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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金星还轻易地收拾了杞县的一百多股家族势力，象什么东黄庄、张家洼、常寨、孙寨、白塔寨、晋寨、李寨、孔寨……连我都没想到，杞县这么一个小地方，竟然象军阀割据一样，分布着一百多个大姓家族。这些家族说穿了就是大土豪，虽然他们中大多数劣迹并不多，但总归是占据了杞县三分之二的土地。我于是带着飞虎营，和宋献策的猛虎营一起，把他们的粮食、金银珠宝和土地毫不客气地全盘接收过来，然后把粮食和土地平均分配给全县的老百姓。
土地解决了，旱灾的问题仍未解决。我让飞虎营的将士全体上阵，在全县打了八百口深井，其中有五百九十一口井打出了水，灌溉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一时间，老百姓有田种，有饭吃，纷纷叫着“李公子活我”，把那些青壮子弟送来从军。短短几天，牛金星手中的兵力就从三万人增加到了六万人。
聚宝岗的老营里还有一些家眷，我从飞虎营和猛虎营各抽了二千人，留在山上保卫我们的老巢。然后带着其余的兵马四处抚民，并招兵买马，打造兵器。
随后，宋献策、牛金星和袁胖子开始分散行动，四面开花。由于采取了和杞县相同的策略，仅用了十多天，我们就打下了附近的九座县城。其中，阳武、原武、封丘、延津和兰阳、仪封、考县这七县都是老百姓们里应外合，打开城门迎接义军到来的，只有通许县和尉氏县的官兵进行了有效抵抗，但抵抗也只持续了一天左右，就分别被宋献策和牛金星拿了下来，其中自然也少不了老百姓们在城中闹事的功劳。
这样一来，在开封的北面，我们占据了阳武、原武、封丘和延津这四座县城；在开封的南面，我们占据了杞县、通许、尉氏这三座县城；在开封的东面，我们占领了兰阳、仪封、考县三城，已隐隐形成对开封东、南、北夹攻之势，一旦我们再在西边占领郑州和中牟县，就完成了对开封的合围之势，足以把开封围他个滴水不漏。
据我们派往开封的密探回报：由于我们行动迅速，且四处开花，开封省城的官员们一时间摸不透我们有多少兵力，有什么意图，且担忧我们即将围攻开封城，故开封官兵均龟缩在城内，一兵未出，正在加紧加固城池和加强巡守。由于一下子冒出这么多造反部队，且一下丢了十座城池，故巡抚李仙风害怕受到撤职处分，不敢如实向朝廷上报，只说灾民在开封城外的几座县城闹事，已派兵围剿，现事态已得到初步控制，云云。
听了探子的这一消息，我大喜过望。我最怕的就是在起事之初，遭到官兵的大举围剿，使军队严重受创。但宋献策一直力主不必担心此事，他认为：官兵不久前在聚宝岗遭受重创，必不敢轻易再出兵，势必会先观望一阵。而我军宜速战速决，迅速占领开封附近的几座重镇，进一步压制开封。崇祯皇帝对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等人最是忌讳，对多年来剿灭不了他们已是大为光火，我们这股新势力一冒头，开封官员必不敢如实上报，只会欺上瞒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朝廷先来个敷衍拖延。
事实证明，老宋的分析十分精辟，若无丰富的人生阅历，怎能对那些官员们的心理把握得如此准确？开封官员的拖延，使得我们在革命初期抓住了难得的机遇，肆无忌惮地扩充起势力来，这正叫“遇着绿灯快步走”。由于开封府附近的州县均是河南受灾最重的地方，灾民满地，流民遍山，我们的军队继续象滚雪球似地快速扩张着，平均每攻下一个县城，就能招到三万新兵。仅仅半个月，我手里的人马就又从八万人扩充到了三十五万人，对外号称四十万大军。现在官府即使想来对付我，都很难鼓起勇气来了。
对此，牛金星的战报中倒也没有吹嘘他自己的功劳，而是很客观地用了九个字来形容：“民心所向，故所向披靡。”
兵力增加后，我和宋献策商量了一下，又增派了一万余人赶赴河南各地，在三十一个府属州、九十六个县城境内同时发动宣传攻势。这一万余人都是不适合打仗的中老年人，我把他们编入风筝营（取遥控之意），又把他们分成一百个排，每个排包保一个州县，均假扮成小商小贩和跑江湖的人士等，有组织地搞搞特务工作。在探情报的同时，重点形成密集的宣传攻势。当时河南分为开封、归德、河南、南阳、汝宁、彰德、卫辉、怀庆等八大府，在超级特工们的迅速渗透下，整个河南境内，一时间几乎无人不知李公子的大名和事迹，贫民们都盼望着李家军来开仓放粮，等待着“李岩来了不纳粮”这一天的早日到来。不少老百姓都暗中赶制小旗，准备在李家军进城时搞搞欢迎仪式。
照这个趋势下去，整个河南迟早会被我收入囊中。但我并不满足于此，而是瞄准了更远的目标。明代的境内分为南、北二直隶（京师、南京）及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凡十三布政使司，习惯上合称为“十五省”。按我的命令，那一万多人在河南宣传成功后，又将继续奔赴附近的陕西、湖广、山东、山西等地，继续鼓吹我李岩的光荣事迹，把那些歌谣唱响神州大地。为此，我几乎把搜刮来的一半金银都交给了他们，但我一点也不后悔，正所谓，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但尽管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我却有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主要源于两个方面：
