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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年，在德克萨斯的美国气象局负责人艾萨克·克莱恩告诉加尔文斯特的报纸说，人们不用担心飓风，尽管这座港口城市只是建在离海平面8英尺（约3米）高的地方，并且又没有防波堤。
“任何旋风要制造一个能够损坏这座城市的风暴是不可能的，”这位科学家斩钉截铁地说道，并进一步宣称其他人流露出的关切“完全就是个荒唐的幻觉。”
没有为预防风暴或者海洋的肆虐修建任何设施。1900年9月8日，一场飓风横扫加尔文斯特，它的有“荒唐幻觉”的市民中有8000人死于非命。
在火箭科学的早期，在试飞之前的燃料舱清洗各种
杂质是由技术人员负责的。燃料舱中即使有一点点灰尘
也可能改变飞行的模式，并且存在摧毁火箭的潜在可能。
一次发射以前，身着清洁服装的技术人员从对接平台沿着梯子往下进入燃料舱，仔仔细细地做好清洁，清除每一点可能的杂质，每一处污垢，每一点尘土。
他们返回到控制台以后，遥控检测仪器显示在燃料舱里仍然有一些杂质。
他们重新打开舱盖，把梯子拉了上来。
主持宗教电视节目的牧师杰里·福尔威尔1998年宣布，由于千年虫引起的电脑程序问题“有可能是众神震撼这个国家的工具。”
福尔威尔预言，调整软件使其能够识别2000年的编码将带来一场世界范围的宗教复活，最后导致耶稣回归来带领信徒上天堂。
为了迎接这个等待已久的重大事件，福尔威尔储存了食物和枪支弹药，尽管他并没有说清楚为什么他在去天堂的路上需要枪支弹药，也没有道明白需要食物的原因。
数十年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耗费了1。25亿美元把火星气象轨道观测器发送到6。695亿公里的太空来研究那颗红色的行星。可是科学家们却没有在检查他们的数学计算方面花上几块钱。
一小组负责飞行的科学家用美国的度量衡来计算围绕火星的轨道。但是另一组负责飞行的科学家们却用的是公制度量衡系统。没有人想到要把这两个数字系统进行换算。
结果在航天器能够进入轨道之前，它砸进火星表面被彻底毁坏。当纳税人得知那是航空航天局的一艘便宜的飞船时还稍微得到一点安慰。
然而，它并不是由我们的火箭科学家制造出的第一艘花费以数百万美元计的败作，火箭科学家们证明了有些时候甚至火箭科学也不是火箭科学。
1962年，“海洋一号”偏离运行轨道，在它落到地球上之前不得不把它炸毁，其代价为1850万美元。
究竟出了什么错？是有人在指令计算中把一个连字符号用错了地方。
在18世纪德国大学生用佩剑进行的决斗中，医生们不得不把他们受伤的脸部缝合起来，可是缝合却做得并不好。为什么那些受伤的大学生宁可缝合得不好而不喜欢适当的修复？因为那些学生是在为伤疤而决斗。一个人的伤疤越丑陋，他的社会地位就越高。
美国内战时期的医学科学显然落后于军事学。南方和北方死亡的62万士兵里有一半多不是在战场上阵亡，而是死于疾病和由军医所传播的感染。
一个南方士兵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虽然他受了伤，可他拒绝了治疗，他认为他在战场上比在医院里更有机会活下来。
欧洲的每一位植物学家都把茄子叫做“马拉伊纳那”——“疯狂的苹果”——他们认为要是你吃了它，你就会变得失去理智。或许他们试图使他们的母亲相信，依据科学他们没有必要吃那种蔬菜。
詹姆斯·索尔兹伯里是一位英国医生，他在1880年发明了一个独特的治疗哮喘病的方法：每天吃3块煎得很熟的牛肉馅饼，同时饮用大量的热水。
这个治疗方法没有作用，但是这个汉堡包式的主菜被我们沿用，它的名字叫“索尔兹伯里牛排”。
在史前的欧洲，萨满教僧人尝试在病患者头颅上打孔来治疗癫痫病。这是他们的手艺，如此在头颅上钻孔的病人能够经历那原始的手术而存活，并且常常回来再进行更多的治疗。
奇怪的是打孔术在1962年重新被炒热，当时一位荷兰医生宣称切掉一小部分头骨将恢复大脑的适当血液循环，促进意识。
荷兰人对这种观点的回应是把那位医生送进了精神病院。
至少有两位该医生的英国追随者真的给自己做了打孔术，他们用电钻在自己的前额打孔，把骨头碎片从颅内取出来。虽然这两个人都没有接受过医学培训，他们都在手术后活了下来，并且在伦敦开了一家艺术画廊。
古代罗马人不刷牙。相反，他们遵照古代罗马牙医的建议，用小便来漱口以预防他们的牙齿被蛀蚀。
新西兰古代的毛利人相信是神打喷嚏把生命赋予人类的。
