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
老司机从头一眼看见这女孩，心里就在骂她的父母：这样一个女孩，怎么就舍得放她到乡间村野来。碰不上土匪碰上人拐子，那不可惜了她的知书达理、上好家教？她穿一件浅蓝布旗袍，黑布鞋，两根辫子绾成两个圈，城里女学生要是不剪短发，一般都梳这种辫子。
老司机说：“家住哪里呀？”
我母亲说：“鼓楼。”
她就知道一个鼓楼，一个夫子庙。夫子庙给日本人烧了，她是晓得的。所以对于她，南京也就只剩了鼓楼。
老司机说：“家里老人都好吧？”
“都好。”
我母亲心想，就因为老人们个个都好，都太硬朗，我才不要这个家了。四代人三十来口，挤在一个姓氏下，困于一座大屋中。一顿饭要从上午八点做到中午十二点，每个人才有希望吃饱。一个老虎灶的烟囱要不断冒烟，每个人才洗得上澡。我母亲的一个姐姐嫁出去了，一个嫂嫂娶进来了。两个不比她年长多少的女子就变得隔了代一样老，接着就挺起了大肚皮，接着就当着一大家子敞开怀拽出长形的奶子，塞到小毛头嘴里。我母亲觉得她们眨眼间变形的长形奶子是她头一个不想要的。好好的奶子说变就变，变得那么丑，连她们大敞着怀也无妨了。我母亲在她的姐姐和嫂嫂又呆又直的目光里，看见她们的满足：那种对自己的未来完全熟知的满足。她们的未来就像通往井台的那条小路，一共两个弯，三个坎，四个台阶，她们闭着眼都走不错。这是令她们踏实的好事，令她们两眼瞪着二尺远的一处空白心里一个心思也没有；偶然有的个把心思，无非是一个成色好的玉镯，一块杭州绸料，一条南京来的云片糕。等她们把孩子从胸前换到背后，她们便再次大起肚皮来。
我母亲第二个不要的，就是她们的杭州绸缎小褂，她们的玉镯，以及她们的丈夫或她们的相好。她们的丈夫和相好在我母亲眼里都毫无区别：梳着分头，穿着长衫或短衫，聊天的时候总是每隔几分钟往地上啐一口唾沫。他们还是能让女人们有面子的男人，不必做下田的泥腿子，顶多押车到县城去卖卖茶叶或蚕茧或挂面。
按主次排下去，我母亲对应家大瓦屋中每样东西都摇头撇嘴，实在看不上。惟有一桩东西，是她在半年前打算离家出走才决定不要的。那是五百两黄金，是应家的头一任家长留下的。那位祖爷爷和我母亲隔着四代，据说没任何人知道他从事什么挣下了家业和那五百两黄金。村里的老人们有见过他到来的模样，他一身洋服很像是借别人的，完全不合身。还戴个不伦不类的礼帽。老人们说他来了不久就买下田亩，盖起房子。应家的人都听我母亲的祖父说，祖爷爷一训话就说他的五百两黄金将落到哪个儿孙手里，要看这些儿孙的出息，更要看他们的孝敬程度。直到祖爷爷咽气，儿孙们没有对他回过嘴的。但祖爷爷咽气是他独自咽的，一早起来儿孙们发现老头儿在自己床上谁也没惊动地走了许久了。他从来没告诉任何一个儿孙，五百两黄金存放在何处。因此，孝期一完，大家便悄悄地行动起来。翻箱倒柜，一寸一寸地敲墙，一块一块地撬铺地的青砖。三年后，大家意识到悄悄分头去寻找，是分散智力，不如让聪明搭起伙来。果然进展出现了：在祖爷爷床板的背面，钉着一个木匣，打开，里面有些洋钞票，还有几张照片。照片上的祖爷爷很年轻，和七八个年轻男人站在一起。那些年轻男人都穿着不合体的洋服，全戴不伦不类的礼帽。应家儿孙们把洋钞票拿到县城银行，鉴定下来说是美国钞票，数额小得不够他们一行人的盘缠。
那以后应家子孙没有往外搬的，女儿们嫁出门，也常常回来，看看五百两黄金是否有了线索。阴阳先生请了四个，按他们的招数抽干过渠和井，应家的大鱼塘也弄了几回底朝天，一两黄金也没找见。
我母亲是应家头一个想开的人。她在某一天突然看见三十多口人的一家子全是眼神呆滞，心不在焉，满脸的无所事事，她想，他们此生就剩了一件事的盼头了，就是等着五百两黄金被发现的那一天。我知道我母亲从来就看不起这家里的任何一位男女老少，而她从来没像那个瞬间一样感到恶心。
她想到曾经在镇上看见的两个姑娘，她俩是镇上医生的女儿。她们给父亲做帮手，戴雪白的口罩，头上顶个馄饨帽。她们进过县城的卫生学校，所有人都叫她俩“卫生小姐”。她们从来不穿绸缎，不穿绣花鞋。总是一身细布旗袍，冬天阴丹蓝、夏天浅蓝。她们从来不戴玉镯耳环，远远走过，人们闻到一股好闻的药水味。人们都说那是“卫生香”。我母亲看见卫生小姐的时候只有十岁。她开始拒绝艳色衣裳就是那年。在她十五岁半冬天的下午，她想，她得放弃那五百两黄金了。我当然清楚，我母亲这只井底之蛙在做这项人生选择时，只有两个参照，一个是等待发掘黄金的三十多个应姓子女半痴呆半瞌睡的面孔，一个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两个卫生小姐。我母亲认为卫生小姐的魅力大过黄金。
