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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时代，吏治出现两种并存的走势。一种是大部分官员都借陋规拼命营私，吏治因此走向极度败坏。李鸿章曾在奏章中描述晚清陋规横行之形势：
政以贿成，婪索相竞。自大府以至牧令，罕能以廉公自持。取之僚属者，节寿有贺仪，到任有规礼，补缺署缺有酬谢。取之商民者，街市铺户有摊派。变本加厉，上下相沿，不以为怪。
另一种则是一批立志挽救国家于危亡的名臣，比如胡林翼、左宗棠、沈葆桢等，力图在可能范围内解决陋规问题，以澄清吏治。其中曾国藩的作为也是有声有色。
第四节 曾国藩整顿官风
一
官场上讲究“亮相”。一位新官以什么姿态出现在官场之上，在任何时代都是个需要认真斟酌一下的问题。
咸丰十年五月十五日，也就是升任两江总督二十六天后，曾国藩由宿松沿江东下，前往祁门。这次出行，对于两江地区的官场来说，是新任总督的“亮相”之举。
途中曾国藩经过湘军水师控制的长江。湘军官兵盼着大帅成为总督，眼睛都盼蓝了。如今曾国藩如愿以偿，湘军的日子也肯定要比以前好过多了。湘军上下都扬眉吐气，欢欣鼓舞。曾国藩预料到，各处水师一定会大摆宴席，对他大搞迎送仪式。
清代官场迎送和宴请之隆重，史上有名。对许多地处交通要道的地方官来说，他们最繁重的工作不是处理政务，而是迎来送往。早在顺治时期，刑科给事中任克溥就在一份奏折中说，地方官的精力，百分之七十都用于应酬上了：
有司十分精神，三分办政事，七分奉上官。
官场应酬之中，有许多精细的“尺寸”，比如上级来视察，地方官要出城多少里迎接，来到之后，用什么级别的宴席款待，安排几次听戏，临走时送多少红包，都按级别大小、事体轻重、关系远近，有微妙而明确的“潜规则”。张集馨在他的自叙年谱中对此有一段具体描写：
西安地处交通要道……每当有官员路过，陕西粮道都要随西安将军、陕西巡抚等在官厅举行迎接仪式……每次迎接的规格，是请两班戏，安排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须用燕窝烧烤，中席也要有鱼翅海参。西安这个地方活鱼很难得，大鱼一尾，要值四五千文，这道菜是上席五桌断不能少的。其他如白鳝、鹿尾等，都是贵重难得之物，也必须设法购求，否则就要说粮道太小气。每次戏筵散后，不管冬天夏天，总要到午夜了。
官员离开时，本地官员又要到城西共同欢送，并且要送盘缠。盘缠送得多少，要看对方官职之尊卑。一般来说，每次宴会，连请戏班、赏下人、办酒席等等，总要二百余两银子，盘缠在外。
张集馨说自己的从政岁月，主要都花在了迎来送往、听戏请客、花天酒地上了：“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有识者耻之。”因为来往的官员实在太多了，所以根本无法休息：“来往过客，攀挽流连，余等复迭为宾主，几于无日不花天酒地。”同僚之间，也需要经常以宴会来联络感情：“大宴会则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许多官员因此不得不天天泡在酒海里，喝坏了官风，喝坏了胃。
对于这种情况，朝廷当然是三令五申，严厉禁止。禁止官员公款吃喝迎送的上谕每朝都要发上几道，而且每道说的都是那么痛切，有的说：“抚按旧习，迎送往来，交际馈遗，实为可恨。”有的说：“各衙门官员，拜往宴会，旷职营私，明季弊习，深可痛恨。著都察院严行禁饬，有故违者，该城御史呈报纠参，隐徇者并治。”有的上谕甚至规定，御史出巡，必须“减驺从以恤驿困，禁铺设以纾民力，拒参谒以杜逢迎”，“如不恪遵力行，一经发觉，必行重处”。光从字面上看，朝廷对这个问题态度不可谓不坚决，措施不可谓不严厉，但是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这些“天语玉音”几乎没有一个字能落到实处。
原因非常简单。清代官场上，官员们只需对上负责，不需对百姓负责。只要领导满意，升官发财自然机会多多。如果疏于应酬，那么肯定升迁无望。
对于这种风习，曾国藩自然非常清楚。曾国藩以“礼学经世”闻名，但是对于这类“礼节”，他不但避之不遑，而且深为痛恨。所以出发之前，他特别致信杨载福、彭玉麟，要求他们不要搞迎送仪式：
国藩赴水营，请阁下告诫各营，无迎接，无办席，无放大炮。除黄石矾三、五里外，上下游各营，均不必禀见。方今东南糜烂，时局多艰，吾辈当屏去虚文，力求实际。整躬率属，黜浮崇真。
这封信，也可以说是曾国藩整顿吏治的第一份宣言书。
然而按官场的潜规则，上级的本分是严格律己，下级的本分却是必须过格招待，这才叫“各得其所”。特别是曾国藩苦熬了这么多年，终获总督之位，军官们发自内心地高兴。所以曾国藩五月十五日启程，五月十六日到达横坝头，发现各营仍然在江边列队迎接，而且还燃起了鞭炮。