与此观点相反，许多古代的欧洲部落认为人可以因打喷嚏而致死，因为他们把灵魂从鼻孔里打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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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为什么在打喷嚏时我们仍然说：“上帝保佑你。”尽管现代医学科学并不把它视为一种保护性措施。
在古代欧洲，人们被活埋在城堡或者别的重要建筑的基脚下。这是由于古代的工程师注意到有时候墙壁会移动，然后固定下来。
工程师们把那些用人来充当的砖块作为向地神的奉献以防止墙壁倒塌。
今天的工程师们更常用现场备忘录和小组工作会来作为逃避那些指责的先进手段。
中世纪的医生认为他们能够通过把马的头放在病人的枕头下面来让病人退烧。很可能用这种方法把发烧赶走的惟一方式是连同病人一块赶走。
1954年，科学家宣布吸烟者患肺癌的比例相当于非吸烟者的3倍到16倍之后，吸烟者的数量却反而在增加。
1995年，德克萨斯州一位男子在他的药剂师给了他治高血压的药而不是治咽炎的药之后，心脏病发作致死。那位药剂师不能够辨认处方上医生的手写医嘱。
在19世纪初期，英国探险家弗兰西斯·加尔顿把他那好奇的心思和可观的财富转向了科学，就像他的表兄查尔斯·达尔文一样。
加尔顿的奇特的研究当中有：他通过对在每一座城市（从漂亮伦敦到丑陋阿伯丁）见到的漂亮女性进行记数而做出的一幅美人地图，绞死罪犯的绳索的适当长度，安在椅子腿上、用于确定人们朝晚宴桌上的同伴倾斜程度多少的压力表，对演讲者的枯燥乏味进行评价的量化指标，一个用于从远处测量女性身材的六分仪，还有他的那篇有些臭名远扬的论文“祈祷者效能的统计学研究”。除了其他之外，该论文还证明，臣民为君主的长寿而祈祷，可君主实际上的寿命要短一些。
加尔顿最臭名昭著之举在于他鼓吹的优生学。他提议只有出身高贵、展现出“健康、有精力、有能力、有男子气概和彬彬有礼”这些适当品质的男子才应该被挑选出来构成英格兰的生育群体。
白痴、罪犯以及各种其他令人讨厌的人应该被关押在劳工营禁止其生儿育女。
威廉·夏克利是另一位有争议的遗传学家，他认为他自己的子女在智力进化方面是对其父亲素质的一个“重大的倒退”。
夏克利夫妇是如何出错的？他把它归咎于他妻子缺乏高度的学术成就。
19世纪的医生把病人锁在一个发热舱里，舱内高亮度的电灯泡使病人的体温上升到高至105华氏度（约41摄氏度），试图以这样的方法来治愈梅毒。
一位英国医生在1851年发明了一个蚂蝗暴风雨警报系统。他的天气分析装置由一个装满蚂蝗的罐子和一个铃铛组成。他预计，在暴风雨即将来临时，蚂蝗会变得活跃起来，于是铃铛被敲响。
那位医生的想法是要在英国的沿海地区建立一系列的蚂蝗警报站。英国政府拒绝了他的建议。
第14章 名人说过的蠢事
要是你想闻名天下，那就早早地开始做伸长嘴巴的健身操，这样当记者开始报道你所说的话的时候，你的舌头就会有1英尺（约30厘米）长了。
在说大蠢话的竞赛中，政治家们很可能是难以超越的领头羊。
卡尔文·柯立芝总统：“当越来越多的人们失去了工作就产生了失业。”
罗纳德·里根在被问及他有什么样的资格去担任总统一职时说：“我还没有聪明到会撒谎的地步。〃
华盛顿特区的市长马利昂·巴里：“除了杀人案之外，我们的犯罪率是最低的之一。”
乔治·布什总统：“我有自己的看法，它们是坚定的看法，可是我并非总是与它们保持一致。”
副总统丹·奎尔：“失去了自己的思想是一个多么大的浪费，或者完全没有思想。那是多么的真实呀。”
华伦·哈定总统：“进展不是宣布也不是奢谈。它既非装模做样也非玩弄偏见。它不是人称代名词，也不是常年的声明。它既非在热情驱使下的人民的心神不安，也非提出的一个承诺。”
罗纳德·里根在反对保护国有森林的立法时说：“一棵树就是一棵树。你需要看多少棵树？”
芝加哥市长理查德·达莱说：“把这件事一劳永逸地解决掉。警察到那儿不是去制造混乱的。警察在那里是要保持混乱。”
参议员巴利·戈尔德华特1964年在竞选总统时说：“许多美国人不喜欢简单的事物。他们就是以此来反对我们保守派的。”
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顾问霍华德·派尔说：“受痛苦的权利是市场经的乐趣之一。”
调查“泰坦尼克”号灾难的政府调查委员会主席参议员威廉·史密斯说：“船上的乘客为什么不去防水密封舱逃生？”
史密斯参议员没看到显而易见的事实：在被认为是防水的密封舱里躲避的任何人要