我母亲坐在铅桶底上，屁股硌得生疼。她却一动不动，两个胳膊肘紧紧压住膝上的印花包袱。包袱里的十块光洋，是以这个转折点到广阔无际的未来的惟一保障，是她十六年积攒的压岁钱。她一分钱也没有乱花过。我母亲可以为一个她自己也不认识的野心克己修性，做到极致。我也不知道什么世面也没见过的母亲，从哪里来的坚定信仰——她一定会有一番宏大的女性事业。我不能要求我母亲超越她的局限：凭她自身去成就自身。她能想到的最了不起的事业，就是通过一个男人来成就自身。我来点穿她吧，我母亲在开往南京的长途汽车上一心一意想的，就是去擒一个有大本事的男人。至少像应家祖爷爷那样的男人。她想她要好好擦亮眼睛，吃苦耐劳，忍辱负重，把那男人找到，抓在手心。
汽车到达南京的时候，天已黑了。所有旅客下车后，老司机说要把我母亲送到家门口。
我母亲说：“谢谢老师傅，南京我熟得很，丢不掉的。”
她轻盈地跳下车，在一盏盏路灯和阔叶梧桐之间，时明时暗，走出了老司机的视野。
我母亲走过街边一家小食铺，铺里一共六张方桌，张张都满，她正要退出去，靠近门的一桌客人叫住她。叫她的是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女子。她笑嘻嘻地问我母亲：“你们南京人都爱吃些什么？”
我母亲看着她，满脸的莫名其妙。
她见这女子穿件黑白细格子旗袍，淡淡地化着妆。她身后的桌上，是两个和她差不多大的女子，还有个戴着眼镜的男子，口音都有点儿南腔北调。
（）
穿黑白细格旗袍的女子问我母亲是不是在找座，我母亲点点头。她便拍拍那条长板凳，叫我母亲同他们一块儿坐，顺便告诉她们南京有哪些东西好吃，味道又不怪。
我母亲把从她父母、叔婶、姑姑姑父那儿听来的食品特产，一五一十告诉了他们。这当中她发现那个戴眼镜的男人瞅着她，觉得她很好玩似的。她看见男子面前摆了一本簿子，半寸厚，是手工用针线钉成的。
他们按照我母亲的推荐点了菜，请我母亲一块儿吃。我母亲想，跟着他们不花饭钱，说不定住店钱也能省掉。我对我母亲的直觉十分佩服，她和任何人接触，头五分钟就能确定此人将给她多大益处或害处。她立即确定这四位外省人不会给她太大害处。一边吃着饭，我母亲听他们谈着她不懂的事：文明戏、剧本、角色。她在席间也弄清了几个人的姓名。穿黑白细格旗袍的女子姓魏，戴眼镜的男子姓刘。魏小姐不时讲到的事就是“刻钢板”。她很快弄清，所谓“刻钢板”就是写字。
我母亲突然说：“我会刻钢板。”
四个人一块儿扭过脸：一小时不到，他们忘了她的存在。
刘先生说：“你刻过？”
“嗯。”
魏小姐指着刘先生说：“当心，他很会剥削人的！”
刘先生不搭理她，拿出一枝笔，对我母亲说：“来，写几个字给我看看。”
我母亲从来没见过这种笔，带一个帽子，旋下帽子，笔尖上居然没有毛。但她一点儿也不露她的孤陋寡闻，她不去接笔，对那刘先生说：“你先写几个字，我照着你的字写。”这样一来，我母亲马上看见这杆笔的全部功能：墨原来是装在笔肚里，它自己溢向笔尖，落到纸上。她心里冷冷一笑，原来外面的一切反比家里容易，城里人的事由竟比乡下好混。她一挥而就地写下了几个字。四个人立刻说：“不错不错，蛮像样的行书。”
刘先生说：“可惜呀，我雇不了你，你要在上海就好了。”
我母亲说：“你们都是去上海？”
他们说他们的火车误了点，才给了他们逛南京的机会。
我母亲说：“好巧啊，我也是去上海。”
她这个时刻向那位刘先生笑了一下。这种笑很奇怪，只有当事者明白它的真正含义，局外人根本捕捉不住，即便看见它从燃起到熄灭的瞬息，也无法确定它是一个笑。所以我在这儿的意思，就是我母亲对男女间微妙关系的无师自通。假如我现在告诉她：你那是暗送秋波。她一定死不认账：胡说八道，我那时才十六岁，懂什么“暗送秋波”！
刘先生是这个笑的靶子，当然被击中了。他说：“你去上海做什么？上学？”
我母亲说：“嗯。”
“想勤工俭学？”
我母亲根本不知什么是“勤工俭学”，但刘先生脸上的表情告诉她，它多半不是坏事。她点点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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