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租用美国轮船供应补给品的舰队，开到台湾，屠杀人民，焚烧村落。清政府不得不赔偿白银五十万两，日军才饱载而归。这件事距日本明治维新只不过第八年，便如此迫不及待地使它的邻居流血，一方面显示日本变法效果之大和成长之迅速，一方面也显示日本器小易盈。
——日本不久就禁止琉球国王尚泰向中国进贡，尚泰派出密使到北京乞援，但清政府对这个孤悬海外的藩属，已无力保护。七十年代最后一年（一八七九），日本把尚泰掳到东京，改琉球王国为冲绳县，琉球遂亡。
台湾事件，使日本发现侵略妙不可言，像一个强盗发现劫掠妙不可言一样，他可以用最少的代价，得到最丰富的报酬。日本的下一个劫掠目标，立即转到三百年前碰过钉子的古老王国朝鲜身上。
攻击台湾的次年（一八七五），日本舰队闯入朝鲜首都汉城所面临的江华湾，小艇更深入汉江测量水道。朝鲜炮台发炮阻止，日本舰队攻陷炮台，这跟西洋对付中国的手段一模一样。朝鲜只好答应日本的条件，签订下列要点的《江华条约》：
一 日本承认朝鲜是独立国家。
二 日本在朝鲜享有领事裁判权。
三 朝鲜开放两个港口（元山、仁川）通商。
朝鲜把条约的内容和签约经过，报告中国，清政府这时候正在全力收复新疆，无力反应，就劝告朝鲜李氏王朝政府乘这个机会，主动的开放门户，跟世界各国广泛地建立外交的和商务的关系，使日本的力量受到牵制。可是朝鲜宰相金允植拒绝说：“与其通洋而存，宁愿绝洋而亡。”李氏王朝已历时五百年，现政权掌握在王妃闵氏家族手中，贪污腐败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仅积欠军队的粮饷，就达十三个月，连以贪污腐败闻名于世的清政府酒肉官员，都大吃一惊。一八八二年，即中国签订《伊犁条约》的次年，汉城爆发兵变，愤怒的士兵攻击王宫，闵妃负伤逃走，国王李熙被囚，变兵又攻击支持阂氏家族的日本公使馆，日本若干军官被杀。李熙的父亲，那位早已失去权势的前任摄政王（大院君）李是应，出面维持秩序，主持政府。
事实上李是应是这次兵变的幕后领导人，他是一个昏庸的老官僚，缺乏必须有的政治头脑，以致同时的触怒了中国和日本。中国认为囚禁被中国所册封的国王，即令是国王的父亲，也是大逆不道，而且也深恐日本抓住军官被杀的借口，向朝鲜进一步勒索。日本对日本公使馆被攻击，人员死亡，当然怒不可遏，尤其日本是一个正需要面子的暴发户，不能忍受这种侮辱。于是，中日两国军队分别在朝鲜登陆，当日本公使花房义质宣布日本军队将对李是应政府采取行动时，中国远征军司令（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已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把李是应拘禁，专舰送回中国，迎接国王李熙复位。日本既失去发作的对象，只好接受调解，由朝鲜付出白银五十万两的赔款，跟日本签订《济物浦条约》，承认日本有在朝鲜驻军保护公使馆的权利。
朝鲜不甘心日本的驻军，请求中国军队也不要撤退，以平衡日本的威胁。清政府同意，命吴长庆的一位部将袁世凯担任驻屯军司令官。
朝鲜不断的内忧外患，使国内分为两党，一是“独立党”，主张效法日本变法，实行政治改革。一是“事大党”，主张继续侍奉天朝——中国，维持现状。两党在中日两国驻朝官员分别支持下，斗争激烈。
两年后，朝鲜又发生甲申（一八八四）事变。这时中国正忙着为越南跟法国作战，日本认为中国已没有余力照顾朝鲜，独立党遂发动政变，率领由日本军官训练的新军，屠杀事大党，冲进王宫，强迫国王下令征召日军入宫护驾。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主张马上把国王秘密送到日本作为人质，但独立党恐怕激起人民的愤怒，无法善后，主张先行送到汉江口的江华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袁世凯得到消息，立即攻击王宫，一面向朝鲜人民揭露日本的阴谋。愤怒的朝鲜群众把王宫包围，协助中国军队昼夜攻打。日军不能支持，只得舍弃国王，跟独立党突围，撤退到四十公里外的仁川港。
甲申事变是日本明目张胆地干涉朝鲜内政，在国际上引起各国纷纷指摘。所以它虽然吃了亏，但态度无法强硬。拖到次年（一八八五），终于跟中国签订解决朝鲜问题的中日《天津条约》，规定中日两国同时自朝鲜撤退，以后朝鲜如果再度发生变乱，需要出兵时，由两国同时出兵。这个条约使朝鲜成了中日两国的共同保护国。但在朝鲜人心目中，根本不承认日本有这种资格。
