可是如此庞大的组织中不可避免的会有内奸或变节分子，另一位门徒唐周，像基督教的犹大一样，向东汉政府告密。就在一八四年一月，马元义被捕，被最残忍的车裂酷刑处死。根据口供的牵引，辗转杀了一千多人，并通缉张角。张角仓促间下令起兵，一夜之间，百万以上的农民，掀起暴动。他们用黄巾裹头，以分别敌友。
一八四年距羌战平息，仅十五年。东汉政府用以讨伐羌部落的军队，恰好用以讨伐黄巾。那些凉州（河西走廊）部队在血腥中成长，强悍善战，没有经过训练的农民们，无法与他们对抗，尤其是张角又恰好病死，失去领导中心。于是这一历史性的农民暴动，只支持了十一个月，就被分别击溃。然而，这个世界却再也不能恢复以前的原状了。凉州部队开始轻视中央政府，大将之一的董卓，当中央征召他到洛阳担任宫廷供应部长（少府）时，他不愿放弃军权，拒绝接受。偏偏又遇到两个浆糊脑筋何进与袁绍，利用他来胁迫何太后。
八十年代最后一年一八九年，当洛阳追兵在黄河南岸小平津从宦官手中救出皇帝刘辩时，董卓率领大军，适时的赶到，刘辩就在凉州兵团护驾下，返回首都洛阳。
八 三十一年改朝换代混战
董卓到了洛阳后，他的凉州兵团马上把洛阳控制。中央政府原来那些分属于袁绍、曹操的禁卫军，在凉州兵团面前，噤若寒蝉。袁绍、曹操知道已无能为力，先后逃走。董卓忽然高兴地发现，他控制首都就等于控制皇帝，控制皇帝就等于控制全国。他本来只是一个地方部队的将领，现在成了全国主宰。太快的形势变化，使他把政治看的太过于简单。认为现在什么都有了，只缺少威望，而建立最大威望的最大妙法，莫过于把旧皇帝废掉，另立一个新皇帝。于是，他强迫刘辩退位，另立刘辩九岁的弟弟刘协上台。明年（一九○），更把刘辩和他的母亲何太后杀掉。
董卓没有想到，蛮干不但不能建立威望，反而引起强烈反感，等于把攻击自己的刀柄授给敌人。果然，正苦于没有借口的敌人有了借口，各地反对董卓的武力，在东方集结，推举门第最高的袁绍当盟主，讨伐董卓。董卓对洛阳是陌生的，他的根据地在关中（陕西中部），于是下令把首都迁到长安，距他进入洛阳只六个月。皇帝和人民，一齐踉跄上道。为了彻底执行，董卓纵火焚烧洛阳，自纪元前十二世纪姬旦在洛阳筑城以来，经营了一千四百年的当时世界最伟大最繁华的都市，化成一片焦土，一百公里以内，不见炊烟。居民仓促中向西搬移，既没有计划，又没有准备，像押送囚犯一样，凉州兵团夹驰道旁，奔腾鞭策，马蹄的践踏和饥饿疾病，使死亡相继，洛阳长安相距直线五百公里，沿途堆满尸体。
一个没有政治头脑的人偏偏坐在非有政治头脑不可的座位上，不啻坐在毒蛇的牙齿上。董卓的暴发户日子只有三年五个月。一九二年，当东方战争胶着时，宰相级官员王允唆动董卓最亲信的部将吕布叛变，把董卓刺死，屠灭董卓三族。——关于吕布干掉董卓的经过，民间流传的是一个爱情故事，故事说，王允有一位美貌绝伦的女儿貂蝉。他先让吕布跟她恋爱，等吕布入迷之后，王允却把貂蝉送给董卓，向吕布宣称是董卓抢了去的，激起吕布的杀机。
王允只是一个谋略家，不是一个有见识的政治家。那时皇帝的威信仍在，董卓死了之后，中央政府下令大赦，社会似乎又有恢复正常的可能性。董卓手下大将牛辅，驻防陕县（河南三门峡），不接受命令，击败前往接收他军权的政府部队。可是，不久他就死于军营中的一次夜惊。他属下的三个中级军官李囗、郭汜、樊稠，决心投降，但他们曾经在大赦令之后继续反抗政府，所以要求政府再下一次大赦令。王允坚决拒绝，他说：“刚刚大赦过，不到一个月，怎么可以再赦？”三个军官当然不愿亲自把头塞到刀口底下，只有叛变到底。他们向首都进军，攻陷长安。霎时间，王允成了叛徒，就在长安城下，执行死刑。三个叛徒则成了国家正式高级官员，昂然地下令镇压叛徒。
——政治，有时很严肃很残酷，有时也很滑稽很幽默，好像一场精彩的卡通，使人忍俊不住。
三个不成材的瘪三人物，分别担任宰相元帅，共执朝政。合作了三年，到一九五年，李囗、郭汇把樊稠杀掉，接着李囗、郭汜也反目成仇。李健劫持皇帝刘协，郭汜劫持文武大臣，就在长安城中对垒攻杀，五个月中，死伤数万人。长安成了恐怖与饥饿的鬼城。后来由另一位大将张济从中调解，两个小军阀才同意释放刘协和群臣，让他们东返洛阳。
刘协与群臣离开长安后，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壮的人向外逃散，老弱互相杀害煮食。二三年之内，关中很少看见行人。长安紧接着洛阳，成为第二个遭到浩劫的都市。
刘协和群臣刚逃出长安，两个小军阀才发现自己愚不可及地放掉了护身符，二人马上又化敌为友，联合率军追赶。刘协像被缉捕的盗贼一样，拼命地逃。明年（一九六），才算逃到洛阳。洛阳早成一堆瓦砾，没有房屋住，也没有东西吃，高级官员们亲自到野外拣柴挖菜，有些就在断瓦残垣间饿死。有些怀中有珠宝的，就被士兵抢劫后杀死灭口。御前会议也只能在废墟上举行，好像一个三流的破烂剧团，士兵们围着观看，脸上露着看闹剧时的惊奇和嘻笑。
这时，中央政府的权威荡然无存，全国被大小军阀割据，无处不在混战。东汉王朝划全国为十三个州，除兖州（山东西部）之外，混战遍及十二个州。最主要的军阀，有下列人物：
这些军阀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并非变民领袖，而全体都是政府官员，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首长或握有军权的将领。他们表面上对皇帝十分尊敬，即令任用小小官员，也要上奏章请求批准，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当刘协逃回洛阳，正狼狈不堪时，没有一个军阀运送一粒粮食或一文金钱。袁绍一度考虑过迎接刘协到他的地盘，但他又想到那等于平空弄一个管辖自己的主人坐在自己头上，只有傻子才干。唯一的英雄人物是曹操，刘协逃回洛阳的次月，曹操就率领他的兖州兵团抵达洛阳。洛阳太过于残破，无法居住，于是迁都到他的根据地许县（河南许昌）。
等到曹操开始用皇帝名义向全国发号施令，包括下诏责备袁绍拥兵割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