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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是一个复杂的训练工程，不过极大的保证国防军士兵的素质和政治态度，再复杂再大的投入都值得。再者因为是新兵营和预备役同时开训，所以一旦着手筹建国防军，兵员可以在最短时间达到最大化调用，用不了多久就能形成规模。
第二阶段是军官和治理，在计划书中蔡锷没有说得太过详细，不过吴绍霆很快还是参悟了过来。军官和治理之所以相提并论，是因为军官是治理军队的人，军队能治理成什么样子全靠军官的素质。
蔡锷的中心思想是要保证国防军的军官都经过军校的栽培，他认为军校教给军官最重要的东西不是军学理论，而是思想作风和政治信仰。同时执政府也能利用军校做为调控的方式，向军官学员宣扬主义和忠诚。
在军校的运用上，蔡锷详细的阐述了以南宁陆军小学、桂林陆军中学、四川武备学堂、云南讲武堂、黄埔军校、马尾船政学堂以及国防大学七所南方军事院校的革新方案，提议建立以七所军事院校为中心的国防训练体系。
在整个国防训练体系中，吴绍霆发现蔡锷一直在强调“严明”、“自悟”、“自律”、“纯正思想”这四个方面，讲究让学员自己领悟忠于政府、忠于国家的思想，并以思想完成严谨的自律。所有外部输入的思想主义都只能成为引导，真正还是要让学员自愿接受，只有这样才能全心全意支持国家和政府的指挥，也能培养出军人的荣誉感和使命感。
让吴绍霆颇有感慨的，是蔡锷针对前两个阶段写下的一句总结之言：“国防军与地方军队最大之差异，是于全军上下，不论司令士官，不论兵士杂役，都拥有与生俱来的荣誉价值观和理解军人使命的真谛。”
荣誉和使命是改变一支军队最重要的因素，更是从精神层面强化军队战斗力的良药。
吴绍霆接着看下去，在有了士兵和军官的基础，国防军重要的还是整体实力的提升。
尽管编练国防军是一项长期的、大型的军事任务，可是蔡锷坚持认为一定要在长江战略期间，将一部分国防军投入战场加以磨砺。战场是检验军队的最终考场，蔡锷不在乎国防军能在实战中领悟多少作战经验，要的是通过硝烟和鲜血的洗礼，把国防军的弱点、缺点以及其他所有不足之处都暴露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加以改进。
吴绍霆忽然觉得蔡锷所设想的国防军并非是一支新练部队，而是一种更为深刻的军事理念，最终中华民国的所有军事力量都将按照这种理念来衍生和拓展。
在计划书的最后，蔡锷在做出了一系列的预计，包括在三个月之内完成国防军第一师、第二师和第三师的建制，并在十月之前投入长江战略的后期战场。而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内，国防军将陆续完成三十个师的编制，再经过一年时间转化大部分地方部队，组建五十个国防师的番号。
看完整个计划书，吴绍霆感触很多，不过他不会全部按照蔡锷的思路来办国防军。他之所以另外筹建与南方联军截然不同的国防军，真正的目的并不是要组建一支听命于执政府的武装力量，仅仅是要借助国防军的影响力在长江战略结束之后，针对统一南北各省地方武装埋下一个名份。
他不可能让广东、福建这些嫡系部队去扫荡各省不服气的军阀势力，因为粤军、闽军本身是地方武装，在南方的格局里可以任意施展拳脚，可上升到全国层次总是要顾虑的更多。有了国防军这个口实，对地方军阀下手那就顺理成章，一方面消除他吴绍霆的军阀气息，另外一方面也能更加壮大执政府的声威。
他不会走北洋政府的老路子，也不会走未来蒋委员长的老路子，既然有了历史的先见之明，理所当然要规避那些错误。
虽然蔡锷已经东渡日本治病，不过国防军的计划还是一步一步展开，单单前面的路子都需要花大功夫铺垫。几天之后，吴绍霆亲自主持参谋长大会，在商议长江战略的出兵计划之余，也交代了国防军的筹备工作。
从六月下旬开始，南方的声音渐渐从执政府身上转移，很快就有人从重庆的动态上看出南方即将再次拉开战火。首当其冲的湖北人心惶惶，每日电报往来都离不开“危急”之词。而早在六月上旬，国防部定下长江战略的规划之后，不仅重庆有动作，其他地方也在冥冥之中开始按部就班。
四川省的动作最大，省内川军、滇军、黔军、粤军都有，四川大战结束之后仅仅只存在了一小段时间的安宁，随后各种调动各种命令接踵而来。
熊克武虽然并不想参加对湖北的用兵，毕竟这已经没有太多利益可图，可是一方面迫于手下的压力，一方面又迫于执政府的压力，多少还是要做出点动作。
在蔡锷东渡日本之后，几乎南方的军权彻底掌握在吴绍霆一人手里，熊克武更加感到压力的倍增，不得不调遣第二师赶赴重庆，与第七师团会合。