一是队伍扩张太快，硬件和软件的建设都跟不上，战斗力不强。很多新兵都不会打仗，但又来不及系统训练，打打平原仗还凑合，打攻城攻坚战就十分勉强了，因为经验的欠缺，往往杀敌八百，自损三千。同时，兵器和盔甲也很不够，很多新兵都是背着锄头、粪叉、铁锹上阵的，盔甲基本上没有，弓箭和马匹也十分缺乏。同时，各营、连之间协同作战的意识不强，没有经过大型战役的磨合。虽然至今共打下了十座县城，但遇到的只能算是小股官兵，在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形下，看不出什么大问题。但一旦官府派大批正规军队来进行围剿，形势就会十分严峻了。此外，粮食和马匹不充裕的现象也越来越突出了。
二是军纪方面出了岔子，伤害百姓的事屡屡发生。尽管我让宋献策制订了严格的军令，严禁烧杀抢掠、祸害百姓，并把军令公之于众，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将士们（包括一些归降的官兵）身上匪气较重，仍做下了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有的闯入民宅强抢财物，之后纵火烧毁房屋，有的打伤甚至杀死平民百姓，还有七个士兵**了两个村姑……作奸犯科、触犯军令的将士，在短短的半个月内，就达到了9人。这些人都被我下令抓了起来，等候处理。
现在我才知道军营之事真是千头万绪，这只是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其它形形色色的问题还有很多，可谓千奇百怪。这些问题不解决，军队的战斗力就无法得到明显提高，甚至还会急速下降，称霸事业就终将成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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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天马行空第二十四章会师新郑 我在每个县城都留下了三千精兵镇守，以保持对开封的合围之势，这些士兵继续采取与杞县相同的策略，抚民安民，挖井取水，鼓励耕种，恢复生产。除去这留守的三万人和派出搞宣传的一万人外，我手中还有三十一万人，均按照事前的布置，向新郑县汇集了过来，准备采取大行动。一时间，我的部队就象蝗虫过境一样，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整个新郑县郊；满眼的马、骡、驴、牛车、马车、手推的洪车和平头车，拉满了夺来的军粮；满地都是行军灶，饭香四溢，新郑县的灾民们闻香而动，纷纷赶来要分上一碗饭吃。
这是40年11月的上旬，在进攻新郑县城之前，我在新郑县郊召开了一个特别军事会议，把连级以上的中层领导干部都召集了起来。在会上，我把军队现在存在的几个问题抛了出去，让他们讨论。
这是我的一贯做法，在做出重大决策之前，一定要让中层领导先讨论一番，多听听不同意见，尤其是反面意见。这对作出正确决策是很有帮助的，正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我还记得网上看到的一句话“唯其不自是，所以常是”，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同时，这样也有助于下属们对决策的理解与执行。我还明确宣布：在会上发言也是考察干部的方式，谁说得有水平，就说明能力强，今后作为提拔依据之一。因此，在类似的会议上，大家都会争着抢着谈观点，发表意见。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用了一个小时才达成共识。
第一，由牛金星负责，开展大练兵活动，以老兵带新兵，每日让士兵进行对杀练习，练习爬城墙、上云梯，骑马射箭等等，尽快提高战斗力。
第二，由宋献策负责，对外招聘并从士兵中挑选工匠，购买原料，打造兵器，锻造弓箭、盔甲，制作攻城云梯、抓索等攻城器具，挑选女兵协助制作鞍帐和被服，还要组织一些有火yao制作经验的工匠制作火yao，收集火枪，准备成立一个火枪连。
第三，由宋献策负责，大量收购马匹和粮食，除在本地收购之外，还派出五千人，乔装打扮成商人，赴山西、山东、湖广、江西等地进行收购。为防止经办人员革命意志薄弱，携款潜逃，我把他们分为二十个组，每组二百五十人，每组一个组长，九个副组长，现银和银票分别由这十个正、副组长分开保管，并定时派人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