曾国藩十分不悦，立刻再次写信给杨载福、彭玉麟，恳请他们不要再搞这些仪式。这封信起了作用。二十日到华阳镇，彭玉麟亲自来接，确实没摆什么仪式。
曾国藩以这样的举动，为自己的总督生涯开了个好头。他宣布，自己以后出行，不要求下属迎送、供应食宿，为的是不增加下属的负担。
二
既成为地方大吏，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如何处理礼品。一旦升官，任何一位前来谒见的下属，都不会空手而来。
五月十五日起程后，曾国藩在长江上走了十二天水路。五月二十六日，因为第二天要离舟登陆，改为陆行，势必开始接触地方官员，面临如何处理礼品的问题。所以他写了一篇文告：《谕巡捕、门房、签押三条》，发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他们约法三章，“明日起早经过地方，即是与州县交涉之始”，“特严定条约，愿巡捕、门印、签押敬听而牢记之”。
这约法三章中第二条专讲如何处理礼品：
第二条：不许收受银礼。凡收人礼物，其初不过收茶叶、小菜之类，渐而收及鞍马、衣料，渐而收及金银、古玩。其初不过是下属主动的投赠之情，渐而有的官员就要笑索授意下属送礼，甚至渐而诛求逼勒，以至贿赂公行，皆始于此。嗣后我这里的巡捕、门印、签押，务各自爱，不准收受丝毫礼物。即茶叶、小菜、至亲密友赠送微物，除非禀明我本人，经再三斟酌者，概不许收。倘有隐瞒收受者，重则枷号棍责，轻则递解回籍。
文章结尾，又一次重复不得收受任何礼品：
……以上三条，巡捕、门印、签押三处，各写一分，贴于座右……至送礼物者，一概谢绝不收。无论茶叶、小菜，以及裁料、衣服、书籍、字画、古玩、器皿、金银、食物，均皆不收。
由这约法三章，我们可以推测，曾国藩就任之初，是没有收取地方官员的“见面礼”的。这就相当于拒绝了一笔相当巨大的收入。
不过身在官场，从始至终片礼不沾是不可能的。如此“不近人情”，不符合曾国藩“和光同尘”的作风，也不利于他在某些情况下与下属建立基本的情感联系。所以在实在拒绝不了的情况下，他会从下属送来的礼物中挑一两样价值最轻的，其余则全部奉还。
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七日，曾国藩移行辕于安庆，并把家眷接到了这里。因为没有现成的衙门，他就借居在太平天国“英王府”中。新经战乱，“英王府”中缺少生活起居用品。按官场惯例，首府有为督抚办治家居的任务。于是庐州知府唐景皋送去了大批居家日用之物，从家具到被褥，林林总总，几乎无所不有。
虽然这是官场惯例，曾国藩却不打算照行。但东西已经送来，曾国藩又不忍违了下属一片体贴心意，于是将其他东西一概推却，只收了草席七领。他写信给唐知府说：您送来这么多好东西，我十分感谢。只是它们价值过于昂贵，我不敢当。所以只收七种草席。
之所以收草席，是因为《易经》云：“拔茅茹，以其汇，征吉。”“藉茅无咎，连茹汇征”，是说茅这种草，根都相连，拔起一根，则会牵引起其他。象征事物相互牵引，皆向于吉。以此借喻在唐的治理下，灾区黎民脱离苦海，“咸登衽席”。
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九，湘军名将鲍超亲赴安庆，一为商量军务，二为给曾国藩贺寿。鲍超的军队向以能战、能抢闻名，因此他既是一个粗人，也是一位富人。其他部下不敢给曾国藩送礼，鲍超却不管这一套，他一共带来十六包礼物，其中许多珍贵的珠宝古玩之类。曾国藩览之而笑，从中挑了一件收下，其他都送还鲍超。收了一件什么呢？一顶小帽。曾国藩在日记中这样记载：
鲍春霆来，带礼物十六包，以余生日也。多珍贵之件，将受小帽一顶，余则全璧耳。
鲍超对此也无可奈何，只好又带了十六大包东西回去了。
从史料上判断，曾国藩还收过美籍华人容闳“报效”的礼物。
同治四年，容闳从美国采购机器回到中国。两年前他受曾国藩委托，以“出洋委员”身份，携六万八千两白银出洋采购机器，开启了洋务运动之先声。机器运抵上海之后，他赴南京向曾国藩汇报工作。
此时曾国藩已经不在南京，正北上剿捻。曾国藩知道，按中国官场惯例，容闳一定会向他致送礼物，因为曾国藩给他的是一个“肥缺”。六万八千两白银，不但全权由他花用，而且曾国藩当时还请朝廷授予他五品军功并赏戴花翎，对他可谓恩谊高厚。所以曾国藩特意于同治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写信给儿子曾纪泽嘱咐说：“容闳所送等件如在二十金以内，即可收留，多则璧还为是。”
由此可见，这个时候的曾国藩给自己定下的收礼标准是不超过二十两白银。至于容闳所送的是什么，价值多少，没有留下记载。
当然，在特殊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