受到熊克武的影响，刘存厚也硬着头皮做出反应，在重庆忙上忙下帮助第七师团筹备军用物资。当韦汝聰上任第七师团时，刘存厚几乎每天都要与韦汝聰见上一面，大放厥词扬言一旦开战，川军将紧随步伐出兵省外。
韦汝聰根本没有多余的功夫理会刘存厚，他肩膀上的压力不小，第七师团三个师将近三万人的编制，人生地不熟需要花大功夫去适应和了解。他也很清楚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相信七月之前南北第二轮交手就会打响，到时候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卷五：新中华之战 第678章，杭州轩波
到了六月二十六日时，广东骑兵师收拢了在川内的三个团，将大军部署在贵州与湖南交界一带，师部司令部仍然设在贵阳。
三十七师也从西巡的状态恢复过来，尽管师部仍然驻扎在黔南，不过在完成人事调动之后，龙济光很快把四十九旅调回桂林，其余四个团也紧挨着骑兵师在两省交界部署下来。
黔桂两省的铁路、公路每日都有军用专车经过，把一车车的士兵和物资向北边运去。
除了西南方向的部署，广东三十八师和宪兵师自从西巡返回之后，直接开赴粤北。
坐镇广东与福建边境的三十九师也在六月中旬向江西边境开赴。纵观整个南方的军事调动，几乎所有可以调动的大军都已压在南北势力的交界点。
汤乡茗在湖南有些坐不住了，之前他收编了广西第一军的残部，心里还很高兴，以为自己多添了一支军队实力顿时攀升一个档次。可是面对来自广西、贵州和广东三省的压力，他立刻又觉得自己的实力大有欠缺。
早先他还期待北洋政府能给点反应，多多少少再往湖南增派一些兵力。如今他手头上的兵力加上田中玉的中央第一师，合计不过五万人，而南方部署针对湖南的兵力已经有四个师，其中两个师还是广东主力部队，总兵力超过七万人。
就算战场不已兵力论实力，可汤乡茗有自知之明，整个湖南的战场只要田中玉的中央第一师完蛋了，剩下的战斗几乎不用再打就知道结局。中央第一师是湖南大军仅剩的底气，连底气都没了，战斗还能怎么打？
李纯在江西倒是很有信心，这几年他一直在江西扩充实力，尤其自己在北洋内部派系的位置独特，即有段祺瑞一派的拉拢，又有冯国璋一派的支持，同时江西省内也甚是拥护。不可不谓是如鱼得水。
自从广东战争结束，虽然打不算如意，可也给李纯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反思。
因此他才积极的整顿军务，招兵买马，利用江西衔接南北的铁路中枢，以及长江流域横穿中原的水利，几乎把大部分财政都开销在军费上。
如今江西从过去的两个混成旅、两个师的兵力，已经扩编成六个师的常规部队。
就算对付不了南方联军的所有部队，但应付区区一个三十九师以及福建的军队还是绰绰有余。就连李纯自己都自诩是北洋军在长江流域唯一的铜墙铁壁。
临近七月的杭州越来越热，不过江南水乡的地域总有令人惬意的一面。
卢永祥的司令部设在金宝山下，往北是大名鼎鼎的西湖，往南又是赫赫有名的钱塘江，正是依山傍水的好地方，哪怕到了三伏天，只要有一缕清风徐过，这里依然透气凉爽。
此时，卢永祥正站在金宝山半山腰的石亭里。整个金宝山的外围都已经被纳入司令部的范围，山阳是司令部大院，山阴则是第九师和第十师两个师部警卫营的驻地。而这座半山腰的石亭还是司令部搬迁至此之后，师部特意命人修筑起来，面向南方，瞭望钱塘江入海口。
他凭栏而望，江面清波滚滚，尽管眼下还不是钱塘潮景观的时候，可不论何时何地登高而望这江面，都会有一种开阔胸襟的油然而生。没过多久，他探出一只手在木栏上拍了一下，发出了一声冗长的叹息。
“这时局，还真叫人难以琢磨。”他徐徐的开口说道。
之前他还对北洋政府抱有极大希望，只等着中央军南下大展拳脚，自己再趁机于浙江省内响应，一边制造声势，一边开拓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真正是一举两得。只可惜四川大战下来，被誉为“北洋军精锐”的中央师竟在川省内折了两个师，两个师长都被俘。真是花拳绣腿，简直比纸老虎还不如！他暗暗的懊恼。
“向方，吴光新那边到底是什么态度？”过了一会儿，卢永祥转过身来向站在自己身后的一名青年军官问道。
韩复榘，字向方，中国近代史上军阀之一，冯玉祥手下“十三太保”之一。在20世纪20至30年代声震西北、华北、中原各地，曾叱咤风云一时，后投靠蒋介石，官至国民党陆军上将。在抗日战争中，因其不战而放弃济南并密谋反蒋，被蒋介石以“违抗命令，擅自撤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