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幼年的时候，司马迁跟随父亲游历了很多地方，东南到过会稽（江苏苏州）；南方到过沉江湘江（皆在今湖南）；东方到过鲁县（山东曲阜）；西南到过巴郡（四川重庆）、蜀郡（四川成都）、益州郡（云南晋宁）。可以说他足迹走遍半个以上已知的世界，这对他开阔的心胸和写作的技巧，有很大帮助。父亲逝世后，他继任父亲的官职——天文台长（太史），随即着手撰写《史记》——中国第一部传记式的通史。
然而，当这部巨著写到一半时，李陵被俘，皇帝刘彻大怒，在专制帝王眼中，只有自己的命值钱，别人的命都不值钱，所以，他认为李陵应该自杀。大臣们谄媚刘彻，也一致认为李陵应该自杀。刘彻问司马迁的意见，司马迁的灾难于是来临，他回答的恰恰是刘彻所不愿意听的话，他说：
“李陵对士兵非常爱护，平时常以杀敌报国为最大志愿。如今不幸战败，而一些没有冒一点危险的大人先生，却在一旁议论纷纷，挑剔他的过错，使人痛心。李陵以不满五千人的步兵，深入沙漠与八万骑兵对抗，转斗数百里，箭尽力竭，但仍冒白刃反攻，部下毫无离心，自古名将，不过如此。他身虽被俘，却曾力挫强敌，也足以名垂天下。而且我更相信，李陵忍辱投降，绝非出自本心，他一定另有计谋，报效祖国。”
纪元前八一年，刘彻已死，在匈奴羁留二十年的苏武被释回国时，写信给李陵，劝他一同回国。李陵复信说：“我当时所以不死，只是打算效法前辈英雄，有所作为。可是，大志未成，全族被刘彻屠戮，老母都不能幸免。仰天捶胸，眼泪流尽，继之泣血。”忍辱负重的人不可能被狂热分子体谅。沉痛的心情，也不可能被浮滑之徒了解。所以李陵、司马迁不得不成为悲剧人物。
刘彻既决心屠戮李陵全族，对司马迁赞扬李陵的话，当然使他大为光火，就把司马迁囚入诏狱。法官会审的结果，确定司马迁犯了包庇叛徒的伪证之罪，判处死刑。司马迁的家人为他好不容易借贷到一笔赎金，才减为次一等的腐刑——将生殖器割除。
腐刑固然痛苦，但尤其羞辱，司马迁几次都要自杀，但他终于在残忍的命运下活下去，为的是要完成他的《史记》巨著，他的苦心使我们感谢。
《史记》上自纪元前二十七世纪黄帝姬轩辕，直到本世纪（前一）他受腐刑之后。用二百余人的传记，表达二千六百年间的人事变化和社会变动。再用若干表格和专题报导，作为补充。以简练的中国古文写出五十二万字巨书，成为中国史籍的珍宝。而且这种体裁，从此被史学家奉为圭臬，中国所谓“正史”，两千年来都跳不出司马迁所创立下的范畴。
司马迁所遭遇的酷刑，不是孤立事件或偶发事件。它普遍的存在，而且已长久存在。中国司法制度，很早就分为两个系统，一庭——军法系统。
诏狱法庭的特征是，犯法与犯罪无关。法官的唯一任务是运用法律条文编撰一件符合上级头目旨意的判决书。司马迁不过一个中级官员而已，即令最高级官员，只要陷进诏狱系统，都不能自保。像削平七国之乱，拯救西汉王朝的救星，后来担任宰相的周亚夫，他的儿子曾购买一些纸糊的刀枪之类的葬器，预备老爹死后焚化。有人告发周亚夫私藏武器叛乱，立刻就被投进诏狱。周亚夫向法官解释那些只是死人的用具，法官何尝不知道那是死人的用具，但他们的任务不是追寻真相，而是执行命令，只好回答说：“你虽然没有在地上叛乱，但很明显的，你将在地下叛乱。”周亚夫只有死亡。另一位农林部长（大农令）颜异，当皇帝刘彻发行一种专门向封国诈财勒索用的“鹿皮币”时，颜异仅只向外翻了一下嘴唇，也立刻被投进诏狱，法官判他犯了“腹诽”大罪——虽然没有在言词上反政府，但却很明显的在肚子里反政府。颜异也只有死亡。
诏狱法庭不限于直接冒犯了皇帝，一件谋反案发生后，无论这件谋反案是真的，或是出于诏狱系统——诬陷的，往往千千万万人牵连进去，包括各色人等。像亲王刘安谋反案，死于诏狱的就有数万人。刘彻亲信江充揭发的巫蛊案，死于诏狱的也有数万人。法官对失宠了的亲王、宰相、部长，当敢如此残虐的任意戏弄，低级官员和平民所受到的待遇，我们可用常识判断。以上世纪（前二）九十年代为例，十年中每年诏狱系统逮捕的囚犯，都有十余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百分之一。亦即平均一百人中，就有一个人因谋反罪而身系囹圄，这个数目使人毛骨悚然。
这是中国文明的一项耻辱，对此现象，路温舒首先提出呼吁，要求政府尊重人性，保障人权。
路温舒，巨鹿（河北平乡）人，跟司马迁相反，无论在当时或在后世，都默默无闻，他只不过是司法部（廷尉）一名低级的总务官（廷尉史），但也正因为身在司法部任职，所以比普通人了解的更为深刻。纪元前六七年，司马迁受腐刑已三十二年，他给当时的皇帝刘病已上了一份奏章，暴露司法的黑暗，他说：