日本像一只贪得无厌的饿狼，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朝鲜，祈求老天爷使它快一点发生变乱。中国则恰恰相反，唯恐朝鲜有什么风吹草动，引起日本的干预。只有朝鲜闵氏家族控制下的政府，对此茫无感觉，闵氏家族好像跟朝鲜王国有血海深仇，不把这个王国消灭誓不甘休，在重握政权之后，更顽强的拒绝改革。中国稍后把他们的政敌前摄政王李是应释放回国，闵氏家族于是又把中国恨入骨髓，企图联络俄国跟中国和日本对抗。
一个称为东学党的朝鲜人民反抗行动，在朝鲜全国爆发。
十五 中日甲午战争
东学党是朝鲜民间崛起的反抗暴政和反抗除了中国人以外所有外国人的组织，闵氏家族用最残酷的手段镇压他们，结果激起全国大暴动，朝鲜政府失去控制。一八九四年，即中国古老历法的甲午年，朝鲜向中国请求派军平乱。当中国军队出发时，依照中日《天津条约》，通知日本，两国军队遂同时到达朝鲜。日本这一次已拿定主意，再也不走了，他们从甲申事变（一八八四）焦急地等待了十年，才等到这个天赐良机。
东学党听到中国军队登陆的消息，精神上失去支持，即行溃散，天大的变乱霎时间归于平息。中国通知日本，要求两国军队同时撤退，日本提出种种不能马上撤退的理由，然后，突然间发动攻势，把王宫占领，逮捕闵氏家族以消除人民的怨恨，请出李是应再当摄政王。国王李熙在压力下，下令废除跟中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又下令征召日本军队驱逐侵犯朝鲜主权而又拒不撤退的中国军队。
中国急向朝鲜增援，当增援的军舰济远号跟广乙号，运送陆军到牙山（汉城南八十公里）回航，驶到距牙山六十公里的丰岛海面时，受到日本舰队偷袭，广乙号搁浅，自己炸毁。济远号竭力抵抗后不支，悬起白旗诈降，然后乘隙逃走。日舰在追击途中遇到中国第二批增援部队所乘的高升号商轮和操江号护航舰。高升号被击沉，增援部队一千二百人仅七十余人逃生。操江号携同所载运的白银二十万两军饷投降。
中日两国同时宣战。
战争分别在陆海战场进行。中国驻防牙山的陆军，自丰岛海战后，就受到日军的猛烈攻击，无法抵抗，即向汉城北方二百公里外的重镇平壤撤退。中国在平壤集结的军队有一万四千人，司令官（诸军总统）叶志超是官场中的典型人物，胆小如鼠，视钱如命，又没有声望，其他将领们也都是大小官僚，除了吸食鸦片外，每天都摆酒欢宴，既不体恤士兵，也不理会逼面而来的大敌，他们都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官场哲学。等到日军以一万五千人发动攻击时，大军即行崩溃，叶志超首先逃生。日军乘胜尾追，越过鸭绿江，深入中国领土的辽东半岛，顺利地占领位于半岛最南端、中国最优良的旅顺军港。日本这时已决心永远的攫取旅顺，所以在旅顺作灭种式的大屠杀，中国人全部死尽，只有三十六人逃生。
平壤溃败三天后，中国北洋舰队，包括战舰十二艘、炮艇二艘、鱼雷艇四艘，从大连出发，运送增援平壤的武装部队在大东沟（辽宁东港）登陆，在回航途中的黄海上，跟同样拥有十二艘战舰和四艘鱼雷艇的日本舰队相遇。
北洋舰队司令（提督）丁汝昌站在旗舰定远号的舰桥上指挥，下令舰队作一字形雁阵应战。可是副司令兼旗舰舰长（右翼总兵旗舰管带）刘步蟾，发现如此则旗舰定远号恰恰在最危险的前端，将第一个受到炮击，于是他在转达命令时，竟改为人字形雁阵，使定远号位于他认为比较安全的中央后方位置。英国顾问泰乐尔看见阵势跟司令所下的命令不符，对这种在海军中闻所未闻、几近叛变的阵前抗命，大为震骇。他急忙奔上舰桥，企图挽救，但时间已不许可，日舰已经逼近，刘步蟾下令开炮。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定远号的大炮发射第一炮时，那个年久未修，早就锈烂了的舰桥，被震断裂，丁汝昌和泰乐尔被双双抛到半空而后跌到甲板上。丁汝昌腰部重伤，泰乐尔失去知觉。日舰的猛烈炮火，把定远号的桅樯摧毁，以致悬挂不出指挥的旗帜，各舰遂成了一群各自为政的盲鸭。
海战只五小时，中国战舰五艘沉没，其余全部重伤，落荒而逃。日本则仅旗舰松岛号重伤，无一舰被击沉。
北洋舰队这时仍剩下军舰二十六艘，包括战舰七艘、炮艇六艘、鱼雷艇十三艘，集结在基地威海卫（山东威海）。旅顺陷落后，威海卫更加重要，仍控制着渤海海口，阻止日舰进攻天津。黄海战役三个月后，日本海陆夹攻威海卫，陆军由山东半岛最东端的成山角登陆（七世纪时，中国援助朝鲜半岛上新罗王国的远征军，就在这里乘舰出发），日军登陆后，攻陷威海卫的要塞炮台，北洋舰队反而暴露在自己岸炮的威胁之下。日本海军又一连两夜发动鱼雷艇偷袭，定远号被击搁浅，来远号和威远号则被击沉，两舰上的战士伤亡惨重，但两舰的舰长却安然无恙，因为两位舰长都上岸嫖妓去了，根本不在舰上。
这是一个绝望的局势，中国海军主力全在北洋舰队，其他南洋、粤洋两个舰队都微不足道，而且地域观念和派系观念，使他们乐意于看到以李鸿章为首的北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