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检监察和政工部门要做的调查其实再也简单不过，他们跑到城西派出所一问，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弄了个一清二楚。并据此写了个情况说明，又让派出所在上面盖了章。拿着情况说明再去找董志良汇报，董志良说：“向我汇报什么？向党组汇报嘛。”当即召开党组会，听了情况汇报。党组于是责成纪检室，对吴卫东和刁大义双双做出了行政记大过的处理决定。同时撤销了吴卫东的办公室主任职务，责成刁大义交出奥迪车的钥匙。
一件在机关里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公案就此了结。
单位主要领导都有这个体会，回到家里，看不到老婆，发呆；赶到单位，看不到办公室主任，发愁。因此发现吴卫东撤职后，办公室工作不能没有主任，董志良立即召开党组会，顺理成章将曾德平扶了正。
曾德平心想事成，自然不会忘记杨登科，赶紧拿过刁大义从裤腰上摘下来的奥迪车的钥匙，要交给杨登科。杨登科缩着手，说：“奥迪车今非昔比，局里人都说是嫖客车，我还是开我的面包车吧。”曾德平也就不勉强杨登科，将奥迪车锁进了车库，让杨登科开了刁大义以前开过的已搁置了好一阵的豪华型桑塔拿。
局里又渐渐恢复了平静，除吴卫东和刁大义被晾了起来，曾德平做了办公室主任，杨登科换了台小车开，别的一如从前，局长还是局长，科长还是科长，干部还是干部，工人还是工人，司机还是司机。
这天曾德平要出去办事，叫了杨登科的豪华型桑塔拿。上车后，曾德平说：“现在吴卫东和刁大义靠了边，小环境好多了。等我把办公室的事理顺了，我们再一起想想办法吧。”杨登科知道他所谓的办法是指什么，说：“无所谓，桑塔拿比那台破面包强多了。”曾德平说：“杨科你这是批评我了，我既然到了这个位置上，能不管你吗？”杨登科说：“董局长多坐了两回奥迪，奥迪就成了嫖客车，现在他更加不敢配专车了。”曾德平说：“如果奥迪没成为嫖客车呢？董局长岂不是让奥迪做了自己的专车？”
杨登科觉得曾德平的分析有几分在理，说：“你的意思是，董局长并不是真的不想配专车，他是还没选好自己中意的司机？”曾德平笑道：“杨科真是聪明人。人说妻好半年粮，领导选司机，就跟咱男人讨老婆是一个道理。”杨登科说：“把领导找司机跟男人讨老婆扯在一起，不是有些牵强附会么？”曾德平说：“一点也不牵强附会。男人讨错老婆，一辈子都会走背运，领导选错了司机，肯定是会出事的。官场上已经司空见惯，司机穿帮，然后牵出背后的领导的例子比比皆是，有人总结说是司机现象。”杨登科附和道：“董局长在专车司机问题上这么小心谨慎，久拖不断，看来最怕的就是这个。”
晚上回到家里，杨登科在聂小菊前面提到曾德平关于领导选司机的比喻，说：“我讨老婆时，如果也像董局长选司机这么小心翼翼，恐怕现在还是人一个卵一条。”聂小菊圆睁了杏眼，骂道：“你们这些臭男人，什么时候都喜欢作贱我们女人。”杨登科说：“还没严重到这一步吧？”聂小菊说：“我就知道你们男人的心思，潜意识里巴不得老婆像司机一样，换了一个又一个。”杨登科说：“不过你放心，如果我做了领导，一辈子肯定只用一个司机。”
笑骂了一阵，言归正传，聂小菊说：“不过曾德平说的也确实是那么回事，谁见过哪个单位的一把手没配专车司机？别说堂堂正正的农业局，一些副处甚至科级单位一把手都配了高档专车，上下班都由专车接送，那派头比中央首长还要足。我们九中就有一位老师的丈夫在市里一个什么拆迁办做主任，仅仅一个小科级，也配了专车，而且是本田的，想想堂堂正处级农业局局长都没专车，还不如一个科级拆迁办主任，这不是开国际玩笑么，说出去恐怕谁都不相信。”
聂小菊的话使杨登科信心更足了。他也知道董志良至今没配专车司机，是对局里的几个司机没底。刁大义差不多都快成为他的专车司机了，只怪他经不住考验，出了这件公案。这也说明董志良拖着没定刁大义做自己专车司机，既是谨慎，也是有眼光的。现在刁大义这个对手已不再是对手，胡国干将红旗开进田里的壮举尽人皆知，小钱则稍稍嫩了点，如果董志良没完全打消配专车司机的念头，首选自然是他杨登科了。而且曾德平做了办公室主任，在吴卫东和刁大义的公案上，他可是最大的赢家和受益者，他又是绝顶聪明的人，估计他也是会促成这件事，而不会过了河就把桥给拆掉的。
见杨登科闷着不吱声，聂小菊忍耐不住，说：“怎么不放屁了？”杨登科就把刚才的想法说了说。聂小菊说：“看你都想到前面去了。我也替你分析过，董局长肯定从迈进农业局那天起，就开始注意你们几个司机了。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他可能看上了刁大义，想不到那家伙自取灭亡，倒给你留下了千载难逢的良机。”