“司法裁判，是国家大事，处死的人不能复生，砍断的手足不能复续。《书经》上说：‘与其杀一个无罪的人，宁可放掉一个有罪的人。’可是，今天的司法裁判，却恰恰相反。（奇。书。网…整。理。提。供）法官们上下勾结，刻薄的人，被称赞为廉明。残忍的人，被称赞为公正。主持正义、昭雪冤狱的人，却有被认为不忠贞的后患。所以，法官审讯案件，非致人于重刑不可，他对囚犯并没有私人恩怨，只是用别人的自由和生命，来保卫自己的自由和生命而已。他必须把别人陷入重刑，他才可以获得安全。”
路温舒又说：
“于是，死因所流的血，盈满街市。其他处刑的囚犯，更比肩相连。遇到行刑日子，每次都杀万人以上，诚感可哀。”
路温舒指出造成冤狱的原因在于口供主义，他说：
“人之常情，安乐时愿意活下去，痛苦时则求早死。苦刑拷打之下，要什么口供就会有什么口供。囚犯不能忍受酷刑的痛苦，只好照着问案人员的暗示，捏造自己的罪状。问案人员利用这种心理，故意把囚犯的口供引导到犯罪的陷阱。罪状既定，唯恐怕还有挑剔之处，就用种种方法，把口供修改增删，使它天衣无缝，每字每句都恰恰嵌入法律条文之中。锻炼完成之后，写成公文书，即令上帝看到，也会觉得这个囚犯死有余辜。因为陷害他的都是法律专家，显示出的罪状是太明显了。”
路温舒建议改革。皇帝刘病已的瓜是，下一道诏书，命全国法官办理案件时要宽大公平。仅靠行政命令当然不能改受悠久传统，因为冤狱与酷刑，是无限权力政治制度下的产物，此种制度存在一日，冤狱与酷刑存在一日。像司马迁、周亚夫、颜异。事实上任何法官都救不了他们。但路温舒的奏章，使我们发现中华人权所受的蹂躏，自古就没有有效的保护。这份奏章，是中国最早争取人权的呼声，虽然很温和，很微弱，而且又没有收到任何效果。
三 中国疆土的继续扩张
西域（新疆）各国自从张骞之后，便处于中华帝国与匈奴汗国两大超级强权的夹缝之间，左右为难。
匈奴汗国在西域早就建立势力，设有西域总督（撞仆都尉）。匈奴使节到西域，一切费用，都由所在王国供应。而中国使节的一饮一食，却要用钱购买，这已够中国不舒服了，再加上各国在匈奴的压力下，往往截杀中国使节，遂使中国终于发动一连串膺惩性的战争。
第一个跟中国发生冲突的是楼兰王国。
楼兰王国首都位于今新疆若羌；而东北重镇楼兰城，则位于罗布泊西数公里处，现在已全部陷于沙漠之中。我们在介绍中国沙漠时，曾谈到沙漠南移，并举楼兰为例。至迟在本世纪（前一），楼兰王国以及且末王国（新疆且末），（女若）羌王国（新疆若羌东南一百七十公里）、精绝王国（新疆民丰北一百一十公里），距沙漠都有一段距离，还是富庶的花花世界。可是二十世纪的现在，都成了断瓦残垣，寸草不生的沙碛废墟（注意现在地图上标示的，今鄯善不是古楼兰，今若羌也不是古（女若）羌）。
楼兰王国是西域最东的国家，跟中国最西的敦煌郡接壤。西域的南部被塔克拉玛干沙漠及白龙堆沙漠再分割为南北两部，楼兰城正是分道的港口，中国出使各国的使节，由楼兰城分赴沙漠南北。由沙漠南北各国返回的使节，则在楼兰城会合。冲突的时间是上世纪（前二）九十年代，比大宛王国汗血马战役要早三年。楼兰王国和车师王国（新疆吐鲁番），在匈奴汗国指使下，派出联合巡逻部队，专门截杀中国使节，以切断中国跟西域的交通线。中国的反应十分激烈。纪元前一○八年，大将赵破奴率骑兵七百人，奇袭楼兰，把楼兰王击斩。
——正因为击斩楼兰王太容易，西汉政府把大宛王国看走了眼，认为跟楼兰王国一样脆弱，才有三年后的汗血马战役。
进入本世纪（前一），中国在西域经营已有相当成绩。轮台（新疆轮台）一带的肥沃土地上，就有屯垦区。这时候，楼兰王国新王安归跟匈奴汗国结亲，再度截杀中国使节。龟兹王国（新疆库车）进攻中国屯垦区轮台，击斩屯垦司令（校尉将军）赖丹。
纪元前七七年，中国使节傅介子进入西域，先到楼兰王国，把国王安归杀掉，改它的国名为鄯善王国。另立一位新王，由中国政府送一位宫女作新王的王后。
六年后（前七一），中国与乌孙王国（吉尔吉斯伊什提克城）联合出兵，夹攻匈奴汗国，企图使匈奴汗国在两面作战的苦境中崩溃。中国方面，由田广明等五位大将，分别由西河（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南）、云中（内蒙古托克托）、五原（内蒙古包头）、张掖（甘肃张掖）、酒泉（甘肃酒泉）五路出兵。乌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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