接着两人着手研究如何才能抓住这个机会，接近董志良。开始认为应该到董志良家里去拜访一次，探一探他的深浅。只是上人家的门总得找一个由头，准备些见面礼什么的。聂小菊故意逗杨登科道：“准备什么？准备个大红包？”
一听红包二字，杨登科就头皮发麻。给吴卫东和康局长送红包都送怕了，杨登科至今心有余悸。何况跟董志良打交道太少，摸不准他的脾气爱好，不小心就会弄巧成拙。杨登科于是苦着脸说：“你别出馊主意，这辈子我再不会给人去送红包了。”聂小菊乐了，说：“你是一年被蛇咬，十年怕草绳，送红包送出了后遗症。”
杨登科无心开玩笑，说：“不过话又说回来，如今办什么事，比用钱开路更有效的手段确实还不是太多。”聂小菊也收住脸上的笑，说：“我看是不是先做些外围工作，比如了解一下董志良的社交圈，看看哪些人跟他交情深，然后通过这些人慢慢向董志良靠拢。这叫投石问路，步步为营，胜算会大些。”
杨登科也觉得目前大概只能这样了。目光盯着聂小菊俊俏的脸蛋，心想别看这个女人天天呆在学校里，考虑起问题来，还挺来事的。直盯得聂小菊都不好意思了，嗔道：“不认得我了？”杨登科有些情不自禁，搂过女人，在她脸上猛啄起来。
两人开始暗中全方位打探董志良，看看有什么人跟他沾亲带故或瓜牵葛连。通过内查外调，发现董志良出身寒微，是自己苦读考上大学离开农村的。大学毕业后进了市委大院，在政策研究室写了多年毫无实际意义的理论文章，只长白头发不长行政级别。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做了市委分管党群的郑副书记的秘书，才解决了副科，继而又享受到了正科待遇。给领导做秘书，自然不会吃亏，郑副书记退下去前将董志良下派到了区里，先是组织部长，接着是党群副书记，三年前又做了区长。据说本来是要做区委书记的，谁知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市国土局局长捷足先登，把区委书记的位置挪到了屁股底下，因为国土局局长曾做过现任市委张书记的秘书。做了区委书记，一般都会进市委市政府班子，而到了市里的部办委局，进步起来就困难些了。不过郑副书记在贵都市经营多年，树大根深，张书记为了平衡关系，给郑副书记许过诺，董志良先到农业局过渡一下，市里换届时再作安排。
董志良这种身世的人，城里大概不会有什么亲戚，杨登科把着眼点放在了董志良工作过的单位。到区里问了问几个自己比较熟悉的司机同行，没有谁弄得清楚董志良做区长时到底跟谁的私交深。还找了曾给董志良开过车的司机，他却顾左右而言他，不肯透露半点线索。杨登科只得回头去了市委政策研究室，却发现董志良在那里工作时的同事不是调离就是外放走了，有几个离退休干部，有的进了公墓，有的躺在了医院里，毫无可用价值。后来杨登科想起董志良做郑副书记秘书时，人事关系归属于市委办，自己跟里面一位姓马的科长倒是打过几回交道。可兴冲冲跑到市委办，找到马科长聊了聊，他好像跟董志良的关系也不怎么铁。
没想到找一个跟董志良有些交情的人这么困难，杨登科不免有些泄气，差点对这事不再抱什么希望了。
十八
这天胡国干和小钱他们出车去了，就杨登科呆在司机班里，曾德平走了进来，说：“据说最近杨科常在市委那边走动，有什么收获没有？”
杨登科心想，曾德平的鼻子也真长，自己去了两趟市委，他就嗅到了，却矢口否认道：“谁说我去市委走动了？我不是天天待在你眼皮子底下么？”曾德平说：“你急什么急？去市委走动又不是什么丑事，有啥可隐瞒的？如今这社会，惟有哪些只知道天天呆在家里守老
婆的人，人家才瞧不起，认为你没本事没出息。你不见大家见了面，相互问候的时候，不是说刚到市委向领导汇报工作出来，就是说在政府院子里跟领导打了一晚上的牌，好像不把市委政府和领导挂在嘴边就没面子似的？“
杨登科挠挠脑袋，还真如曾德平说的，现在的人就喜欢抬出领导来炫耀，仿佛只要嘴里时刻挂着领导，就说明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似的。杨登科也就开玩笑道：“你的意思是，我去市委走动了，给你当主任的脸上添了光彩，你要奖励我一番？”曾德平说：“你走动得还很欠缺，还够不上奖励的资格。”
杨登科在曾德平话里听出了些意思，忙过去关了门，还打了倒锁，回头悄声道：“领导发指示吧。”曾德平莞尔一笑，不紧不慢道：“有一个人虽然不是大领导，不过你还是不妨去找找他。”杨登科立即睁大了眼睛，说：“谁？”曾德平说：“你想知道是谁吗？”杨登科说：“当然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